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ap talk 分析北大邱成桐先生之争

经济学是什么呢？对于我辈学经济者，那是信仰。对于北大与邱成桐先生之争，分析问题应当从我们的专业出发寻立论之点。最近一段时间本人在潜心研究cheap talk，虽不敢说完全掌握，倒是有很受启发，觉得cheap talk理论来研究北大与邱成桐先生之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特意写出来求教于中国最权威的经济学BBS论坛。

cheap talk指信息发出者（代理人）向信息接收者（委托人）可以无成本地发出不可验证的信息，接收者据此进行决策。cheap talk模型所要解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发出者发出的信息有多少可信性，决策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呢。cheap talk现象在现实中非常普遍，远多于标准的信号传递模型（谢识予就说，cheap talk可以看成信号传递模型的一个特殊形式）。cheap talk模型是由Crawford and sobel（1982）为开端，最近成为博弈论研究的一个关注点。CS模型证明，在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收益有偏差时，信息发出者总是在撒谎，其撒谎程度与取决于偏差，偏差越大，撒谎程度越大。由此接收都接收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当偏差越大，接收都越可能得不到有价值信息，当偏差达到一个程度，信息接收者就完全得不到有用信息。

北大与邱教授之争，信息发出者分别是北大与邱教授，还包括北大的那些聘任的被怀疑有总是的海外学者，接收者是全体纳税人。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发出的信息是不可验证的吗？当然两者提出的问题都是可以验证的，但是邱教授提出的问题需要北大来提供数据验证，而北大提出的反驳也可以以提供自己数据来证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北大坚决拒绝提供数据，这就使得两者提供的信息都是不可验证的（幸运的是，不可验证并不表明不可分析）。那么我们应当信任哪一个呢？这取决于在这场争论中邱教授与北大与全体纳税人利益不一致的程度，哪一个与纳税人利益偏差最大，哪一个撒谎程度就最大。北大如果撒谎，他既可以从纳税人那里得到大笔的资金，又可以不用付出多少劳动成果。显然与纳税人的要求相差很远。而在于邱教授来说，他撒谎的目标是什么呢？如果邱教授所指在于减少纳税人支出同时使北大出更我成果，显然邱教授的利益与纳税人利益的偏差要比北大在这方面小得多。在北大与邱教授之间，北大要更大程度上撒谎并更大程度上扭曲事实，以使信息接收者根本就得不到有用的信息。北大将邱教授与已之争归为邱教授与田刚之争，自己受害者。这种策略也可以用CS模型分析，当邱教授与北大之争确实是与田刚之争时，邱教授的利益就与全体纳税人利益的偏差大多了，因此不论是邱教授还是田刚都可能撒大谎，二者都会使纳税人得不到有价值信息。通过制造理由来使全体纳税人相信，邱教授与全体纳税人的利益并不一致，目的在于使纳人不相信邱教授，这种手法在政治上是非常常用的手段，叫做抹黑或者甩泥巴（好象陈水扁就常用啊）。

至于我们需不需要北大与邱教授之争，以及随之带来的聘用的海外学者以及我们可爱的教育部人员的参与，我们就不能直接用CS模型来分析。而应当用Krishna and Morgan(2001)建立的模型分析，KM在CS模型基础上建立的多个信息发出者模型。KM模型中，信息发出者有两个，他们利益与信息接收者都有偏差，KM模型证明，当两个信息发出者处益与接收者偏差方向相反时，双方之争可以使接受者得到真实情况，因此邱教授与北大之争的存在有利于全体纳税人知道真相，其存在是有意义的。而当信息发出者利益与接收者利益偏差相同方向时，他们会共同合谋来欺骗接收者，北大、海外学者以及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从短期利益来看，其与全体纳税人的利益偏差方向是相同的，因此他们必然共同合谋向全体纳税人撒谎。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人的可能与纳税人的利益偏小一些，KM理论也告诉我们，这时他会被偏差更大的一方裹挟着撒更大谎。

因此可以说，在北大与邱教授之争中，邱教授更可信，而北大、北大聘用的海外学者以及教育部相关人员，在共同合谋向体纳税人撒谎，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