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的“模式化”与“非模式化”

先谈《文明的追随》。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两个关键词：“模式化”和“非模式化”。

萨米尔对“模式化”的定义，是通过与“非模式化”的对比进行的。“非模式化”这个词在全书中所占地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书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这个词，就明白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萨米尔在书中的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会用一种固定的、神圣化的模式来衡量各种举措、计划。”（《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中文版P.68，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下同）如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拘泥于教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按照萨米尔在本书中所表达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应从1798年开始算起，其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发生的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此前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的各种远征和入侵发生过很多次，但在萨米尔看来，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有特殊意义。


拿破仑与将军们在埃及，作者Jean Leon Gerome

因为拿破仑的远征军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将埃及人民从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的。因此，“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和参谋们也没有严酷、残忍地对待埃及人。”(P.13)因此，阿拉伯人没有将拿破仑远征军视作敌人；相反，通过对来到埃及的法国人的直接贴近观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识到，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已经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经落后了。

阿拉伯人对欧洲的这种关注很快就落实在了行动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国撤出埃及后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穆罕默德·阿里致力于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学习，来实施社会改革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了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从1809年开始向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派遣留学生。此举为埃及培养了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群体，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发端。

在这批19世纪初产生的思想家中，萨米尔最推崇里发阿·拉斐阿·塔哈塔维，将其称为“阿拉伯复兴事业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兰世界有重要地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学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国留学生团的伊玛目。

从1826年到1831年，塔哈塔维在巴黎居住了5年，在此期间，他对法国的科技、思想、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观察，并将其与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了对比，最后得出结论：以卢梭所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在其指导下建立的法国的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是法国实现复兴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违背，可以适用于埃及人，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全体穆斯林。

1831年回国后，塔哈塔维将自己在巴黎的所见所想整理成了一本书：《巴黎精华》，于1834年出版。穆罕默德·阿里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指示将其阿拉伯文原本和土耳其文译本印发到各级学校和行政机构。这本书很快名声大噪，成为阿拉伯复兴事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

萨米尔认为，有关塔哈塔维的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塔哈塔维的思想产生在19世纪初，当时欧洲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殖民进程尚未开始，阿拉伯人尚未将欧洲视为必须防范的危险对象，而是将其单纯视为观察和学习的对象。也就是说，塔哈塔维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的本来面目。

第二，塔哈塔维对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验的（相对于伊斯兰教义的）正确性，而是这些思想可以帮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社会进步。塔哈塔维为借鉴法国思想成果设定的唯一前提条件是“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真理不问出处”，只要是对穆斯林有益，对阿拉伯社会的复兴和进步有益，就应该拿过来为己所用。在萨米尔看来，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萨米尔得出结论：在欧洲殖民入侵导致阿拉伯世界对欧洲的印象被改变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国情和文化——特别是道德准则——之后为己所用，以民族复兴为最高目标。萨米尔认为，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如果按照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够获得复兴，重现辉煌？对于这个问题，萨米尔的回答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因为从19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开始，逐步蚕食阿拉伯国家，最终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P.9）萨米尔认为，这一现实导致阿拉伯人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阿拉伯人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实现复兴，而是如何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P.13）

萨米尔指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阿拉伯人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人将整个欧洲视为敌人，并进而反对欧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反对现代化的人同时也是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的人，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是从穆斯林先辈的遗产中寻找答案”（P.14）。

另一种人则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是导致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欧洲在探寻复兴道路这一问题上握有绝对真理，阿拉伯人应沿着欧洲的道路全盘照搬，不必也不能对其作任何根本上的变化和调整。与前一种人相比，这种人可以按照中国人熟悉的说法，被称为“全盘西化”派。

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被认为所冷战的胜利者，持西化主张的人更进一步坚定的认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国。但现实是，这条路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句式来表达，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在萨米尔看来，由于近代欧洲殖民者的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按照萨米尔的定义，这就是所谓的“模式化”——与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按图索骥将其构建起来。

萨米尔认为，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没有通过学习、创新，自主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而企图以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应对发展问题，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不要“模式”，但“追随”中国

　　二十多年下来，一场“复古”，一场“西化”，这两场“模式化”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按照萨米尔的观点，这意味着，“模式化”，在阿富汗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说塔利班的“复古”因为其“倒行逆施”而失败，那么以美国主导的“西化”为什么会失败呢？

　　2011年，也就是塔利班在阿富汗倒台10年之后，“阿拉伯之春”爆发。在短暂的“春天”之后，阿拉伯世界陷入了一场不见尽头的持续动荡，“阿拉伯之春”没有解决既有问题，却成为既有问题的总爆发。

