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些你想能说明什么问题？这到底能真正地说明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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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明，计划经济不会被发达国家接受。永远都不会。

楼主不完全正确，因为楼主不要把企业（市场主体）的计划和经济制度的计划经济等同起来。从本质上将市场主体的计划（如各种预算）都是对市场不确定一种应当，这正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和意义就是让市场主体进行自我决定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你竟如此总结历史经验。真是服了你。

如果市场主体的计划形成高度垄断，那么市场主体本身就要被否定。

这个问题奥地利学派早就论述清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人类的能动，通过革命可以走向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缺乏经济计算的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低下，从经济效率出发，计划经济的效率是远远低于资本主义的，而且，由于计划经济的集权才能进行配置的计划，经济上的集权导致政治上的极权，最终会导致这些国家独裁者的出现，使人民走向被奴役的道路。
关于计划经济配置的低效，米塞斯的经济计算和社会主义的分析都有论述；
关于极权政治，米塞斯的极权国家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都有论述。
附发米塞斯的演讲：干预主义，看看对计划经济计算可能和极权政治的讨论。

干预主义
        米塞斯
          彭定鼎 译
一个著名的、很经常被引述的说法是：“管得最少的**是最好的**。”我不相信这是对好**的职能的正确描述。**应当做需要它做的一切——建立**就是为了做这些事情。**应当在国内保护个体免受匪徒的暴力和欺诈侵害，也应当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犯。这些是自由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职能。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是集权的，没有什么不在它的管辖之下。但是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职能是保护市场经济免受国内外的欺诈和暴力得以平稳运行。
那些不同意**职能的这个定义的人们可能会说：“这个人仇恨**。”没有什么比这个说法更远离真实了。如果我说汽油是非常有用的液体，有许多用途，但我却不会喝汽油，因为我认为汽油不是用来喝的，我并不是汽油的敌人，我也不恨汽油。我只是说汽油对于某些用途十分有用，但不是全部用途。如果我说抓捕杀人犯和其他罪犯是**的责任，但是经营铁路或者为没用的事情花钱不是它的责任，那么并不能因为我宣称它适合做某些事情不适合做另一些事情，而说我仇恨**。
据说，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不再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了。在当前状况下我们实行的是所谓的“混合经济”。作为“混合经济”的证据，人们指出许多企业是由**所有并经营的。
一些机构和企业无疑是由**经营的。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它甚至也不意味着在原本非社会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有了“一点点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在经营这些企业的时候服从市场力量，这意味着它服从于消费者。**——举例说，假如它经营邮局或者铁道——必须雇用人们在这些企业工作。它也必须购买经营这些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和其他东西。另一方面，它向公众“出售”这些服务或者商品。然而，即便它采取自由经济体制的方法经营这些机构，结果却总是赤字。但是**能够弥补这些赤字——至少**人员和执政党人员这么想。
个体显然不同。个体赤字经营的能力十分有限。如果赤字不很快消除，如果企业不盈利（至少不发生更多赤字），个体就破产，企业必然倒闭。
但对于**来说，情况不同。**能够赤字经营，因为它有权向人们征税。如果纳税人愿意缴纳更高的税使**亏损经营企业——也就是说，以不如私营机构有效的方式经营——而且公众接受这些亏损，那么企业当然能够继续。
近年来，大多数国家的**大大增加了国有机构和企业的数量，以致赤字远远超出能够向公民征收的税。随后的做法不是今天讲演的主题，那就是通货膨胀。我明天论述它。我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混合经济不可与我今晚要谈的干预主义的问题混为一谈。
什么是干预主义呢？干预主义意味着**并不将其活动局限于维持秩序，或者——像人们一百年前所说的——“制造安全”。干预主义意味着**想做更多。它要干预市场现象。
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不用干预企业经营，人们经常回答说：“但是**必然总是在干预。街上有警察，**在干预。它干预抢匪洗劫商店，干预盗匪盗窃汽车。”可是，论述干预主义并且定义干预主义时，我们说的是**对市场的干预。（**和警察应当保护公民，包括生意人，当然还有其雇员，免遭国内外匪徒的侵害，这事实上是任何**正常必要的职能。这样的保护不是干预，因为**的唯一的合法职能正是维护安全。）
说干预主义时，我们所指的是**做防止暴力侵犯和欺诈之外的事情的愿望。干预主义意味着**不仅没有保护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而且还干预各种市场现象；干预价格、工资、利率和利润。
在仅仅听从消费者时，生意人原本会选择一种经营方式。**干预是为了迫使生意人采取不同的方式。因此，**采取的所有干预主义措施都导致了对消费者至上权的限制。**想窃取自由市场经济中原本在消费者手中的权力——至少一部分权力。
我们来考察一个干预主义的例子，它在许多国家十分盛行，许多**一再实行，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我说的是价格管制。
**增发货币实行通货膨胀之后，人们就会对由此引发的价格上涨感到不满。有许多失败的价格控制的著名历史事例，我只给你们举两个，在这两个例子中，**都切实地强力执行或者试图强力执行价格控制。

