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焦虑的一个群体。
关于中产阶层的界定一直颇有争议，中产的标准是什么?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调查结论显示，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6万元至50万元，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所谓的“35岁危机”、“中年油腻”、“财务自由”、学区房、子女教育等问题，无不深深透露出中产阶级的焦虑感。（戳此回顾→只要我跑得够快，焦虑它就追不上我 ——才怪！）
所谓中产焦虑，是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还是精英们标榜身份的矫情？ 我 他们这些又有苟且又有远方的人，到底在焦虑什么？
读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明老师的这篇文章，东方君发现，每个中产家庭的焦虑，都像历届春晚的谢幕曲一样，年年岁岁忧相似，岁岁年年愁相同。
据总结，中产阶级的核心焦虑有二：一是自身收入与财富水平缩水的焦虑，二是自己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的焦虑。然而归根结底，其实都是自己或孩子不能继续实现阶层跃迁，甚至可能面临阶层下滑的焦虑。换言之，当前中产阶级的焦虑感，与中国目前阶层之间流动性的显著下滑关系密切。
我身边的中产阶级朋友们平时都在忙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们大致在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提升自己。例如，不少朋友平常在听喜马拉雅FM与得到App，他们希望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这样做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不落伍”。又如，很多朋友开始投身于健走与长跑等健身项目。这样做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抗压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地投身于工作。再如，不少朋友纷纷去上学费昂贵的名校的EMBA课程。这样做不是单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拓展自己的朋友圈”。
第二件事是更好地配置家庭资产。朋友们聚会，讨论得更多的话题往往是房子、股票、基金、理财产品。笔者家住在望京，经常在一家较大的咖啡厅工作，已经有五六年。最近几年，邻座咖啡客的谈话焦点已经基本上转换到“私募”“A轮”“估值”“对赌”“退出”的问题上来。虽然自身资产未必很多，但很多朋友都在考虑海外资产配置、全国房产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大宗商品期货等问题。
第三件事是提升孩子的竞争力。第一，让孩子上更好的幼儿园、学前班、小学与中学。由于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非常不均衡，这个问题就演化成是否要买学区房，以及如何买到更好的学区房的问题。第二，要将孩子有限的课外时间更加高效地分布到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上，无论是奥数、外语、国学、逻辑，还是音乐、绘画、舞蹈、钢琴，恨不能把孩子塑造成“经天纬地”的全才。第三，不断地给孩子加压，“隔壁家”的孩子如何如何了，“朋友们”的孩子如何如何了。似乎只要孩子不努力，未来就会沦落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当你的孩子在玩耍时，其他孩子正在拼搏”这样的帖子在微信上屡见不鲜，由此造成的结果似乎是孩子们的早熟与早衰。知识面固然广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却下降了。孩子的简历的确丰富了，可孩子独立生活与抗压的能力却下降了。
简言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如此忙活，一是为自己，二是为孩子，而忙活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害怕“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其中深层次的担忧，似乎是害怕“阶层停滞”甚至“阶层下滑”。
中国当前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都经历了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迁的过程。举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一个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当时上大学学费不贵，还有补贴，上大学之时就是家庭减负之日。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如国企、外企或者政府机关，自身完成了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跃迁（这个过程被很好地形容为“鲤鱼跳龙门”）。与此同时，当时一个人进城，可能会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进城，这不仅改变了一个人的阶层属性，而且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在这个时期，草根阶层出身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成为城市中的中坚阶层甚至精英阶层。由于阶层之间流动性很强，这个时期的年轻人的焦虑感并不强烈。
然而，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是，草根阶层的年轻人转换自己的阶层属性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同样以出身农村家庭的年轻人为例，来讲述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首先，农村家庭的孩子现在要考上重点大学已经越来越难，原因是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可谓一日千里，越来越大。
其次，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现实是，学校越差，学费越贵。因此，孩子上大学之时，可能就是家庭举债之日。而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也越来越难，因此大学毕业之时可能就是家庭违约之日。
再次，即使好不容易找了个不错的工作，自己进了城。然而在当前的社会里，一个成功进城的年轻人想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进城，遭遇的压力相当巨大。这样的年轻男，被称为“凤凰男”，是社交媒体上批评的重点，如“嫁人不嫁凤凰男”。然而，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很大一部分都是“凤凰男”。“凤凰男”的风行意味着，一个有着多位子女的中低收入家庭重点投资某位子女教育的收益率是很高的。而整个社会对于“凤凰男”的鄙视，则意味着中低收入家庭重点投资某位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将显著下降。
最后，即使一个草根阶层的年轻人成功地转化成了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他的焦虑感非但不会减轻，而且极有可能加剧。例如，他马上会面临购买房产、购买哪儿的房产、借多少钱、从哪儿借钱等重重考验。即使买了房，安顿了下来，成家立业之后又会面临要为子女教育而换房，特别是换学区房的考验。子女教育问题刚解决，通常老人的健康问题又接踵而来。换言之，成为中产阶级之后，自然会面临中产阶级的一大堆困扰。即使那些已经做得非常成功的人，也会由于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做得更成功的人的案例，而不得不继续焦虑、继续拼搏。
总之，笔者在前文中举的例子，其实就是中国阶层间流动性由强转弱的事实。用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出身草根阶层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阶层跃迁的概率明显下降了。试想，一个人通过自己努力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命运，这个人的焦虑感自然会越来越强。其实，社会上流行的俗语也能反映上述变迁。在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流行“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这说的其实就是通过教育完成阶层跃迁。而当前社会流行“拼爹”的说法，这说的其实就是子女这一代人的阶层属性取决于父母那一代人的阶层属性。
那么，是谁抽掉了从草根阶层向中坚阶层跃迁的“梯子”呢？笔者认为，房地产与教育可能是降低阶层流动性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由于过去十多年间房价飞涨，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有房阶层”与“无房阶层”两个群体，房价飙升是造成过去十多年来财富分配差距加剧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之一；其次，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优质初等与中等教育资源的稀缺、优质职业教育的稀缺，也是年轻人完成阶层属性切换的很重要的障碍。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对低收入阶层而言，减贫至关重要，那么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重塑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降低中产阶级的焦虑感，就变得非常重要。
要重塑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至少有三方面的政策需要出台。
第一，通过更加完善的收入再分配机制，避免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这意味着遗产税、房产税、资本红利税等再分配措施亟须出台（当然，中国居民部门整体税负已经在全球位居前列了，征收这些新税种的前提，应该是其他税负的削减）。
第二，通过多种手段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居住需求，而不要让所有人都去追逐商品房。这就意味着公租房、共享产权、租售同权等尝试需要加快落实并扩大规模。
第三，让草根阶层的民众以较低成本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应通过向民间资本的开放，来提供更多的更优质的初等、中等、高等私立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应将更多政府资源投入公立教育体系，切实降低中低收入阶层家庭享受更高质量公立教育的门槛。

