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二人的名气实在太大，估计杀了他们会搞得天下读书人寒心，玄烨对他们只是先抓、后放、再怀柔，著作一律焚毁，不准讲学。硬是把兼任土匪的儒学大师给逼成了隐士（不准回老家，那儿弟子太多，不好控制），可是对一个学者来说，如果自己的思想不能发展，生命又有什么意义，杀与不杀，又有什么区别。
　　没有杀这两位大师，对别人可就不用客气了。为征服汉族，自清朝福临开始就对汉族士人大加屠戮。
　　欲灭其族，先灭其文。
　　福临、玄烨、允禛、弘历这些清朝皇帝拿出来的办法就是“灭其文”，具体来说，就是文字狱。
　　玄烨算是个不错的皇帝了，仅庄允诚《明史》一案就有222人被杀，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而庄允诚不过是有几次说明朝为“我朝”，称清兵为贼。而且，清朝文字狱不是抓了作者就收工，也不是把作者满门抄斩就算完了，而是所有参与书籍作序、校补、刊印的人都一起杀光。最不幸的是，明末刊书风气，经常把当世的名人列为作者，根本不要本人同意。
　　玄烨看到，是要杀人的。
　　庄允诚《明史》案中查继佐、范骧人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照样也被砍头。
　　玄烨跟儿子允禛比，允禛跟孙子弘历比，手段一个比一个黑，杀人一个比一个多，相比之下玄烨还是好的。
　　雍正年间，杀了一些诗词作者，比如“夺朱非正统，异种也称王”，从字面意思看起来好像也没冤枉作者，而且，据说（二月河）允禛杀人还是为了手下官员争风吃醋的牺牲品，其实，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因为写诗掉了脑袋。乾隆年间，别说写反诗，就是私自注《大学》、《中庸》都不行，打击范围从民间著书发展到朝臣，甚至封疆大吏。
　　弘历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处死了河南布政使彭家屏，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处死江西巡抚海成，这二位既没写反诗也没私注四书。彭家屏因为在族谱里没有对清朝皇帝名字缺笔，海成则是在处理一本字典的时候不够积极，而那本字典得名字叫做《字贯》，不过是在序言里说自己这本书比《康熙字典》更全，弘历收禁此书，海成收禁不利被砍头。
　　这两颗头是封疆大吏的头，弘历不过是想借此警告臣民，不是皇权说出去的话，统统不算数，官员也不行。
　　不要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很伟大，就是再伟大，也不可能取代天下人思想。
　　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不要提清初公安派、桐城派，那些都不再是儒学，而是“考据学”，六经印错一个字又怎么了，错一个字真就值得两帮人掐一辈子。即使如此，桐城派大腕级人物戴名世一样被枭首。
　　清朝已降，再没有象黄宗羲、顾炎武这样的儒学大师，宋明心学则基本绝迹。本来封建专制就不喜欢心学，还“知行合一”，还是先让我规定了“知”，你再“行”吧。废掉了心学，阉割了理学，清廷拿出来的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本来就是汉董仲舒为刘邦夺天下对朴学的篡改，“三纲五常”那些糟粕就是姓董的搞出来的。
　　康乾文字狱打折了儒生的脊梁，焚书坑儒杀掉了400多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忽悠嬴政长生不老的方士，张居正再牛，不过也就是杀个把何心隐。
　　无论后来民族融合多么和谐，清兵入关对汉族都是一场浩劫，明末中国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玄烨时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了。而且，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最让人费解，也最难写，因为各种史料矛盾太大。因为，清朝，喜欢乱改史料。史籍在中国历史中确实经常被改动，比如朱棣试图篡改《明实录》，但秉笔直书的史官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让今人推断历史真相。清史不行，尤其是清军入关前后那段历史。
　　史笔如山，又岂能永远掩盖真相！

不能真实记录自己历史的民族注定衰败，没有思想的民族又如何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的儒学武功，就这样奄奄一息了。
　　清初币制、税制确比历代优秀，可这能抹去中华民族的伤痛吗，中国历史上汉族并非没被异族征服，只有这一次，民族必须改换衣冠，必须留一条大辫子。外表尚且如此，何况文化。
　　也许拜现在电视剧里的辫子戏所赐，也许因为熟稔查良镛先生的《鹿鼎记》。汉族人，还是满族人当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只要能国泰民安，谁当皇帝不都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尽管明朝禁绝了心学，但文明发展与后金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帮助下入主中原，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入关，他们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绝对服从，而是要打折反抗者的脊梁，也就必然会推行封建奴化思想。
　　奴化与皇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
　　皇权造就恐惧与服从，即使恐惧、即使服从，个人还是有思考余地，所以明朝的宰相，乃至太监可以通过光明或卑鄙的方式影响皇帝，达到自己的目的，说到底，还是有自我的。
　　奴化却完全不一样，只有更强的权威才能安心。
　　有人觉得，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是儒家文化蚕食了骁勇的八旗。
　　这个事儿，最好反过来说，是清朝统治者利用了儒家文化。果真如此，又何来康乾文字狱，文字狱又岂能是禁止一家学说。异化后的文化会成为蚕食心灵，让人们完全丧失反抗的勇气，既不能反抗皇权，也不会反抗异族，自己天生就是奴才。
　　清朝入关，汉人被抬入旗籍成为一种莫大的荣耀，数典忘宗！
　　现在，看到那些辫子戏，甩着马蹄袖高呼自己是奴才，似乎有人还颇以此为荣。奴才，一个多么有侮辱性的称呼！
　　你忘了疼痛吗？

　始于抢劫，衰于安乐
　　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西班牙曾经把抢劫作为国家唯一主导产业。
　　16世纪初期，最先移民新大陆的是西班牙，西班牙殖民史上写满了臭名昭著的名字：科尔斯特、皮萨罗、菲尔南德……。对美洲土著来说，他们不是上帝的使者，是带来战争和瘟疫的魔鬼。印第安人、阿兹特克人被成批屠杀，活着的土著则沦为奴隶，1570年墨西哥地区人口从2500万人下降到265万人，秘鲁地区则从900万下降到130万。
　　残酷的杀戮和掠夺，给西班牙带来了大量的金银。1545～1560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新大陆运回来246000公斤白银、5500公斤黄金，到16世纪末期西班牙的金银数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的83％。
　　大量金银涌进欧洲，物价开始飞涨。十六世纪末期，西班牙一般生活用品在上涨了4倍多，粮食则上涨了5倍多（欧洲其他地区粮食也上涨了2倍左右）。突入其来的通货膨胀中，最倒霉的莫过工场工人，最大的获益者莫过于商人，因为工资是定额的，上涨速度永远比不过物价。
　　资本主义萌芽发轫时期需要大量货币支撑交换，价格上涨恰恰刺激了人们交易需求，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通货膨胀理顺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时期的交易体系，封建领主制度逐步失去了支撑。
　　在历史上，这段源自重金属增加的物价上扬被称为“价格革命”。如同当年英国通胀来自入超，价格革命同样告诉我们，钱多了不一定是好事，最大的金银输入国——西班牙，并没有从中获益。
　　随着金银增多，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贵族开始追求奢侈生活，财富并未被本国工农商业所吸收，而是辗转流入英法等国后才转化为资本，抢劫成了为人作嫁。由于缺乏生产能力，殖民地市场很快也被英法等国商品占领。一般阶层，地租和工资减少使得西班牙人更热衷于海外探险、海上贸易，衰落的种子从此种下。因为，出海探险的人，是西班牙最有进取心的一部分人，也是支撑经济的中坚，这部分人都到海外当了强盗，本土经济开始衰落。
　　常年的抢掠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本土却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东西，仍旧是封建领主制。农业几乎颓废，贸易也别开生面，所有商品都靠抢来的银子去买，就连赖以生存的对美贸易也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
　　但是，对一个称霸世界的国家来说，这是致命的伤痕。
　　十六世纪中期，海上已经不太平了，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号称“海盗女王”，英国皇家海军即职业海盗，西班牙海上商船经常血本无归。西班牙王室终于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1588年西班牙出动“无敌舰队”，准备好好教训一下伊丽莎白。这场战争应该没有悬念，英国虽然也是海盗，但跟大哥西班牙比实在寒酸。因为经常打不赢，所以船很小，这样逃跑的时候比较方便。
　　西班牙VS英国=异国版“赤壁”。
　　在“无敌舰队”看来，英国战船是不用打的，撞也可以。为实践这个理论，西班牙增加了船只撞击能力，用铁锁把战舰连起来。这个时候《三国演义》大概还没有西班牙文版本，否则西班牙人一定不会这蠢。英国海盗虽然没看过《三国演义》，不过英国海盗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用诸葛亮的方法打了一场异国版的赤壁之战。
　　英国人拿出来的方式是火攻。“无敌舰队”战舰庞大，吃水过深、行动迟缓，战争结果翻转，“无敌舰队”居然被英国人一把火烧掉了。
　　经此一役，海盗新贵英国控制了多弗尔海峡，对西班牙船只的抢劫更是肆无忌惮。西班牙王室就指望从新大陆运来金银过日子，偏偏经常被劫走。逐渐，西班牙王室开始不能兑付地中海城市本土银行汇票，本土在地中海的银行开始大量破产。
　　西班牙银行业衰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16世纪末，新大陆白银逐渐枯竭，17世纪荷兰联省又分裂了西班牙本土，西班牙在世界级大国对决中最终败北。

