宇宙论（cosmology）是哲学的基本论域之一，或许是最基本的。

cosmology来自于古希腊的Kosmos，意为“秩序、好的秩序、有序地安排”。这种安排、布置的很和谐的意义，后来还引申为女士裙子上的装饰点缀。

毕达哥拉斯最早用kosmos这个词来指代缀满星星的天穹，这个星空就仿佛是用宝石点缀的女士裙子，于是所有人都获得了绅士视角。

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用cosmology来指代研究这个整个世界、宇宙的学问，大抵被算作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把宇宙论当作比形而上学更为根本的东西，形而上学研究一切的存在和非存在，以及它们的关系、根据、形成的原因和活动的影响；宇宙论比形而上学更为基础的地方在于，它研究这一切背后的那些秩序，以及容纳这些秩序的场域。

研究对象：

形而上学：存在、非存在

宇宙论：存在、非存在、其他一切事物背后的那个场域、主导这个场域的秩序。

比如康德、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传统中的宇宙论：

宇宙不是与主体无关的东西，不是外在的客观现实，而是一个主体以之作为背景展开与必然性、可朽性进行斗争的舞台，最终的目的是获得自由。所谓的“宇宙”一开始是一个以主体为中心的影片、舞台，主体竭尽全力在其中让自己去中心化，让聚光灯不再照向自己，从而拥抱自由、无限和解脱。

比如马克思、海德格尔这样的反形而上学家的宇宙论：

宇宙不是既定的、已经存在东西，而是有限的主体在它的生存活动中不断遭遇异质性的他者，通过劳动向这些他者敞开，将这些内容空间化、实体化、对象化的临时产物；宇宙的无限性取决于主体的有限性，主体的有限性决定了主体需要不断地向他者敞开，从而获得一种相对稳固的宇宙图景。

宇宙论不一定承认“宇宙”的客观存在，因为在许多哲学中，“客观性”（objectivity）是一个被复杂机制所建构的产物，而不是不言自明、预先给予的惰性存在。

简单点说：不要把这个宇宙想象成一个大容器，而你自己是里面的一个小石子儿。

想象这个宇宙的方式有很多：你是放映机，而宇宙是你放出来的电影；你是大容器，而宇宙是一个小石子儿；日月星辰整个宇宙才是你的身体，这个身体产生了你的意识；作为公共服务器的宇宙根本不存在，它只是所有局域网玩家的一个口头约定……

为了能够理解更多哲学家（观念论者、反实在论者、结构主义者、新实在论者等等）关于我们所存在的场域的看法，我们必须启用“宇宙论”最原始的意思：

这一切的背后的那个场域，和它的秩序是怎样的？

学习哲学的第一步，就是从思考宇宙开始。

这个宇宙，和哲学家的心灵一样，请不要用任何理论限制它。

本体论（ontology）是哲学的第二个基本论域，某种意义上它定义了何为“基本”、“根据”。

Ontology也可以翻译为存在论，它词根的ontos是希腊语on（存在）的属格，可以翻译为存在的“东西”。然而，一开始的本体论并不研究日常、凡俗的东西。

在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那里，有一个著名的意见之路和真理之路的区分。

意见之路的意见（doxa），就是遵循众人的宗教信仰，附和流行的观点，追求公众的好感荣耀，这个基本就是放弃理性的思考，而投入到某种blingbling的光芒中去的道路。比如后来的基督教，就用doxa来赞美上帝，叫做荣耀颂（doxology）；把大家一致认可的正确意见叫做正统意见（orthodox），东正教就这么来的。

哲学不追求doxa，哲学往往被人们理解为错谬、矛盾、paradox（para-dox，与日常意见相对立），因为哲学追求的是真理之路，这里的真理（aletheia）在古希腊语里意思是无蔽，解开那些blingbling的光芒的遮蔽，才能看到真理。