*本文摘选自《前有险滩：全球动荡时代的中国自处之道》，有删减，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原著

全球中产，但是你看现在的物价，和你身边人收入比对的一个心理效应

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8.21亿人每天吃不饱饭，吃得饱的里面还有1.55亿人吃的是窝窝头，所以，咱们在党的领导下，还是挺幸福的。
2020世界上有8.21亿人每天吃不饱饭。下面介绍一下世界吃不饱饭人口的情况：

1、全世界每天8.21亿人挨饿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了《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报告数据显示，因为疫情冲击，今年全世界每天有8.21亿人在挨饿，将有2.5亿人遭受严重饥饿，比19年多出1亿3千万人，世界饥荒人口数额巨大。

2、20年1.55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问题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欧盟日前共同在线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称，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2020年至少有1.55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问题，比上一年增加约2000万人，达到过去5年最高水平。

比上不比下，这是人的特征。平均不平分，这是财富的特征。基于这两点，人很难意识到自己此时此刻的幸福，着眼于他人，羡慕他人，学习他人，不断进步，这是人类不断向前的步伐决定的。

人本就是贪婪的，一个人穷是很容易被意识到的，因为生活必需品买不到了。一个人相对富有很难意识到，因为仍旧有难以获得的物品。只有绝对的富有才能被人意识到，因为可以买到绝大部分。但是仍旧有买不到的，比如爱人的心，比如健康等等，所以不知足很常见。望采纳！

首先要加入物价消费指数， 就好比香港和3线城市对比， 香港月薪2万的幸福感肯定不如3线月薪5000的。

还有和周边人的类比，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最后要考虑是租房，买房还贷，有房无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