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著名的1994年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是Jim Chanos对中国的看法的基石。这篇文章被认为是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其主要观点是只靠投入推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只有技术进步，提高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动力。  
亚洲奇迹的神话∗
保罗·克鲁格曼著
张曦　译　张兆杰 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刊 2000 年 第一期
∗ 原文发表于《外交》杂志（11 月/12 月，1994）（62－78 页）。
一个警世寓言
曾几何时，西方一些舆论领袖发现，几个东方经济异乎寻常的增长速度不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令他们感到畏惧。尽管那些经济和西方经济相比还穷得多，经济规模也小得多；但是，它们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成一个工业强国的速度、它们持续地以数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的能力、它们在某些领域内挑战甚至超越欧美技术的能力越来越强大，这些看起来不仅对西方的实力，也对西方观念的支配地位提出了挑战。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并不认同我们对自由市场或不受约束的公民自由权利的信念；他们越来越自信地宣称他们的制度更为优越：他们的社会承认强权乃至独裁**，为了共同的利益愿意限制个人自由，现在**管理着国家经济，牺牲消费者的短期利益以获得长期增长，他们的社会最终能超越西方那些越来越混乱的社会。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同意这个观点。
西方和东方的经济绩效差距最终成为了一个政治话题。在一位年轻、精力充沛的新总统带领之下，民主党再次入主白宫；新总统发誓要“振兴国家”－－对于他和他身边的顾问来说，这个誓言的含义是加快美国的经济增长以迎接东方的挑战。
当然，那是60 年代早期的事情了。那位充满活力的年轻总统就是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令西方人如此惊悚的技术成就是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以及早期苏联在太空的领先地位；增长迅速的东方经济是苏联和它的卫星国。
在50 年代，虽然共产主义经济的增长成为无数危言耸听的书籍和争论不休的文章的主题，一些经济学家认真地研究了这种增长的根源，描绘出一幅与当时流行的绝大多数看法截然不同的景象。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产出的迅速增长完全可以用投入的迅速增长来解释：就业的膨胀；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有，最重要的是，在物质资本上的巨大投资。一旦把这些投入都考虑进去，产出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仔细检查就能发现，苏联令人震惊的增长其实并不神秘。
这个经济分析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第一，有关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多数推测－－包括那些流行的认为西方经济借鉴共产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就可以轻松地加速它们的经济增长的观点－－都没有什么根据。苏联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愿意储蓄，即牺牲眼前的消费来换取未来的生产。共产主义的例子丝毫没有说明有“免费午餐”。
第二，对共产主义国家增长的经济分析暗示了它们未来的工业扩张会受到限制－－换句话说，暗示着简单地用它们过去的增长速度来预测未来很可能大大高估了它们真正的前景。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苏联经济完全不可能保持前几年那样的劳动用工、平均教育水平，尤其是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可以预见，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会放慢，而且可能是急剧放慢。
50 年代华约国家的增长，与如今倍受政策智囊们注目的亚洲国家令人吃惊的增长相比，究竟有没有什么类似之处呢？当然，从某些层次上讲，它们的差距太大了：20 世纪90 年代的新加坡看起来完全不象50 年代的苏联，而且新加坡的李光耀和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更不用说和约瑟夫·斯大林有什么地方相象了。但是，最近有人对太平洋周边国家的增长来源进行了经济研究，在那些能回想起关于苏联增长的讨论的人看来，这些研究结果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现在就跟那个时代一样，流行的宣传与真实的前景之间、传统认识与铁的数据之间有天壤之别，以致于合理的经济分析不仅被许多人忽视了，而且有人将研究结果发表出来的时候，也常常被认为是一派胡言而被置之度外。
应该给公众对亚洲繁荣的热情泼点冷水了。亚洲的快速增长远不是如许多作家宣称的那样是西方的一个样板；它未来的增长前景几乎比任何人现在想象的都要有限得多。当然，要驳斥这样一个几乎被广泛接受的信念，必须让人们相信你说的是对的。本文从30 年前关于苏联增长的讨论中一种错误的说法开始，来说明我们可能又犯了一个老错误。我们以前就已经犯过这种错误。然而，这样说的问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还记得苏联帝国的经济绩效曾经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曾经是多么地令人惊恐。所以，在讨论亚洲的增长之前，先来回顾一个重要却几乎已经完全被遗忘了的经济历史可能是很有用的。
“我们将会埋葬你们”
生活在一个苏联帝国已经土崩瓦解的时代，大多数人很难意识到曾几何时苏联经济是一个世界奇迹，而不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代名词－－那时，赫鲁晓夫用鞋子“怦怦”地敲着联合国的主席台，宣称：“我们将会埋葬你们。”他不是在炫耀军事，而是在炫耀经济。因此，翻一翻《外交》之类的杂志，你会惊讶地发现，从50 年代中期到60 年代早期，每年至少有一篇文章讨论苏联工业实力越来越强大的影响。
1957 年卡尔文·B·胡佛（Calvin B. Hoover）1的一篇文章就可以说明当时的基调。象西方的很多经济学家一样，胡佛批评苏联的官方统计数字，说它们夸大了真实的增长速度。然而，他的结论是，苏联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这种说法是完全可信的：他们经济的增长速度“两倍于任何一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大部分年代里的增长速度，（并且）三倍于美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他认为“集体主义的、独裁的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