第6章 文明始于野蛮(应该放在上面那部分之前)
　　
　　信托责任
　　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是荷兰。
　　16世纪初期，荷兰还只是西班牙的几个行省，史称联合十七省。尼德兰是西班牙北部行省重要城市，西欧主要河流基本都在尼德兰附近出海，大发现逐步使尼德兰成为一个新兴贸易中心。
　　这个消息对西班牙并不值得振奋，想让北方这几个行省听从王室命令，那是相当不靠谱的。北部行省从16世纪初期就跟王室对着干，不但居民信仰新教，而且庇护教皇的通缉犯。
　　没有王权限制，没有宗教迫害，什么人都可以来做生意，又是欧洲主要出海口，联合省的商业和城市要是不兴起，那才是真见鬼。最初是尼德兰、布鲁日、安特卫普，后来是阿姆斯特丹，出于对王室的抗争，这些城市税负很低，终于成为欧洲商品交易中心。
　　联省没什么银矿，又跟国王对着干，别指望这里有什么货币，解决方式在于贸易发展。
　　城市挤满了意大利城市的富商。
　　当时的国际贸易不可能货到付款，富商要经常打欠条，这些欠条往往有联省财政做担保，所以，信誉还是蛮高的。鉴于以上原因，欠条开始被当做货币流通，欧洲第一个欠条市场就此形成。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欠条开始在整个欧洲流动，欠条终于发展成汇票。16世纪末期，联省城市集中了汇票交易，借贷双方信息能够很快集中，降低了信贷搜寻成本，地中海区域的银行很快就搬到了联省。
　　此时、此地，联省城市已经取得了西欧金融中心地位。
　　鉴于国际贸易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鉴于西班牙王室经常对联省横加指责，鉴于自己已经很富裕，鉴于……，16世纪末期，联省开始试图摆脱西班牙王室控制。
　　王室的回应是，战争。
　　结果，联省南部10省被西班牙王室占领，北方七省独立，1588年以北方7省为主体，荷兰联省共和国诞生。西班牙海军主力掌握在北部联省手中，共和国封锁了南部的对外贸易，南方金融重镇从此一蹶不振。
　　从此，阿姆斯特丹一枝独秀，成为第一代名副其实的欧洲金融中心，在这里可以不尊重王权，也没有国王，只有执政官。
　　不看重权力，联省共和国还是很看重钱的，有钱才能到海外探险，才能做生意。问题是，北方联省的人没钱，贵族也没有。个人投资逐步不能满足贸易规模，一旦商船沉没，又可能搞得家破人亡。
　　没钱，也不能错过生意。
　　公司制、法人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人类文明史册。1602年，联省议会在原有14家贸易商的基础上批准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个人资产不再是商业风险承担者，风险承担者是一个新的概念——法人（corporation），贸易商作为股东只担负投资风险。
　　这个时代法人、公司更类似于一个领主，甚至有组建军队、对外宣战的权力。联省议会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专营权，东起好望角、西至麦哲伦海峡，全部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承担。这是那个时代的工商执照，公司业务相当霸道，说白了就是由东印度公司出面去海外替联省抢地盘，公司制由此在一个强盗手中滥觞。

以下是故事，并非史实，谨供参考，请勿模仿。
　　1596年，一艘满载货物的荷兰商船从阿姆斯特丹扬帆远行，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探险。船长名叫巴伦支，受哥伦布的鼓舞，他决定寻找一条从北冰洋向东到亚洲的新航线。
　　想法很好，做法很差。
　　很快他被冰封在北冰洋的三文雅岛附近，巴伦支的船不是破冰船，只有等待坚冰自己融化，巴伦支和17名荷兰水手开始了与严寒的生死较量。开始，他们拆掉船上的甲板做燃料，甲板拆光了，船不能拆，等吧。足足等了7个月，冰面才融化。
　　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即使面临生命威胁，他们也没有动用船上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补给。最后，8个人被冻死，货物却都完好无损地运回了荷兰。
　　这只是一个故事，跟证券交易所并没有任何关系。
　　但很多经济学教材都把这个故事定义为“信托责任”的开端，船员的行为体现了的一种精神：即使面临生命危险，被委托人一定要忠于委托人，没有这种责任，证券市场不可能产生。
　　据说，荷兰人具备这种精神，也正是为此，1609年，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诞生。上市公司是探险的海船，船长是总经理，职员是船员，船主则是股东。船长背负着股东的希望，在任何前提下都不能被判股东利益。
　　以上概念仅存在于教科书中，标准实在是太高，即使今天最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也不能做到。但是“信托责任”始终是证券市场的灵魂，没有“信托责任”就不可能存在证券市场。
　　奥林匹斯山诸神见证了昔日雅典城邦的商业辉煌，日尔曼民族把赤裸裸的野蛮换成了坦然相见的利益，基督教对上帝的忠诚，在这一刻融会贯通，一个证券交易所，融汇了3000年商业文明。
　　交易的基础是诚信，商人，是代表。
　　有人说“无商不奸”，如果商业是为了欺诈而存在，那整个市场又有什么意义，毕竟诚信才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放弃了诚信，就等于放弃了民族未来，不诚信的民族注定会被抛弃在历史之外。