对此，萨米尔在新作《东方的复兴》中的分析是：“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阿拉伯民族脱离于世界和落后于时代的诸多表现：当世界各国迈向未来的时候，阿拉伯人则将时针拨向过去；当世界各国将自然资源和国家财富用于实现复兴和满足人民需求时，阿拉伯人却大肆浪费其有限的资源与财富；当全世界都坚持着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时，阿拉伯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和践踏它；当世界各国都拒绝依赖外国力量、力图实现独立发展时，阿拉伯人却极力取悦于别国；当世界各国走向统一的时候，阿拉伯人却愈发分裂；当第三世界国家努力接受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的价值观时，阿拉伯人却在回味公民社会以前，部落时代中的落后要素；当各国着力改善自身处境以迎接未来的时候，阿拉伯人却宣称要追根溯源，回归历史。”

萨米尔认为，关键问题在于，“阿拉伯之春”企图通过直接移植西方政治体制的方法来解决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问题，但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国情。很多阿拉伯国家只是有着现代国家的外形，内部却仍然是阿拉伯传统的部落主义、宗派主义，统治者没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或融合，疲于应付内外压力，无力进行社会整合，只能通过强化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来保障执政地位和政权合法性。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没有共同议程，因此“阿拉伯之春”成为了“议程真空下的即兴革命”。

在萨米尔看来，今天的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就是：“复古”和“西化”这两条路线都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已经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出路在哪里？对此，萨米尔提出的方案是：以中国为对象，进行“文明的追随”。这也是萨米尔这本《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的主旨所在。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具体地说，“追求复兴的落后民族”，应该选定一个在发展程度上高于自己的民族作为“追随”的对象，然后与作为其追随对象的先进民族，建立这样的关系：

　　1、先进民族应捍卫落后民族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特别是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涉，为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2、先进民族通过为落后民族提供他们自己不能探索、了解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的步伐。这既有助于先进民族从落后民族那里获得相应的利益，也有助于落后民族加速缩小与先进民族的发展鸿沟”（P.99）

　　从萨米尔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安全”带来的“和平”与“发展”，是他最关心的。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先进民族”，由这个“先进民族”充当“落后民族”的保护者，保护和引导作为“落后民族”的阿拉伯世界走上复兴之路。

　　萨米尔认为，在“复古”和“西化”这两个方向都已经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出路：“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发达的文明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从而实现互利合作而非单纯的索取利益：落后民族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文明的诸多成果，同时落后民族也可以为先进国家的持续进步和长久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P.96）这个“发达的文明国家”，就是萨米尔为阿拉伯世界设计的“文明追随”的对象。

　　但是，萨米尔又认为，“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只适合于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因此，与先进国家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也就是说，阿拉伯世界所要“追随”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自身也处于复兴进程中的国家。在有着共同的复兴追求的基础上，借鉴对方“在实现成功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哲学，为阿拉伯人规划自身的复兴提供指引。”（P.2）这就是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的具体内容。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对象呢？萨米尔认为，这个国家应具备三个特征：

　　第一，它必须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此前西化派的失败已经证明，与阿拉伯世界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学习榜样的。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

　　第三，这个国家应与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处。这个国家自身也是处于复兴的过程中，而且取得了成功。特别是，这个国家在复兴过程中，也采用了与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鼻祖塔哈塔维所提出的“非模式化”类似的发展方式。

　　根据以上三条标准，萨米尔认为，世界上有且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这就是中国。

　　之所以选择中国，萨米尔给出的理由有三条：

　　首先，西方国家不能成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因为“西方国家只会索取阿拉伯世界的资源却不愿支持他们的实现发展和进步，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复兴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国，“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应该予以考虑的对象”（P.98）。

　　第二，“中国的发展前途无量”，“将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因此，“他们可以帮助阿拉伯人从目前所遭受的剥削与外部压力中解脱出来，创造繁荣的阿拉伯现代文明，并共同保持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P.99）

　　第三，最重要的是，萨米尔认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在萨米尔看来，这种相似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同属东方国家，在国情上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塔哈塔维……的哲学思想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塔哈塔维目睹了法国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认为其发展方式有利于伊斯兰世界实现文明与进步，值得重视和借鉴，并主张效仿其中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成功经验。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民族复兴的考虑，将他人的经验拿来改造，使其符合阿拉伯国情和文化。这与邓小平求真务实的思想如出一辙。”（P.150-151）

　　在《东方的复兴》中，萨米尔对这一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萨米尔认为，所谓向中国学习，既要关注中国发展之“术”，但更重要的是借鉴中国成功之“道”，“道”的问题是阿拉伯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而中国的成功之“道”，就是“非模式化”。

