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制度是内生演化的，这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结论之一。然而，对其是如何内生演化，特别是从数理模型上进行表达内生演化的过程，是制度经济学研究至今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回答组织-市场两种制度形式之间如何实现转化，而本文也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和回答。本文的结论也有力地支持了制度内生演化的观点，并演示了存量意义下的制度演变过程——如何从组织协调方式走向市场协调方式。

第一，从本文的分析来看，组织协调向市场协调转化的原因是由于存量增加导致出现了边际收益递增现象的结果。制度演化是一种博弈方相对收益的变化或者说一种结构变化，其机制是存量累积导致博弈方合作行为的产生。这个结论验证了Grief（2006）对累积性变量推动客观博弈形式变动或者说制度-技术协同演化的设想。

第二， 收益递增是驱动制度内生演化的又一重要原因，它与存量累积两者对于制度内生演化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收益递增是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是有别于现有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收益递增思想的引入，对于制度经济学以及主观博弈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实现制度研究与收益递增思想的深度融合，拓展了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第三，初始阶段的边际收益递增是收益递增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承认收益递增却否认边际收益递增在一定阶段或时期或范围内的客观存在。这是理解制度内生演化问题的关键之处。在收益递增的范围内，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应予以放松——它是收益递减的必要条件，但对收益递增而言却既非必要条件又非充分条件。恰如前言，其作用如同几何学中的“第五公设”。

第四，本文研究框架可拓展到制度研究的诸多方面，比如制度的状态依存性分析、剩余索取权效率研究、有效控制权的转移及组织内协调机制演进等重要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更主要是搭建了一个基于客观博弈形式变动的制度内生演化研究的框架——毕竟，从组织协调到市场协调是制度协调的两个极点，主要意义在于用以表征制度的变动，在现实中比较罕见，重要的是所搭建的这一制度演化分析的框架。

最后，从本文对制度的研究中还能看到路径的重要影响——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由于制度的协调，加快了生产性资本的积累速度，节约了时间，加速了经济增长的进程，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东亚经济奇迹中政府协调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