投机：投资于机会
　　荷兰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三位勇士同时爱上一个美丽的少女。为博美人青睐，三位勇士分别送给少女一件礼物：皇冠、宝剑和金块。少女对三人都不钟情，只好向花神祷告，花神只好把皇冠变成鲜花，宝剑变成绿叶，金块变成球茎。
　　这个球茎就是郁金香。
　　少女究竟嫁给谁，寓言也没说清楚，正史中关于郁金香的记载是：16世纪郁金香从中国传入欧洲，直到17世纪仍是一种稀有植物，用途是贵夫人在晚礼服上佩戴。
　　当时，郁金香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比现在开宝马撞人更牛。
　　很快，荷兰人觉得这种花卉很赚钱，开始倒卖郁金香球茎。最初（应该是1635年前后）只是在上层社会倒手，毕竟郁金香是炫耀品，普通人与之无缘。与浪漫的法国人相比，荷兰人以冒险著称，证券交易所在此时派上了用场。1636年，郁金香在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证券交易所上市，单株郁金香可以分割为细股，投机者门槛降低，荷兰开始全民炒郁金香运动。
　　在轰轰烈烈的全民郁金香运动中，荷兰人创造了“期货选择权”，1636年可以卖出1637年出世的郁金香球茎，交割前不需要付款，交割时只需交割证券市场差价，而且推出交易杠杆，允许买空。
　　金融创新，由此开始。
　　1635～1636年，荷兰郁金香合同上涨的幅度是590倍，事情的开头，未必相同于结尾……
　　1637年很快就要到来了，也就是说，1636年卖出的期货和约面临实物交割。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些传闻开始流行，有人说从君士但丁堡运来了大量郁金香；有人说一个破产的贵族只留下两个球茎，却卖不出高价；甚至有人说一个异国水手把船长的球茎当鲱鱼佐料给吃了……
　　1637年2月4日不期而至，在此之前交易都非常顺利，忽然有经纪人喊低报价，当天球茎价格暴跌，一周之内郁金香跌落到农贸市场上洋葱的价格……
　　此时，荷兰**站了出来，声明郁金香球茎价格下跌毫无理由，劝告市民停止抛售。这大概是有历史记录的第一次**救市，既然是救市，就证明市场已经下行，市场下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投资者信心崩溃。
　　信心崩溃，无法弥补的。

“投机”，如果按汉字拆分可以理解为“投资于机会”，决定投机方向的是人类追求利润的本性。人们没有失去理性，言获利就是最大的理性，在投机过程中，价格高速上涨本身就是机会，没有理由不冲上去。
　　而且，郁金香的故事并非全无道理。
　　郁金香生长过程有点特殊，这涉及很多园艺知识，有点复杂。我们只能告诉大家，当时荷兰交易的不是普通郁金香球茎，而是感染植物病毒的球茎。即使普通郁金香，从种子到开花也需要10年左右，在没有园艺技术的年代，短时间内生产变异病毒球茎，根本不可能。
　　用经济学语言描述，郁金香球茎供给曲线垂直，弹性等于0。变异的郁金香球茎，在没有基因技术的年代，这个故事还不够大吗。谁能在克林顿时代断言“纳斯达克网络神话必将破灭”，网络，21世纪前景无量的行业啊。
　　可是，与郁金香一样，那些都是故事。当交易脱离实物转向虚拟，必有暴涨暴跌，也就必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只是故事主角不断变换。这些，并没有错误，资本逐利性最终会体现在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则需要更漫长的演化时间。
　　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这个时差，就是泡沫。从这个角度讲，泡沫将必然存在，虽然我们不能预言在何时、何地。
　　“大傻瓜”理论告诉我们，在泡沫的市场上，人们相信总有最后一个傻瓜成为最后的傻瓜，而自己不会是这个笨蛋。问题是，最后一个大傻瓜肯定会出现，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也可能就是你我。
　　泡沫破灭前，每一个泡沫都闪烁着耀眼的光环，正是在一个个耀眼的光环中，人类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没错，泡沫破灭将给投资人甚至实体经济带来灾难，但在灾难前没有人强迫你去投资。
　　愿赌，就要服输。
　　任何一个泡沫的本质都是资本的逐利本性，故事背后交织着人类的理性与贪婪，也正是这种本性使人类一步步前进，只不过泡沫放大了理性，在泡沫中旋转出七彩人性：喜、怒、哀、乐、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如果没有梦想，人类还能走多远；如果没有泡沫，金融市场又有何魅力？
　　实际上，17世纪后期荷兰衰败的原因并不是金融市场泡沫，而是荷兰执政威廉三世的不忠贞。威廉三世，同时是荷兰执政和英国国王，在执政历程中总牺牲荷兰利益弥补英国，他毕竟不是荷兰国王。大量贸易资金借贷给了英国，荷兰国内却始终没有形成产业规模。
　　最终，与西班牙一样，荷兰以自身衰败为对手强盛献上了一束娇艳的玫瑰。

三
　　“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15～16世纪，英国买卖做大了，指望个把手工业者是不行了。一些国际贸易商开始把小手工业者集中在一起，马克思给这种生产方式起了个名字，叫“工场手工业”。
　　出口需要原料，也就是羊毛，卖羊毛比种地挣钱，“圈地运动”由此诞生。很多人印象中，圈地运动是一个戴着礼帽的英国人赶一匹马，马跑到那里，这块地方就算是弃农从牧了。
　　这种想法，不对。
　　当时英国农民分为两类，一类类似于中国自耕农，另一类则是农奴（“茅屋农”）。茅屋农耕种领主的一部分土地，城堡的剩余土地则是归属于领主的荒地，自耕农和农奴经常入不敷出，经常会在荒地上打草、蓄养家畜甚至开辟农田。圈地，主要是圈荒地和农奴耕种的领主土地，涉及自耕农土地，一般会采用卖买的方式。
　　失去土地的农奴，也失去了谋生方式，却获得了人身自由。
　　1563年，伊丽莎白女王公布《学徒法》，失地农民必须为愿意雇用他的工场主做工，不准农民自己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出去乞讨，不会被收容，但被抓住三次，就要砍头。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责“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其实，王室并不希望工场出现在自己视野里，因为失去领主效忠，王室就失去了权力支撑。15世纪末期，英国王室在打击流浪农民的同时，多次警告领主不准圈地，认为“强迫人们改农为牧，是十分愚蠢的”。不过，此时英国王权已经被议会极大限制，说出来的话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指导性意见。
　　圈地运动残酷吗？
　　领主无良吗？
　　自由可贵吗……
　　很多人指责领主把“茅屋农”推进了一个更悲惨的境界。确实，领主相对于“茅屋农”是强势群体，但在资本做主的世界，领主也没有选择。
　　不圈地，继续原来的生产方式，“茅屋农”带来的收入将远低于资本主义农场，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更强大，此时，他已经不可能再上马提枪，跟对方单挑，只能看着对方以更高价格买走自己的土地，渐渐丧失领地，成为没落贵族。
　　在资本做主的领域，不会有怜悯，上帝只救赎在竞争中成功的人。经济发展，如同人类自身，现代文明的曙光，同样有原罪。