　　他说：“中国在坚持某些基本原则的同时，避免走向某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意识形态的禁锢之中，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发展与复兴进程本身就是一个应对各种思潮，规避其不良影响以实现核心目标的过程。中国超越了某种或某几种意识形态的刻板模式，实现了融合与创新。”

　　萨米尔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应成为阿拉伯世界实施“文明追随”的首选对象。

　　既然确定了以中国为阿拉伯世界实施“文明追随”的对象，接下来，萨米尔就必须面对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是否愿意接纳阿拉伯世界？对于这一点，萨米尔认为问题不大。原因正如前述，萨米尔认为在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因此中国不会介意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

　　第二，更重要的问题是，阿拉伯世界何以让中国接纳他们？萨米尔认为，要想和中国建立“文明追随”关系，阿拉伯世界必须能够满足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萨米尔看来，阿拉伯世界满足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式有二：一是立足于阿拉伯世界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满足中国对资源方面的需求；二是发挥阿拉伯国家数量众多的优势，在联合国一类的外交活动中，为中国充当“票仓”，提供政治支持。

　　萨米尔认为，目前阿拉伯世界还没有为“文明追随”于中国做好准备，中国也没有。“但是，从中国的经济数据和中国制定的未来发展规划中可以确信，中国必然会在21世纪的某一历史时刻做好准备。那么在这段时间内，阿拉伯人应当全力以赴，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文明追随于中国是实现阿拉伯文明复兴的难得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阿拉伯人自身不努力，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热衷于帮助阿拉伯人的文明复兴事业呢？”（P.146）

　　在《文明的追随》一书中，萨米尔反复强调了学习中国经验对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他真正想表达的，反映在全书结尾的这几段话中：

　　阿拉伯世界渴望重振复兴事业，而中国为其提供的不仅仅是可资学习和借鉴的经验，还有未来的机遇，我们必须珍视并牢牢把握。如果说自从拿破仑以武力打开阿拉伯世界大门以来，西方列强（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出于种种原因一直剥削、压迫阿拉伯世界，那么有希望成为世界上重要一极的中国不会像西方一样对待阿拉伯世界，而是会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我们携手创造公正的国际环境，解决阻碍阿拉伯文明进步的各种问题。

　　为此，我们要发展好同中国的关系。……中阿双方间在经贸上的密切合作为双方带来了财富，但这对实现更高层次的战略利益、对实现阿拉伯复兴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文明的视角出发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我们在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文明复兴。

　　阿拉伯人渴望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提供的各种机遇不容忽视。从重视中国的“非模式”发展到对中国的“文明追随”，我们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将有助于阿拉伯世界在中国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同时重振自身的复兴大业，早日实现“阿拉伯梦”。（P.151~152）

　　可以看出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于中国”的真正含义，而这其实并没有在书中直接说出来，那就是：在目前阿拉伯世界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缺乏一个核心国家的情况下，他期盼由中国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路人；阿拉伯世界通过与中国这个“将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与之相抗衡的国家”的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获得中国的支持和指导，通过学习中国的“非模式化”发展方式，实现阿拉伯世界渴望已久的重振复兴事业。

　　当然，回到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救亡压倒复兴”的问题，萨米尔给出的答案，其实是依靠中国某种形式的的“保护”来完成救亡。确实，基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分裂的现实，他们是难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救亡”的，而没有“救亡”谈何“复兴”？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救亡”，但中东看不到希望，所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倒也不必苛责萨米尔的“局限性”。

　　在《东方的复兴》中，萨米尔的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了。萨米尔认为，中国ZF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结成“利益共同体”，并对中国进行“文明追随”的天赐良机。

　　在萨米尔看来，中国ZF提出的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意味着中阿之间更大规模的贸易、投资、人员流动，更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可以借此机会，更好地吸收、利用中国日益成熟的生产能力和科技成果。当先进的国家正在热烈讨论、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时，多数阿拉伯国家则还在工业化的大门内外徘徊。

　　“一带一路”所重视的产能合作、所倡导的“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科技发展所亟需的。因此，萨米尔呼吁阿拉伯人不要满足于做一个“商业”的民族，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借助中国这一倡议的丰富内涵和务实举措加快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成为“创造”的民族。

　　如果萨米尔的这些分析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阿富汗与阿拉伯世界同属伊斯兰世界，在社会形态和文化上有众多的共同点，他的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阿富汗，也同样适用。如果阿富汗能够按照萨米尔的设想，与中国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那么其发展前景将大有可期。

　　在这方面，中国ZF其实已经表明了态度，塔利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与东伊运等恐怖势力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并予以打击。这是塔利班满足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前提。只有这样，中国和阿富汗建立起“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阿富汗对中国的“文明追随”才有可能。塔利班会作何选择，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