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与创新知识上面谈到博雅和专业教育的并重。一个人需要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提高人品，谓之博雅。大学还要培养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人文、社会和自然的世界极其复杂、微妙，探寻没有止境。研究永远需要创新。于是才有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程，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表示知识的深厚，需要一批一批的人前赴后继、不断探寻，以加深并且创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对知识的探寻与创新，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的束缚。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全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会受到很多限制。
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历史，否则大学只会成为政治与社会（比如宗教）上利益集团的从属物，知识堕落，学术遭到窒息，社会退步，人民的生活普遍受到压抑。
道理如此，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完全自主，学术也没有能够做到绝对自由。在探讨大学发展史时，金耀基指出，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附属于教会，学术也没有自由。后来在理性主义兴起后，政教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学术从教权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不过它又受到了政治的干预。政治无所不包，自然也包括大学。国家与社会重叠，大学只是国家或权力的学术工具。大学自主、学术自由没有存在的余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大学被麦卡锡主义搅得天翻地覆。就是在当代的美国大学，公立学校要受制于州议会通过其在校董会的代理人的监督与财政预算的控制，私立学校则受到通常是以商人为主的校董会的监督与控制。
不过美国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还是得到较大保障的。比如校长的遴选尽管最后是要校董会同意，但是选拔过程公开，有教员参与。教员的选聘或职务的解除也都由学校自己决定，校董会通常不会干涉。招生也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情。课程设置、研究项目与质量的控制，教员也有很高的自主性。在对知识的探索、真理的追求问题上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基本没有禁区。
在大陆，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尤其在人文和社科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化”。不过**似乎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等。看来“去行政化”方面或许可以有些进步。但是进步会有多大，还不得而知。这是因为“去行政化”会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那么中国高校行政化有哪些表现呢？杨德光提到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各级**都设立了机构庞大的管高校的教育行政机关。如，国家有教育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厅。每所高校上面都有主管部门，高校正副校长都由上级党政机关任命；高校办学经费由上级行政机关下拨，包括专项费、重大科研项目及经费等；高校的学位授予权、博士点、硕士点、新专业设置、教师编制、高级职称比例，以及高校升格、更名，都要经上级行政机关审批；对高校的考核、评估，是由上级行政机关操办的。”
大学被分为不同的等级：有副部级、司、局（厅）级。行政级别不同，政治、经济待遇也各不相同。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高校的管理者把自己当作“官”，按行政规则运作，而不是按教育规律运作。他们在管人、治人，而不是在服务。
学术管理也被行政化。“各院系的专业设置、调整，课程结构、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师职称评定，教师的招聘、流动，教师的考核、晋级等，即无论是学术事务还是行政事务，统统由行政部门决定。教授们很少有发言权、决策权……”
如此一来，看到的更多是官员治校，而不是教授治校。当上官，就可以拿到职称：官僚学术化；既当官又有职称，就可以垄断学术资源。于是许多教授也都争当书记、主任：学术官僚化。如果你既不当官，又不巴结当官的，或者得罪了领导，你就很难获得学术资源。
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去探寻知识、创新知识。多数人可能只是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学术良心、社会良心而在那里做事的人会很少，而且不被欣赏。这真是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
今后能否像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和发展规划要求的那样“去行政化”，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只有“去行政化”，才能像蔡元培说的那样：
“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任何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上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也不能代负责任。”
港澳台在大学的自主和学术空间方面，程度较高。其中一些管理比较完善的学校，其实可以和内地的一些学校多交流办学经验，也可以在某些领域合作办学。如此，港澳台的大学可以继续完善，也会给大陆大学改革提供一些经验。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中，广东省和福建省被列为“加强内地高校与港澳知名高校合作办学，探索闽台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新模式”的试点省，广东省还被列为“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试点省。这些规定都为港澳台在中国内地大学教育的改革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政策基础。
当然，港澳台也要继续加强办学的自主性与学术自由，警惕不要让其滑坡，不要非但没能帮助大陆的学校增加自主，反而将自己的自主度降下来。这或许也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充分发挥香港、澳门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作用”吧。
张鸣认为，中国大学的最终出路是私立大学，如教会学校、港资、外资学校的发展，形成对公立大学的竞争，使其改弦更张。当然这些学校也要防止“内地化”的问题。最近报载香港中文大学计划办一个独立的深圳学院，于2012年开始招生，首期六七千人，第二期四五千人。其教学素质、学术水准及收费标准（约十万港元一年）都与沙田中大看齐，有绝对的学术自主，资源与财务独立。他们能否成功，能否为内地的大学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促使内地高校的改革，还要拭目以待。
服务社会大学的第三个理念是服务社会。大学服务社会天经地义，关键是如何服务。将大学变为工具，像“文革”时那样，曲学阿世，是一种服务方式，但那样就失去了大学的自主性与学术自由。像现在有的学者那样作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是一种方式，不过这些学者也同样失去了自主性与学术自由。理想的服务形式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自然科学家将自己的研究转化为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服务之一。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都是如此。袁隆平所研究出来的杂交水稻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就是一个例子。今天生活的便利，无论是飞机、轮船、大楼，还是电脑、电视、电话，没有一个能够离开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贡献。
其次，人文和社会科学家们也有自己的责任，需要将研究服务于社会。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谈到大学的责任时说，“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这也正是公共社会学所要求教授们做的事情。
前美国社会学会会长Frances Fox Piven说：“我认为社会学的工作或实践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关于社会群体如何生活、社会如何成为可能、社会问题为什么产生等等方面的理论建构和证据发掘上面。我认为我们应该给这些研究注入一点道德的关怀。我不同意下面这个观点：即一方面，我们是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而在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公民生活中，我们可以走出去参加一个什么示威活动。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道德关怀结合起来。”
人文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目标就是文化、政治、经济、社会，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他们应该站出来讲话。这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服务社会，尤其是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服务，而不是只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确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大学的理念，大学存在的理由。
大学不应该沉溺在SCI和SSCI的迷思中，钻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大学要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帮助建构一个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这才是大学存在的价值。大学的理念告诉我们，无论是SCI和SSCI，还是专书或研究报告，它们的价值在于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否则便只是雕虫小技。
如何能够像原南开大学校长毋国光所讲，在大学创造一种氛围，让社会看起来，这里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除了管理层的努力之外，还需要有教授和学生的努力。这正是下一篇文章里要讨论的问题。

同意楼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