英国的政治喜剧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很猛，曾经率领英国击溃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另外一个后果是，王室欠下了一屁股债。
　　等王位传到查理一世手里，英国王室在阿姆斯特丹已经根本借不到钱了。1641年，查理一世在国内也借不到钱了，他只得求助议会讨论增税，因为增税权在议会手中。
　　议会的反应是通过了《大抗议书》，查理一世很生气，但后果不严重。他没有常备军，想逮捕议员，自己却被赶出伦敦。更倒霉的是，在与议会的内战中他竟然被俘虏了。
　　同时倒霉的，还有议会。
　　议会“模范新军”的军事统帅——克伦威尔，在内战结束时已经可以左右议会。这绝对不是好征兆，虽然人类冲突始终存在，但如果始终以暴力解决问题，那暴力将永无休止。而且，军人干政，与议会的本质基本格格不入。
　　在审判查理一世的问题上，矛盾终于表现出来，克伦威尔授意下，根本没经过合法审判程序，查理一世就被判处死刑。在信奉《大宪章》的英国议会中，走出了一个专制制度，公然反叛《大宪章》公开审判原则，罪犯竟然是国王。
　　大概只有军政才能出现如此恶劣的结果。
　　查理一世的人头并没有换来真正的英吉利共和国，议会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被废除了。
　　克伦威尔是强人，强人，也得死。
　　强人政治在失去强人后必然变成一盘散沙，这个道理在西方也适用。因为，强人不允许另一个强人存在，而强人死后不会有人填补权力真空。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他儿子继位，却根本驾驭不了老爹手下的军队，军官组织了“安全委员会”，驱逐了克伦威尔的儿子。
　　如果顺着这个路径走下去，英国军队会互相PK，胜者将重新统治英国。
　　所幸，不是。
　　与东方不同，英国议会军队不是常备军，而是雇佣军。雇佣军也服从命令，前提是，给钱。
　　在英国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英国数百年来积蓄的商人力量终于爆发了。手段很简单，拒绝给军官贷款。不给钱，士兵就会走人。高级军官走投无路，只得重开议会讨论征税。议会不可能允许军人获得稳定的收入，没有金钱的军队，如同没有血液的怪兽，终于蛰伏于商人脚下。
　　1660年议会的讨论结果，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把镜头推到两代国王之后，中间当然还重复着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只是没有结果。
　　到了詹姆士二世，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詹姆士二世信仰天主教，而且他很善于总结经验，成立了一只常备军。显然，詹姆士二世不是善茬，推行君权专制只是时间问题。
　　短短几十年，英国第三次走到十字路口。
　　接受查理一世的教训，议会对付詹姆士二世，没有流血，史籍经常将这段历史成为“光荣革命”，其实更象一个幽默剧。议会没跟国王动武，1688年6月30日，议会发函给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也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威廉，邀请他到英国当国王。
　　东方人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卖国求荣的馊主意，怎么能请外国人来当国王呢。但这也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但给英国带来了当代政治文明的先导——君主立宪，而且直接击溃了最强大的对手——荷兰联省共和国，并把大量贷款带到了英国。
　　威廉闻讯，带着荷兰军队冲进了英国。
　　詹姆士二世已经拥有常备军，当然要反抗。很遗憾，英国臣民不是天主教教籍，而是新教教徒，军队也是，而詹姆士二世是天主教徒。
　　所以，詹姆士二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
　　在所有笔者找到的史籍中，只有可怜的一次对抗（不是战役），而且根本没有伤亡记载，然后英军就在总司令率领下全部投降了，詹姆士二世仓皇出逃欧洲大陆。此后，英国议会煞有介事宣布国王詹姆士二世擅离职守，自动放弃国王职责，鉴于此拥戴威廉为英国国王，顺便通过了《权力法案》。
　　这份看似不起眼的《权力法案》终结了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外来户威廉由实君变为虚君，从此在英格兰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最高权威。

南海泡沫的启迪
　　如果不理解工业革命，人们也无法理解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成立的时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今天，我们称呼它为“工业革命”。
　　列出一个简短的名单，他们全部属于那个时代：
　　现代理论物理学创始者、微积分的奠基人牛顿（英），
　　经济学奠基人、《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英），
　　现代化学奠基人普列斯利特（英），
　　医药化学创始者、西医奠基人波义尔（英），
　　蒸气机改良者瓦特（英），
　　……
　　正是有了他们，人类才有了高等数学、理论物理、化学、西医和近代工业；正是有了他们，人类才有了现代文明。
　　南海公司创立于1711年，正是“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成立之初，南海公司已经取得了西班牙王室南大西洋领域贸易专营权；1720年，南海公司协助英国王室处理1亿英镑外债，作为补偿南海公司获得了原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特权和奴隶交易垄断权；之后，南海公司允许投资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南海公司股票……
　　这些概念比大盘蓝筹、科技创新、垄断央企毫不逊色，在某种程度上，南海公司甚至是当时英国的中央银行，可是接手王室债务的公司，相当于把中国人民银行上市了！
　　1720年1月1日伦敦股票指数只有190点，到了7月份突破了750点，半年之内翻了3翻。
　　推动伦敦市场指数狂飙的，除了南海公司之外，还有一系列皮包公司。它们有的说能造永动机，有的说能改变孩子命运，有的说能从水银中提取银……
　　用那个时代的报纸描述，这些公司“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反正是为获取绝大利益存在的公司”。
　　连雷电都能从天上弄到地下，还有什么干不成的？

恰恰是南海公司想打破这种泡沫，跟那些皮包公司相比，毕竟南海公司还算有理想的。南海公司将这些皮包公司送上了法庭，控方罪名是“未经许可擅自发行股票”。法院判决南海公司胜诉，并由此炮制了《泡沫公司禁止法》。
　　1720年8月，英国**宣布禁止104家公司股票交易，跟《人民日报》社论一样，**禁令还是很管用的，伦敦市场指数应声下跌。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大盘蓝筹股，南海公司股价也经历了惨跌，从8月份的775英镑跌到了12月的117英镑。英国伦敦市场，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一个牛熊转换。
　　……
　　此后，很久，南海公司被英格兰银行收购。
　　很多材料说：南海公司董事会向外吹嘘，致使公司股票狂飙，制造了南海泡沫。
　　这事，没有。
　　泡沫过后南海公司依然存在，而且股价很快恢复到面值以上。只是因为《泡沫公司禁止法》的存在，南海泡沫才有了不同的意义：内幕人交易。
　　《泡沫公司禁止法》出台之前，一些**高官参与了股票交易，他们清楚即将出台的法案，因此在法案出台前卖光了股票。南海泡沫后，英国**严厉处理了这些人。
　　证券市场的灵魂是“公开、公平、公正”，股份制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诞生的现代经济制度，至今没有任何一种组织框架能比她显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如果失去了“公开、公平、公正”，非但证券市场，连股份制公司都不可能存在。既然有内幕信息，那投资者就永远无法战胜内幕消息交易者。也正因为如此，内幕消息交易者站在一个不公平的起点与普通投资者竞争。从那个时候起，禁止内部人交易就成为证券市场惯例，因为，这会毁掉股份制的灵魂。
　　只要有证券市场存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不断变换，而这些故事何尝不是人类的梦想？比讲故事吸引投资更可怕的是不公平竞争，是有人利用权力谋利。
　　南海泡沫中，普通投资者的损失，远比获益者的收入惨重，其中包括伟大的牛顿先生，也赔了5万英镑。
　　“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牛顿

英格兰银行的攻伐
　　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是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这个名字在以后的内容中将不断出现，是撼动世界格局的金融霸主。不过，始建时期英格兰银行远没有今天这样举足轻重，更不是当时最牛的银行。
　　英格兰银行始创期间，英国正跟法国对打，而且已经打了6年，什么时候打完，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
　　英格兰银行为此诞生，刚刚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就向王室贷款20万英镑支持军事，以期望战胜后的回报。此后的日子，英格兰银行致力于重整王室债务，甚至为王室收拾光荣革命前留下的一堆破烂债务。
　　然而，英格兰银行并不是当时王室唯一的借款银行，比如东印度公司、剑刃银行等等，它们都可以承担这一职能。虽然同时支撑英国军费，但贷款者之间也是有竞争的。
　　英格兰银行，首先面对同业竞争。
　　上面这句话说的不全对，跟东印度公司相比，英格兰银行最多是个小弟弟，说它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还差不多。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也是曲折的。
　　东印度公司率先出招。1707年，东印度公司集中了一批货物，在大不列颠岛本土大量换取英国铸币和英格兰银行银行券，很快他们手中集中了1/3的英国铸币。
　　英格兰银行对此一无所知。
　　1707年8月的一天，东印度公司人员突然持30万英镑的银行券向英格兰银行提取铸币。英格兰银行当时就被打懵了，挤兑由此发生。
　　英格兰银行还是幸运的，因为它有三位股东，分别是英国女王安妮、萨默赛特公爵、纽卡斯公爵。他们明白，只能是东印度公司干的，都是为自己服务，总不能最后就剩东印度公司吧。三位王室成员对英格兰银行提供了自己手头上可以集中的所有铸币，同时，严令东印度公司不得提取这30万英镑铸币。
　　英格兰银行侥幸过关。

长篇连载《沧桑金融与人类文明》，又名：《寻找失落的启蒙》为天圆地方的困惑个人创作。
　　　　　　作者：路扬
　　　　　　作者曾用名：路扬、天圆地方的困惑、秋水心愿
　　　　　　版权所有：天圆地方的困惑，如需网路转载，请注名出处及作者，版权归路扬所有，未经作者允许，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违者必究。
　　　　　　