可能本来就优于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并且预言到70 年代早期，苏联经济会超过美国。
在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认为这些观点有什么稀奇古怪。相反，对苏联中央计划的一般印象是，它可能很野蛮，也可能不能很好地提供消费品，可是它能非常有效地促进工业增长。1960 年，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把苏联经济形容为“在意志坚强的铁腕领袖的领导下”－－他这么说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证据，他坚信自己是在表达一种人所共知的观点。
但是，许多研究苏联增长的经济学家逐渐得出了一个大相径庭的结论。尽管他们并不否认过去苏联增长的事实，但是他们对那种增长的实质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们的解释暗示着需要重新考虑苏联经济未来的前景。为了理解这个新的解释，我们有必要来一段小小的插曲，讨论一下经济理论中一个看起来很深奥、实际上却很实用的概念：增长核算。
苏联衰退的解释
经济扩张代表了两个增长来源的加总，这是个同义反复。一方面是“投入”的增长：包括就业的增加，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物质资本存量（机器，厂房，道路，等等）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这种增长可能是更好的管理或更好的经济政策的结果，但在长期，最主要的是知识积累的结果。
增长核算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计算两者的确定数量来具体化上述框架。然后，核算就能告诉我们每种投入－－比如，资本、劳动－－所带来的增长是多少，效率提高又带来了多少增长。
每次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作一个简单的增长核算；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将整个国家的增长区分为由劳动供给增加带来的部分和单位工人生产的产品价值增加所带来的部分。然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总是来源于工人效率的提高。劳动只不过是很多投入中的一种而已；如果工人被管理得更好，或者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技术知识，他们会生产得更多，但只要他们有了更好的机器，他们也会生产得更多。一个人用推土机来挖沟会比一个人只用铲子挖得快，但他的效率并不是更高；他只不过有了更多的资本可以用于工作。增长核算的目的就是获得一个综合考虑了所有可计算投入的指数，计算出国民收入相对于这个指数的增长速度－－即估计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2。
到目前为止，这好象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但是，一旦开始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经济增长过程的关键性的看法：只有当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时，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才会持续增长3。仅仅增加投入，而不提高使用这些投入的效率－－即投资于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靠投入驱动的增长注定是有限的。
那么，在过去150 年里，今天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怎样持续增长的呢？答案是技术进步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即单位投入的国民收入持续增长。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授在一个著名的估计中认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
当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苏联的经济增长时，他们用的也是增长核算这个工具。当然，苏联的数据有些问题。不但很难收集到可以使用的产出和投入的估计值（雷蒙德·鲍威尔（Raymond Powell）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认为这个工作“怎么看都象是一次考古发掘”），而且还有哲学方面的困难。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很难用市场报酬来衡量资本投入，所以研究人员被迫用类似发展水平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报酬为基础来计算。但是，当开始干这件工作时，研究人员很清楚他们会发现什么。正象资本主义的增长是建立在增加投入和提高效率的基础之上，其中效率又是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样，他们也希望发现，苏联的快速增长既反映出投入的快速增加，也反映出效率的快速提高。
但是，他们却发现苏联的增长只是建立在投入的快速增加的基础之上的－－传奇到此为止。效率提高的速度非但没有出色之处，而且远远低于西方经济的速度。实际上，某些估算表明，效率根本就没有提高4。
苏联想尽一切办法动员经济资源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斯大林时代的计划者们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农场迁移到城市，让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投入劳动大军，强迫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延长劳动时间，实行庞大的教育计划，而且，最重要的是，把国家越来越大比例的工业产出重新用于建设新工厂。另外，令人吃惊的是，只要把这些基本上可以衡量的投入发挥的作用考虑进去，就可以完全解释苏联的经济增长。苏联增长最让人诧异的地方是它的一目了然。
这种一目了然有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所谓“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的论断原来只是一个误会而已。要说苏联经济真有什么特别的能力，那就是它动员资源的能力，而不是有效地使用资源的能力。每个人都清楚，
1960 年时的苏联远不如美国有效率。很奇怪的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第二，因为投入驱动的增长本身就是一个有限的过程，苏联的增长终究会减缓。早在苏联增长显示出减缓的迹象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通过增长核算预见到了这个趋势。（经济学家们倒没有预见到苏联会在一代人之后解体，不过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也是个有用的警世寓言，它告诉我们用过去的趋势来天真地预测未来是多么危险。那么，它和当今世界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