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直默认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至少与犹太人不相上下。截止2008年，共164位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全球犹太人口 12979000（1998年统计） ，中国内地人口13亿，约为犹太人的100倍，获奖人数零。

《为何中国无望诺贝尔科学奖》？朱天教授认为：“不少人试图在体制和文化上找原因，但这是错误的方向。一个国家能否产生诺贝尔科学奖成果，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尽管有几位华裔的杨振宁们，我仍然有点儿好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体制和文化有无关系？

更深层的原因，或可从爱因斯坦的这封信中找到：“西方科学的发展基于两个伟大的成就：“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由系统的实验寻找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可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已经全然做到了。”最后那句常被误读为“中国圣贤已经全然做到了”，事实上，这两大成就的缺失，也许阻碍了全盛时期的中国在科学的山峰上攀登得更高。

如陈方正在《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所思考的： “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先生说：“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问题是，大师们是如何登上山顶的？他们可以再登一次给世人以示范吗？甚至于，高高在上的他们，可以稍微往下走两步吗？

与此对照的是，欧洲诗人莱辛的人生哲学是： “如果上帝告诉我--在他的右手握着全部真理，在他的左手握着所有追求真理的活动，附带的条件是我将总是和永远是犯错误，要我在两手之间作出选择，我将谦卑地跪向他的左手……”依照中国大师们的轻灵玄妙，这是多么“愚蠢”的选择啊。

我想表达些什么呢？中国人是否真的聪明并不重要，问题在于我们对“聪明”的定义。

牛顿说：简单的事情考虑得很复杂，可以发现新领域；把复杂的现象看得很简单，可以发现新规律。

简单事情复杂化，是自下而上，如伽利略所言，一切推理都必须从观察与实验得来。

复杂事情简单化，是自下而上，如奥卡姆剃刀定律：若有两种正确方法，更正确的是那简单的，因它能以更少步骤及更优雅方式解决问题。

可当下的问题是：该自上而下时，我们强调要务实精确；该自下而上时，又只顾个人感觉，毫无“数目化管理”的意识。


中国人真的聪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