英格兰银行的攻伐
　　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是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这个名字在以后的内容中将不断出现，是撼动世界格局的金融霸主。不过，始建时期英格兰银行远没有今天这样举足轻重，更不是当时最牛的银行。
　　英格兰银行始创期间，英国正跟法国对打，而且已经打了6年，什么时候打完，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
　　英格兰银行为此诞生，刚刚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就向王室贷款20万英镑支持军事，以期望战胜后的回报。此后的日子，英格兰银行致力于重整王室债务，甚至为王室收拾光荣革命前留下的一堆破烂债务。
　　然而，英格兰银行并不是当时王室唯一的借款银行，比如东印度公司、剑刃银行等等，它们都可以承担这一职能。虽然同时支撑英国军费，但贷款者之间也是有竞争的。
　　英格兰银行，首先面对同业竞争。
　　上面这句话说的不全对，跟东印度公司相比，英格兰银行最多是个小弟弟，说它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还差不多。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也是曲折的。
　　东印度公司率先出招。1707年，东印度公司集中了一批货物，在大不列颠岛本土大量换取英国铸币和英格兰银行银行券，很快他们手中集中了1/3的英国铸币。
　　英格兰银行对此一无所知。
　　1707年8月的一天，东印度公司人员突然持30万英镑的银行券向英格兰银行提取铸币。英格兰银行当时就被打懵了，挤兑由此发生。
　　英格兰银行还是幸运的，因为它有三位股东，分别是英国女王安妮、萨默赛特公爵、纽卡斯公爵。他们明白，只能是东印度公司干的，都是为自己服务，总不能最后就剩东印度公司吧。三位王室成员对英格兰银行提供了自己手头上可以集中的所有铸币，同时，严令东印度公司不得提取这30万英镑铸币。
　　英格兰银行侥幸过关。

下一个问题，是王室贷款特许权期限。
　　王室贷款特许权是有期限的，每一个期限结束前，王室会重新拍卖，竞拍银行付出的代价往往是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向王室提供大量长期贷款。
　　在特许权市场中，英格兰银行遇到了另一个一个重量级选手，剑刃银行。
　　如果说英格兰银行是现在的城市商业银行，剑刃银行就是当时的花旗集团。剑刃银行是一家以经营贷款、公众存款、发行银行券为主要业务的土地银行，集中了当时所有最赚钱的金融业务。剑刃银行所有者约翰·布伦特控股的另外一个公司，更有传奇色彩：南海公司。
　　1711年，剑刃银行在特许权竞争中击败了英格兰银行，很多人都认为，英格兰银行就快关门了。英格兰银行从此沦落为二流银行，股价在伦敦证券市场上一落千里。
　　如果没有南海泡沫的话，英格兰银行迟早会被剑刃银行兼并，或者在历史长河中自生自灭，没有人会记得它曾经存在。
　　1720年发生的南海泡沫，剑刃银行资产在短时间内大幅贬值，很快就面临挤兑。英格兰银行以400万英镑的价格从剑刃银行手中收购了南海公司，千万别以为英格兰银行伸出了友谊之手，400万英镑对剑刃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失去南海公司，剑刃就等于失去了王室债务代理权，英格兰银行却恰恰相反。
　　更不厚道的是，英格兰银行不仅收购南海公司，同时还收集剑刃银行银行券，然后组织人挤兑剑刃银行。在王室要求挽救剑刃银行时，英格兰银行宣称，自己已经支付了400万英镑。
　　1720年9月，在南海泡沫的高潮中剑刃银行倒闭。
　　一剑封喉！

下一个问题，是王室贷款特许权期限。
　　王室贷款特许权是有期限的，每一个期限结束前，王室会重新拍卖，竞拍银行付出的代价往往是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向王室提供大量长期贷款。
　　在特许权市场中，英格兰银行遇到了另一个一个重量级选手，剑刃银行。
　　如果说英格兰银行是现在的城市商业银行，剑刃银行就是当时的花旗集团。剑刃银行是一家以经营贷款、公众存款、发行银行券为主要业务的土地银行，集中了当时所有最赚钱的金融业务。剑刃银行所有者约翰·布伦特控股的另外一个公司，更有传奇色彩：南海公司。
　　1711年，剑刃银行在特许权竞争中击败了英格兰银行，很多人都认为，英格兰银行就快关门了。英格兰银行从此沦落为二流银行，股价在伦敦证券市场上一落千里。
　　如果没有南海泡沫的话，英格兰银行迟早会被剑刃银行兼并，或者在历史长河中自生自灭，没有人会记得它曾经存在。
　　1720年发生的南海泡沫，剑刃银行资产在短时间内大幅贬值，很快就面临挤兑。英格兰银行以400万英镑的价格从剑刃银行手中收购了南海公司，千万别以为英格兰银行伸出了友谊之手，400万英镑对剑刃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失去南海公司，剑刃就等于失去了王室债务代理权，英格兰银行却恰恰相反。
　　更不厚道的是，英格兰银行不仅收购南海公司，同时还收集剑刃银行银行券，然后组织人挤兑剑刃银行。在王室要求挽救剑刃银行时，英格兰银行宣称，自己已经支付了400万英镑。
　　1720年9月，在南海泡沫的高潮中剑刃银行倒闭。
　　一剑封喉！

最后一张王牌
　　刚才说的英格兰银行是伦敦银行业霸主地位，不是英国银行业。此时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只能在伦敦市区流通。在广袤的乡村，大家还不太清楚英格兰银行是个什么玩意。乡村有自己的草根金融体系，现在史籍称呼这些机构为“乡村银行”。
　　“乡村银行”实际由金银匠转换而来，很多人找金银匠手做活，从他们手中拿到取货单；后来，人们就把金银存放在金银匠那里，金银匠开出存款证明，金银匠铺变为乡村银行，主要业务是为本地人汇款、替本地人向伦敦缴税。
　　无疑，他们需要签发汇票，虽然数额不大。
　　英格兰银行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自己在全国拓展营业网络，乡村银行进城提供了一个良机。
　　1725年，英格兰银行垄断了乡村银行票据清算。此时，全国乡村银行经营已经完全受制于英格兰银行，而后，乡村银行储备也被明令储存于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券则始终以黄金作为储备，到18世纪上半叶，随着英格兰银行在全国取得绝对优势，英国实际已经确立了金本位。
　　18世纪下半叶，英国史上有很多坏事发生，比如与北美殖民地PK，比如70年代的乡村银行破产……。在一系列政治经济事件中，英格兰银行始终起着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虽然这些工作让它着实赔了很多钱。到不是英格兰银行有大无畏的精神，主要是每次王室都要求它出面，并许以丰厚的报酬。
　　此时，英格兰银行已经被王室誉为：“我们手中最后一张王牌”。
　　法国大革命期间，很多欧洲大陆人把钱存到了伦敦，所谓存就是把黄金换成银行券。革命结束后，这钱要取出来，也就是银行券要兑换成黄金。当时，英国刚结束对北美独立战争，钱早被王室花的差不多了，没有黄金。
　　英格兰银行撑不住的时候，王室终于站了出来。
　　1797年2月27日，王室宣布英格兰银行从此不再负担黄金兑换义务，议会于5月对此进行了立法，这就是著名的《黄金止付条例》。
　　纸币，也就是英格兰银行银行券，第一次出现在大不列颠岛，为应对危机，英格兰银行开始执行货币发行职能。事后，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英格兰银行的职责，作为最有实力的银行，应该在货币市场具有领导地位。
　　1809年，英国下议院向议会递交了《锭金报告》，作者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的大卫•李嘉图。《锭金报告》要求恢复英格兰银行黄金兑换，并要求规定英格兰银行对金融机构的挽救义务。
　　不过，此时英国正跟拿破仑死磕，废除纸币，英镑黄金储备会随时枯竭。英法战争结束后，《锭金报告》的思想又占据了上风，1844年议会通过《银行特许条例》（即《比尔条例》），明确恢复英格兰银行黄金兑换义务（1827年曾恢复英格兰银行黄金兑换义务，但英格兰银行从未认真执行），规定英格兰银行不得以谋利为目标进入货币市场，对稳定货币市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报答，英格兰银行垄断了英镑纸币发行权。
　　第一家中央银行终于诞生了，英格兰银行。