那么巴门尼德认为怎样才能解开遮蔽呢？他的答案是：坚持存在的存在，不存在的不存在，就可以了。那么太阳算存在吗？食物算存在吗？

在巴门尼德看，这些玩意都不存在，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变化，而只要一发生变化，它们就失去了严格的存在性。把太阳、汉堡包、小狗这些玩意看作是存在的，就已经是一种doxa了，是把不存在的东西当作存在了。所以，在巴门尼德那里，唯一的存在只有存在本身，这个存在本身就是指本体、永恒、太一。普通人的doxa所认定的存在，统统都是不存在。

事情搞到这个份上，就弄不下去了，于是出来了一个圆场的，叫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巴老哥研究存在本身太牛逼了，但是哲学不能只研究那个至高无上的存在（being/on），还要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 to on hei on），在那儿存在的那些东西，也就是普通人所谓的现实。

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本体论就变成一种搜罗描述生活中各式各样东西的学问，某种收集癖，好听点叫博物学；相反，他还是坚持了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将存在定义为现象背后的看不见的东西。

因此，本体论研究的就是这种现象背后的本体性的成因，让现象之所以如此生成出来的那些基础性的本体，和这些本体之间的关系（谁是老大、谁是小弟、谁是逍遥派、骑墙派、当权派、反动派等等）。抓住关键词，现象背后的成因，基础性的本体。

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成性的机制，那个没法用感官去把握，只能用理性和逻辑去推断的抽象过程，就是本体论研究的东西。

哲学的第三个基本论域是认识论（epistemology），从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一直到康德，认识论堪称哲学最重要的分支。

Epistemology这个词由19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费利尔最先使用。古希腊语的episteme（知识、认识）加上一个-logy（什么什么学）就是了。Episteme的epi-意为over，在什么什么上面，steme来自于动词istamai，也就是stand。所以episteme（overstand）就是稳稳地立在上面，“高屋建瓴”，表示非常有把握的、体系化的知识，所谓“高明”是也。

巴门尼德那里，把aletheia真理和doxa意见对立起来，但是aletheia是个否定性的说法，“无遮蔽”，鬼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柏拉图就把它换成episteme，高明，也和群氓的doxa对立起来，于是episteme就专指系统、理性、有逻辑的科学知识了。

虽然认识论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康德，但他那里还没有认识论epistemology这个词。

康德用的是gnoseology（gnosis在古希腊就是个人通过学习把握到的知识），关于知识的理论，知识论。德国人还用“Die kenntnistheorie”，这里面的Erkennntnis是动词erkennen的名词，意思是关于怎么看清楚、弄明白的理论。这个学问的范围比知识论要广一些，还包括了识别、信念、确证、怀疑等。

后来自然科学大行其道，成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科化、体系化的主流理论。于是epistemology就被哲学接受下来，成为研究知识的特定术语。康德的gnoseology也成了一种相对流行的epistemology。

究竟什么是认识论？这件事要从笛卡尔说起。

笛卡尔有一个著名的怀疑（也困扰了庄子、苏轼）：假如我感受到的一切，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妖怪施展法力骗我的，怎么办？

笛卡尔的解决思路：

1、甭管这一切是真是假，至少“我在思考”这件事是真的。

2、进一步可以推断出我知道何为“真实”。

3、我脑子里有关于“真”的观念，它不可能凭空冒出来，一定来自于某个“真实者”。

4、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真实者”一定是客观存在的。

4、这个客观存在的真实者确保了一切现象（哪怕是假象）背后都有真实的那一面。

5、就算我们看不到那真实的彼岸，但是真实者肯定看得到。

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只能看到世界的表象，而只有真实者（上帝）可以看到真相。

这种“上帝视角”，在康德那里就叫做“理智直观”，理智直观对于人类是不可能的。假如你能够一眼看穿整个世界，就跟打DOTA开全图，打CS开透视一样，幸福、磨难、努力、救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生存就丧失了未知和冒险的维度，变成非常无聊僵死的算计。

所以人类不可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物自体”）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类不可能从本体论上彻底理解这个世界，透过现象看到最终的本质，这就跟开作弊器打游戏一样，毫无意义。既然本体论这条路走不通，康德只能告诉我们要走认识论这条路，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承认自己生存在充满幻觉和假象的表象世界，并且愿意按照认识论的原则来生存，而不是运用本体论的理智直观来作弊。

