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地主作为一种旧的私有者，应该与普通的私有者没有区别。在封建地主产生的早期，作为新兴事物，应该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缺乏竞争机制和法律秩序，导致封建地主的权势和家财在一种低级的习惯状态中养成，必然带有原始性、落后性。在血缘世袭、财富世袭、宗教权世袭的制度下，为了保证世袭产权的安全，必然导致农权与官权、匪权联姻，最终导致“地头蛇”式的特殊威权体制。在这种几乎不受监督的地头蛇模式下，封建地主做一些坏事的成本很低，从而导致坏事层出不穷，如欺男霸女、恃强凌弱、农官匪勾结鱼肉乡里等等。
    一句话，封建地主做坏事的成本很低，所以无法保证他们不做坏事，他做了坏事你只能把它解释为好事，比如某人被皇帝霸占只能解释为“临幸”，否则你只能受气。
    如果说“地头蛇”威权体制也有均衡的话，那是一种非常低级的均衡。比如，盛行于德国、法国的“初夜权”制度盛行了数百年，你不能不说这种制度具有长期的稳定性，是农奴与地主达成某种均衡的结果。盛行于东方的“童养媳”制度也有同样的效果。试问：封建地主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闺女送到穷人家当童养媳呢？
    我们不排除个别地主群体中会出现雷锋式的英杰，但这是小概率事件，无法改变“封建地主做坏事成本很低”这一基本状态。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进阶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让做坏事的成本越来越高”。早在1212年，英国市民阶级就利用国内分裂，逼迫无地王约翰签署《自由大宪章》，目的就是让国王做坏事的成本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