朕即国家
　　比英法百年战争更可怕的是，十六世纪的法国卷入了宗教斗争。路德宗、加尔文宗、胡格诺派、天主教在法国都不具备压倒性优势，各派之间的斗争最终演化为城镇骚乱。骚乱是杀人越货的良机，甚至可以借机除掉不喜欢的情人，杀完后只要说是异教徒就算了，法国法律秩序荡然无存。
　　在列强林立的西欧，法国前景堪忧，如果没有亨利四世的话。
　　亨利四世当政，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巴黎市民拒不承认他的继承权，因为亨利四世是新教教徒。亨利四世毕竟是国王，军事实力兑付平民绰绰有余，很快他击溃了市民武装力量。
　　兵临城下的亨利四世并没有纵兵攻打巴黎，而是在城外宣布天主教是国教，但不妨碍任何其他信仰，人民有选择信仰的权力。
　　“为了巴黎而做弥撒是值得的！”，仅此一语，亨利四世可以在法国乃至世界史上名垂千古。
　　鉴于自己的臣民经常闹事，后来的国王路易十三、首相黎世流、路易十四都善于总结，法王开始刻意加强皇权，而且几乎使用了所有的方法控制市场和城镇。王位到了路易十四手中的时候，法国已经形成了绝对君权，他自己被称为“太阳王”。在路易十四年代，三级会议成了摆设，贵族成为国王的奴仆。最让路易十四自豪，也是最令英国国王羡慕的，是法国国王有权直接征税。
　　只是，路易十四征税的方式很别致，采用了古罗马的“包税制”，所有官职也都可以出卖。集权给路易十四带来了大量财富，他迅速建立了一只可以抗衡欧洲强国的海军，建设了巴黎，凡尔赛宫就是在他任期内完工的。
　　这个年代，在整个西欧大概也只有路易十四靠铁腕弄钱，其他国王是不敢指望税收发财的。
　　1700年，路易十四发动了对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对手是英国、荷兰、葡萄牙和德意志王侯。这场战争对法国来说是一场浩劫，路易十四没有任何战略目标，完全是为了出去炫耀武力。结果并不意外，强盗被打倒了，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战争停止，法国要赔偿其他国家25亿里佛尔巨债。
　　路易十四在身后也留下一句名言：朕即国家。
约翰•劳的金融传奇
　　1716年，路易十四去世后的法国王室比较烦，原因：没钱。当年，法国王室年收入约是0.7亿里佛尔，可支出是2.3亿里佛尔，大部分钱用来替“太阳王”擦屁股了。
　　路易十五成为国王时年仅5岁，摄政王奥莱昂公爵也纯粹是个饭桶，他提出的方法无非是追查失职的财政官、废除一些行政职务，王室财政照旧一塌糊涂。
　　此时，一个传奇人物横空出世，终结了法国王室的烂帐，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劳（1671～1729，John Law）。
　　在世界历史、法国历史、经济学说史、金融史上，约翰•劳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的事迹无法逾越。按照约翰•劳对人类的贡献，可以这样定义他的人生：伟大的经济学家、法国财政大臣、法兰西银行创始人；杀人犯、越狱犯和金融诈骗犯。
　　约翰•劳出身于英国爱丁堡一个兼营黄金首饰的银行世家，青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据说他曾经想去学习银行业务和股票交易，但关于他的记载却说明，他年轻时具有超强的数学天赋，不过这种天赋被他用到了赌桌上。虽然，他贵为法国财政大臣、学术思想独树一帜，但绝对不是年轻人的楷模，1694年约翰•劳不但去调戏别人的女朋友，还事后杀掉了人家的男朋友，因此，被判终身监禁。
　　约翰•劳绝对是个天才，他很有办法，具体什么办法不清楚，反正最后成功越狱，流窜到欧洲大陆。欧洲大陆旅行途中（逃亡）约翰•劳提出了自己的金融理论，1705年出版专著《货币与贸易通论》。
　　之后200多年，不断有人复述他的学术思想，其中有个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现在被誉为当代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写了本复述约翰•劳思想的书，叫做《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虽然有抄袭嫌疑，却奠定了当代经济学大厦的根基。之所以两本《通论》的命运不同，不过是因为约翰•劳和凯恩斯遇到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凯恩斯，比较幸运而已。
　　约翰•劳的主要学术观点如下：经济萧条，增加货币供给不会提高物价，反而会增加产出；没有金银，可以发行纸币代替。**应当设立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提供足够的信贷和通货来保证经济繁荣。1919年，熊彼特看完《货币与贸易通论》之后掩卷长叹，“约翰•劳的金融理论足以使他在任何时候都跻身于一流货币经济学家之列”。
　　很不幸，约翰•劳生活在十八世纪，更不幸的是，他把法国当作了自己经济理论的试验品。

可能是法国王室听说了约翰•劳的理论，可以自己发行钞票，这样花钱比较方便。此时，王室还不敢让约翰•劳放手去干，1716年法国**只是特许约翰•劳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私人银行，通用银行（Bangue Genarale），并授予通用银行特许货币发行权，纸币可以兑换硬币，也可以用来缴纳赋税。1718年12月4日，通用银行被国有化，更名为皇家银行（Banque Royale），约翰•劳为行长。
　　1719年皇家银行开始发行法定纸币，同年约翰•劳组建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垄断了法国所有欧洲以外的海外贸易。
　　1719年约翰•劳向以5000万里弗尔的价格买下了法国皇家造币厂，同时发行印度公司5万股股票，每股面值1000里。印度公司上市后，股票不断升值，这给了约翰•劳充分的资金来源和信心。
　　约翰•劳同意每年向法国王室支付5300万里弗尔，作为代价，法国税收由他来包办，如果法国税收少于5300万里弗尔，由约翰•劳补齐，反之，则归他本人所有。由此，约翰•劳，成为法国真正的包税人，他的方法是裁撤税官、扩大税基，取消皇室贵族免税待遇。
　　公平的说，约翰•劳的方法在最初几年确实为法国带来了好处，皇家银行经营良好，缓解了王室财政困境。
　　不过，接下来，就不靠谱了。
　　在约翰•劳主导下，印度公司在1719年9～12月增发30万股，每股面值5000里弗尔，资金用途是偿还30亿里弗尔法国国债。募股的原因，是印度公司在密西西比购买了很多土地，那里有着丰富的金矿资源，获得募股资金后，印度公司的收益将成倍上升。
　　当然，以上内容，纯属忽悠。
　　可以这样猜测，约翰•劳的想法是通过皇家银行发行纸币解决财政危机，再通过卖出印度公司股票回购货币，这样流通的货币就不会增多，也就不会有通货膨胀。这跟现代中央银行并无二致，不过是一个回购国债，一个回购股票。
　　问题是，国债和股票，不一样。
　　无论如何炒作国债，都不会偏离本金太高，股票，就不行了。印度公司股票被炒作的实在太高了，最后，已经完全是投机。如果泡沫破灭，皇家银行将无法通过发行股票回购货币。
　　刚才说过，密西西比的故事，是忽悠，印度公司根本没有约翰•劳吹嘘的收益。虽然中央银行国库券收益也没什么实体经济支撑，但利率很低，中央银行可以承受。股票本身就是投机性金融产品，交易市场上的人多为资本利得而非红利，当股票价格不能维持收益时，泡沫会破灭，届时将失去回购货币手段，而流通中的货币足以击垮皇家银行。
　　约翰•劳注定是这场游戏的输家。