在康德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必须停留在认识论层面，比如母子之间的亲情，就不能从本体论上还原成族群和个体的利益关系，否则就不存在感情，只有利益了；又比如个人对理想的奉献，我们永远不必确定这到底是出于毫无私心的崇高，还是出于背后虚伪的自私自利。

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就教导我们，婚姻作为一种契约，就能够让这种焦灼的“你爱不爱我”的无止尽追问就此打住，转化为一种人为设立的必然性“我们不能背叛彼此”。这种必然性的根基不是本体论上的“他/她真的爱我”，而是认识论上的“我相信我们彼此相爱”，只有当两个人都愿意放弃逼问对方“你爱不爱我”，两个人都对于那种歇斯底里的“爱不爱”的激烈关系感到受不了的时候，爱情就进化成了婚姻，变成了更高阶段的东西。

所以简而言之，认识论，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没法接触到现象背后那个真实的维度，就是要保留这个真实的维度于未知，而通过理性和道德，去把握我们有限的现象层面的生存，去在动荡和不安中通过彼此的信任来获得宝贵的确定性。

目的论（teleology）是哲学的四个基本领域当中的最后一个，毕竟它的词根telos本身就有终极目的、终点、末端的意思。

关于这个telos，宇宙的终极目的的争论，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和伊比鸠鲁那里。

这两人都同意万物由原子构成，德谟克里特认为原子只会做一种运动，就是直线运动，不断向着中心坠落，又因为彼此碰撞，轻的被弹开，重的留在了中间，就形成了漩涡、星体等等；伊比鸠鲁认为这太扯了，整个宇宙都被某种盲目的必然性预先主宰的话，就一丁点自由也没了，于是他认为原子不仅仅会做直线运动，还能出于自己内在的潜能，做偏斜运动，这样这些原子就像里面坐着一个驾驶员的小飞船一样，虽然也是向前开，但是具备了某种自主的转向能力，万物就在本体论层面，获得了自由的保障。

德谟克里特支持必然性和秩序；伊比鸠鲁支持任意性和自由。亚里士多德给这两老哥进行了调和，提出了telos的概念，终极目的。

在原子论里，德谟克里特的那种现成的必然性，意味着使得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态势，在变化发生之前就已经作为一种“既定局面”而预先存在了，于是一切都决定好了，没有额外的变数；伊比鸠鲁则把这种额外的变数，这种偏斜的自由，无条件地给与既定局面当中的每一部分，于是一切都变得混乱无序了；亚里士多德高明的地方在于，把telos，也就是这种额外的变数，当作是一种生成的目的性，位于整个既定局面的最后的极限时刻，在事物的不断运动变化过程中，在事物实现自己的潜在本质的过程中，最后才能被发现的。比如一颗种子发芽，你得等到它最后长成什么花、什么树、什么果，你才能知道它的终极目的，这时引导它成长的必然性，和它实现自己的潜能的自由，就是同一个东西了。

这个终极目的telos是埋伏在未来的原因，一种从本体论上讲不可能，从认识论上讲非理性的东西。它预先移动到了尚未发生的未来，穿越了时空，吸引着当下的事物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它就是万事万物向着未来开放、不断生成的那种自由的力量。有了telos的事物，才是活的事物，有了目的，能够设定自己未来方向的人类，才是活人。

所以作为teleology的目的论，表明的是，宇宙和万物的目的不是预先设立的，被既有的宇宙、秩序、事物所限定好的，恰恰相反，目的论反过来，从一个宇宙论上尚未敞开、本体论上尚未发生、认识论上尚未被体验到的未来，从这个超出整个系统框架的未来，向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指明了方向，目的不是被设立的，相反，目的设立了一切，但它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经注定，相反，它意味着一切都有待被设定，万事万物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属于自己的telos，实现自己的潜能。

所以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所提倡的目的论，常常被后现代哲学家批评是某种宏大叙事、僵死的宿命论，这是一种误解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