1720年，约翰•劳的事业如日中天，王室宣布由他出任法国财政大臣，这位当年的杀人犯、越狱犯声誉在法国也达到了巅峰。据说一名贵妇人曾为见他一面故意制造马车交通事故，颇类似于今天为了追女孩在大街上用自行车撞人。
　　物极，必反。
　　传奇没有延续多久，1720年5月印度公司股价就开始下跌，但跌幅远没有传说中的离谱，1721年9月也不过跌回1719年5月的水平，约翰•劳设计的这个体系还是有可能支撑下去的。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皇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是16％，比巴塞尔协议规定整整高一倍，一般情况下，能够保证兑付。
　　挤兑，不属于一般情况。
　　每当看到这段历史，我都惊讶于约翰•劳的金融天才，计划本来天衣无缝，根本无懈可击，唯一的弱点是选择错了回购工具。关键时刻，王室背判了约翰•劳，并把罪责推托到他身上，金融帝国轰然倒塌。
　　约翰•劳的处理方式到也简单：出逃。
　　其实，约翰•劳设计的金融体系本身并没有过多错误，如果说错，他确实不应该选择股票作为回购手段，更不应该炒作密西西比泡沫。密西西比泡沫给法国留下的伤痛是无法弥补的，泡沫破灭的时候，财富在瞬间蒸发，纸币面值连续下降。当然，失去约翰•劳的法国王室也再度陷入财政困窘。
　　此后80年，法国都没敢再重建银行体系，始终使用铸币。
　　贫穷的大革命
　　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代表第三级的巴黎市民很激动，他们成立“国民会议”，并接管巴黎市政。
　　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7月15日，国王路易十六承认治宪会议；
　　8月26日，治宪会议公布《人权宣言》：“就权力而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
　　这段历史，便是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即使如此伟大的成就，到颁布《人权宣言》为止法国大革命仍然没有过多出现暴力，治宪会议是温和的改革。虽然剥夺了封建领主特权，领主财产权却得到了保证，这对法国各阶层基本上是都能接受的结果。
　　没人能够否认后来的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但有一点很重要，革命也要花钱的。
　　在巴黎，革命者废除了什一税、盐税等很多重要税种，但与各省的谈判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很多省份仍旧支持国王。1791年，革命**的“税收/支出”比例是48％。实际情况是，各省不向巴黎革命**缴纳赋税，而革命者在巴黎又废除了主要税种，可以说革命者根本没有任何正常的财政来源。
　　革命者也要吃饭，于是他们把约翰•劳的办法又搬了出来，不过这次纸币改了名字，叫做“指券”。因为约翰•劳曾在他的不朽大作《货币与贸易通论》里指出：“以土地为储备发行货币，无虞”。
　　革命者没收了很多教会土地，既然约翰•劳曾经这么指出，问题应该不大。革命者开始以没收的教会土地为储备出售“指券”，卖出一批土地就回收销毁一批指券。
　　这个法子不错，如果没有超额增发的话。
　　此时，准备捍卫法国王室的欧洲军队已经枕戈以待，为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革命者不得不超量发行指券，组织军队对抗。
　　没钱，谁跟你革命？
　　1791年末，指券发行量就从8亿里弗尔上升到70里弗尔。约翰•劳还发行股票对冲货币，革命者却没有任何对冲手段。其实，革命者的指券政策很蠢，发行超量货币，受损失的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他们赖以依靠的资产阶级，只有他们的货币存量最多，而领主的土地通常情况下是不怕通货膨胀的。
　　更可怕的是，革命者临时拼凑起来的平民军队根本不是国王拥护势力的对手。虽然我们歌颂法国大革命，实际上以乌合之众来形容当时的革命者，是一点都不过分的。有人凭借革命热情参加军队，更多人的，是为了指券。
　　这样的军队，在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
　　面对军事危局，革命者把巴黎城区“无套裤汉”（纯粹的流浪汉，不是工人）组织了起来。遗憾的是，“无套裤汉”没有率先冲向战场，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解散了“三级议会”，并囚禁国王。取代“三级议会”的是全民普选议会，据说选举连投票都省了，如果一方呼喊的声音高过另一方，就算胜出。至于全民议会的经济政策，就更蠢：直接限制价格，拒绝接受指券的人将被处死。

文化进程里恩怨游戏的终结就是文明。
　　
　　精神是虚无的，没有个性，在浮浅无知的层面上自我构成，以绝妙的组合与大自然的节奏和谐。
　　感觉、思维是生理、心理能量的原始开端，从无到有的状态在影子和气息之间进行着灵魂的运动，这个抽象、混沌的体系不可能找到，这是构成文化的初级阶段。文化只有进程，没有核心，是虚无的精神谎言，但又分裂成大小不同的两块。文化进程里恩怨游戏的终结就是文明。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文化进程的创新战略结构就是国正论里的非绝对对立性。
　　战略是寻找连续正理、科学的文明实体。
　　战术是达成局部真理 、文明的文化性质。
　　一个人懂得了文化进程，就走进了产生智慧、文明、科学的发源地。人类在文化进程中，通过自由的激情，在真理之前不可能达到完整性，因为包含了错误行为的那一部分，任何人从未彻底解决这一矛盾。每一个人都有权让自己变得愚蠢，有权犯错，寻找自我，确证自我的存在。人是一个神秘的怪物，每时每刻都在矛盾的对立中期待着什么，一旦有了机会，便信口开河地胡说，想创造独有的理论，看似有着健全的理智，其实搀进了主观无知的闹剧成分，异想天开，任意发挥，荒谬之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文化、文明、科学、哲学，只是想证明自己，却忽略了正在表现的正是一个低级文化的残缺过程。人们并没有多少文化，只是简单地对名词的吼叫。文化的无知逐渐神话，与听众的无知共同走到一起，无知的结合赋予了文化进程的和谐，接受未来与过去共同的命运。在非理性的文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化因素是复活的文化个性，能对文化人格进行区分。
　　文化是一个进程，伟大的文化价值在进程的中间。文化不是实现，而是象征，最终以物理世界的存在达到文明。文明是现实主义。大部分人对文化的中间属性持怀疑态度，人们在非物质文化中表现出的正常精神或精神疾病都来源于文化虚无主义。虽然文化价值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灭，任何真实存在的文明还都是通过文化来实现，一次次的文化变成现实，都是精神与物理世界的博弈，也是大自然的一次次呼吸，以国正论相对性的结构永存并进行传递。
五
　　西欧列强是怎样炼成的
　　工业革命前，西、荷、英、法等欧洲列强已经基本形成，然而这个时代真正的强国仍旧是中国，就是把西欧整个加到一起仍旧没法跟中国比。
　　即使在工业革命时代，绝大多数人的理想仍旧是能吃饱肚子，此时，人类生产的最高目标仍旧是种群的生存，我们姑且称呼他为“生存经济”，绝大部分人也就是能吃饱。
　　活着，是才最大的理想。至于银行、证券交易，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那玩意在西欧也是给王室打仗准备的。
　　这种生存底限，决定了人类对吃饭的需求弹性无穷大。
　　因为，不吃饭会死人。
　　如果使用经济学语言描述：生存经济时代不存在个人偏好，没有偏好，谈何市场？
　　用市场、交换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经济，是彻头彻尾的偷换概念。面对外部挑战，在生存经济中央集权的优势很显然，可以抵抗自然风暴和外族侵袭，谁也不知道制度变迁后能不能活下来，拒绝制度变迁是理性的。封建王朝作为既得利益者更不可能有动力制度变迁，土地固定了贵族，不可能以逃跑抗议皇权，而反抗，目标不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是为了成为另一个皇权，抢夺别人利益。
　　由此，中国开始周而复始的长循环。
　　西欧在生存经济时代落后，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市场越发达，败就更惨。匈奴被汉武帝驱赶到欧洲，日耳曼人和罗马帝国打不过匈奴，罗马帝国打不过“蛮族”。无情的生存铁则，让西欧一直到11世纪都不敢以家庭对抗自然，唐宋小农围炉夜话的时候，欧洲还在海盗的侵扰下胆战心惊。城堡、领主是西欧集体对抗自然的方式，落后的农业生产又根本维持不了一只常备军，在这些方式中我们何尝看到一点文明的痕迹？
　　正是由于欧洲的落后，才使得它在生存经济期间走入了一条试错路径，新制度、新体系的尝试是性命攸关的，再按老路走下去就灭族了，与亚洲不同，欧洲制度变迁同样也是理性的。
　　欧洲的地域封建割据框架恰好提供了试错途径，领主乃至王国之间不存在统一的王权，因此可以独立进行经济试验，虽然这个过程是以无数生命为代价进行的。于是我们在西欧历史上看到了各种图景：民主的英国、王权的法国，自治的荷兰等等。基督教使得整个西欧在民族文化上具备统一性，每个成功都有可能在整个欧洲传播。
　　不是欧洲人不想用刀把子解决问题，实在是养不起刀把子。
　　因为，谈判中受损的一方很容易用逃避来选择不接受，强势的一方，特别是微弱优势方必须让步。海运条件使得西北欧市场早熟，骑士思想随商业扩张深入人心，公平、有偿交易、谈判等试错模式逐渐被反复尝试。
　　试错的结果，英国出现了议会和普通法系，也因此率先出现了工业革命。
　　此后，欧洲一跃跳过了家庭生产的界限，开始了工业组织与市场制度的变革，市场交易在多次试错中胜出，迄今为止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成为人类摆脱生存经济恶性循环的关键。
　　一旦工业革命已经站稳脚跟，世俗权力就不可能再与其抗衡。人类记载文明数千年后，西欧终于即将率先走出维持生存的宿命。

第7章 日落瀛台
　　（清末）
　　一
　　岂因祸福避趋之
　　拜工业革命所赐，1775～1833年英国纺织品成本下降了94％，英国商人开始满世界卖布，中国市场当是目标。不过，中国人不这么想，尤其是把放热气球当升天的弘历，他规定英国人只能在广州城卖布，因为“**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需夷外货物以通有无”。
　　弘历太闭塞，自鸣得意、自高自大、自以为是……
　　实际上，不是。
　　核算运费，英国洋布价格比中国土布并不便宜，加上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英国商人想在这个时候打开中国市场，基本上不可能。1830～1833年，中英贸易中国仍年均入超158万两白银，英国人很愤怒……
　　愤怒之后，就开始使坏，既然卖布不挣钱，就卖鸦片。鸦片，学名海洛因，地球人都知道，那玩意儿是毒品。
　　鸦片贸易，中国失去的不只是银子，还有民族的希望。与常识相反，吸食鸦片的并不是地痞流氓以及二流子，就是他们想吸，人家也不给。
　　因为，没钱。
　　当时，鸦片的吸食者主要是商人、官吏乃至军官，相对于地痞、流氓、二流子他们是社会中坚，如果他们迷恋毒品，中国就真完蛋了。
　　鸦片是英国在清朝最挣钱的买卖，每年能从中国弄走240万两白银，1839年这个数字可能到达了400万两白银，有人估计中国20～25%的白银被英国佬卷走了，中国对外贸易开始经严重出超。
　　白银流出，彻底改变了满族**的货币政策，从“钱贵银贱”改为“钱贱银贵”了。其实，“钱贱”对小农无所谓，“银贵”就有所谓了。因为官老爷们改收银子了，官家汇兑牌价每两/1000文，实际汇兑价格到了每两/2000文。官家又不肯吃亏，官府向小农收银子、兑铜钱，小农只能从市场上以钱换银。
　　凭空小农税款多出一倍，太离谱了。
　　与英国人贸易，既亏官府，又亏百姓；既亏银子，更亏身体。
　　百姓不想忍，皇帝更不想忍，向来在这块地盘上都是皇帝说了算，现在你不但布，还卖鸦片，顺带杀人放火。
　　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时，林则徐站了出来，因为“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所以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绝对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呐喊.不过，在国际政治舞台呐喊是没用的，要靠实力。
　　评价林则徐是很难的，当然，这位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确实不容撼动。遗憾的是，这位伟人连猛人都称不上，更不是神人。即使林则徐不被撤换，他也不可能改变历史轨迹，英国人该打进来还是要打进来，清**该输照样要输。1841年虎门决战的时候林则徐依然在广州，而且琦善其实很尊敬林则徐，广东水师主将关天培也未被撤换，但是，我们依然输了，输的很惨。
　　其实，每次我们惨败，都要找到几个人，一个是民族的希望，一个是民族的败类，结局是败类战胜了希望，于是我们输了。总要给自己的失败找到一个具体的理由，然而，鸦片战争我们输了，是因为没有林则徐，甲午海战呢，难道都是败类战胜希望，还都是偶然吗？
　　1841年前，英军放弃广州北上天津的原因是想找一个地方能直接向清朝皇帝递交国书，并非惧怕林则徐在广州。就这样，英国在天津的国书依然被翻译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
　　擅长呐喊的民族英雄始终认为英军只有海战能力，“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具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上岸更无所能，是其强给不可制也”，“即其船坚炮利，也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

咸丰通胀
　　爱新觉罗•旻宁一定很郁闷，刚刚登上皇位没几天，洪秀全就在南京弄了太平天国出来，摆明了要跟他死磕。太平天国占的地盘可是江浙一带，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让旻宁到太平天国地盘上收税，显然很不现实。他又得花更多的银子役使军队出去跟洪秀全的天兵玩命。
　　没法子，只能增发货币了。太平天国给清**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分天下，还有他这一半天下的通货膨胀。其实，旻宁的路子跟每个末代都差不多：没有准备就发纸钞、铸造不足值铸币。
　　旻宁在名义上建立了官银钱号，仿照民间银号银票发行纸钞。官号中没有现银准备，铸不足值铜币。尽管旻宁用御笔写下朱批里：“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显然旻宁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属于他的官钱号，只有北京，旻宁发行的纸钞根本没出北京城，地方纸钞权在地方督抚自设的官钱局。
　　因为，旻宁的清军实在不争气，一败再败。
　　太平天国让清廷明白，八旗已经没有了入关时的骁勇，指望一堆提笼遛狗的少爷跃马横刀，很难。为剿灭太平天国，清廷规定地方督抚可以自办团练，至于饷银，只能指望这些督抚自己搂，也就是所谓“地方财政自主”。
　　正因为如此，汉臣才有可能重掌军权，在此之前，有军权的汉人基本上都没什么好结果，比如吴三桂、年羹尧（抬入旗籍，不算真正的满人）……。此时，清廷内焦外困、国势衰微，不得已才让汉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清代由此多了一批文人出身的武将：曾国藩、沈葆祯、李鸿章、左宗棠……。
　　地方财政一旦自主，极端集权的时代就算终结了。
　　至于太平天国，实行配给制，一切金银宝物都是天王洪秀全他老人家的，所有收获都要交给圣库（全银宝物一律得归**圣库，所有太平军大小兵将都不得私藏私带金银宝物，否则一经查出即斩首示众）。显然，这是十分愚蠢的决定，到末年实在推行不下去了，才开始出现铸币，但史料和存物都非常零星。
　　这里并不想记述太平天国这段历史，因为，公平评价太平天国实在是不容易。这里只提一点，太平天国给中国历史造成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极大削弱了清朝中央集权。

长篇连载《沧桑金融与人类文明》，又名：《寻找失落的启蒙》为天圆地方的困惑个人创作。
　　　　　　作者：路扬
　　　　　　作者曾用名：路扬、天圆地方的困惑、秋水心愿
　　　　　　版权所有：天圆地方的困惑，如需网路转载，请注名出处及作者，版权归路扬所有，未经作者允许，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