第一个例子是罗马皇帝迪奥克里申（Diocletian），他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一位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三世纪下半叶的这位罗马皇帝只有一个财政方法，就是降低货币贵金属的成色。在印刷技术发明之前的原始时代，通货膨胀也是原始的。它采取的是降低铸币——尤其是银币——成色的办法。**向银币中掺入越来越多的铜，直到银币颜色改变，重量大幅降低。铸币成色下降和由此造成的货币数量的增加导致了价格上涨，随后价格控制法令颁布。罗马皇帝们执行法律可不温和；他们认为对于一个索取高价的人来说死刑并不过分。他们实行了价格控制，但却未能维护社会。结果是罗马帝国和劳动分工体系的解体。
然后，一千五百年后，同样的货币成色降低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但这次人们采取了不同的办法。货币制造的技术大幅改进了。法国人不必再采用降低铸币成色的办法了：他们有印钞所了。印钞所十分高效。同样，结果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上涨。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最高价格不是以迪奥克里申皇帝的处死刑的方法实施的。杀害公民的技术也进步了。你们都记得著名的吉洛汀医生（J. I. Guillotin），他宣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断头台。虽然有断头台，法国人也未能执行最高价格法。罗伯斯庇尔本人被押上断头台时，人们喊道：“砍了那肮脏的法令”。
我提到这件事是因为人们常说：“要使价格管制令行禁止只需要苛刑厉法。”毫无疑问，迪奥克里申非常严厉，法国大革命也是。然而，这两个时代的价格管制措施都完全失败了。
我们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听到人们对牛奶价格上涨不满。牛奶当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青少年和儿童。因此，**规定了牛奶的比潜在市场价格低的最高价格。现在**说：“我们竭尽全力让贫农能够有牛奶喂孩子。”
结果怎样呢？一方面，牛奶的低价格增加了对牛奶的需求；那些原来买不起高价牛奶的人现在能够以**规定的低价买到了。另一方面，一些牛奶生产者，那些以最高成本生产的生产者——也就是边际生产者——现在就亏损了，因为**规定的价格低于他们的成本。这是市场经济的关键。私人企业家、私人生产商不可能长期承受亏损。由于他无法承受牛奶生产的亏损，他就停止为市场生产牛奶。他可能把一些奶牛出售给屠宰场，或者他转而出售奶制品，例如酸奶、奶油或者奶酪。
**对牛奶价格的干预导致牛奶比以前更少，同时需求相对更大。一些准备支付**规定价格的人买不到牛奶。另一个结果是，人们急忙去商店抢购。他们得在门口等。在**规定了它认为重要商品的最高价格的城市里，商店门口的长队是常见的现象。牛奶价格被管制的地方都发生这个现象。这总是被经济学家们预见。当然了，只被好的经济学家预见，他们的人数从来不多。
但是**价格管制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达到目的。它企图更好地满足牛奶消费者。但实际上，消费者更加不满了。**干预之前，牛奶很昂贵，但是人们能够买到。现在牛奶供应更加短缺。因此消费总量降低了。孩子们的牛奶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了。于是**采取的下一个措施就是配额制。但是配额制仅仅意味着一些人有得到牛奶的特权，而另一些人得不到牛奶。谁该谁不该得到牛奶总是十分随意地决定的。比方说，规定可能是4岁以下的孩子应该得到牛奶，而4岁以上的或者4岁到6岁之间的孩子应该得到4岁以下的孩子牛奶配额的一半。
不论**做什么，事实仍然是，牛奶数量更少了。因此人们比以前更加不满。现在**问牛奶生产商（因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自己弄明白）：“你们的产量为什么不和以前一样多？”**得到的答案是：“没办法，因为生产成本高于**规定的最高价格。”于是**考察了生产的各个要素，它发现要素之一是饲料。
**说：“好办，我们对饲料也实行对牛奶的那种管制。我们将规定饲料的最高价格，然后你们就能以较低的价格较低的开销喂养奶牛。那时候什么都好了；你们就能生产更多牛奶销售更多牛奶。”
但是现在又会发生什么呢？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饲料上，你们明白，理由也是一样。饲料生产下降，**又一次面临两难困境。于是**又开听证会，找出饲料生产的问题。饲料生产商的解释和牛奶生产商完全一样。于是**被迫继续前进，因为它不想放弃价格管制的准则。它决定了饲料生产所需原料的最高价格。于是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遍。
同时，**在牛奶之外开始管制鸡蛋、肉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每次**都得到同样的后果，到处都是一样的结果。一旦**为消费品制定最高价格，它就必须介入生产品，限定生产那些价格受制的消费品所需生产品的价格。于是，**从几种商品的价格管制出发，进而越来越深入到生产过程中，为所有生产品都制定了最高价格，当然也包括劳动力价格，因为没有工资管制，**的“成本控制”就没有意义。
不仅如此，**不可能将其对市场的干预局限于牛奶、黄油、鸡蛋、肉等那些它认为至关重要的物品。管制必然包括奢侈品，因为如果不限制奢侈品的价格，资本和劳动力就会离开必需品的生产转而生产那些**认为非必需的奢侈品。因此，对一种或者几种消费品价格的干预总是导致——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还不如从前的状况。
在**干预之前，牛奶和鸡蛋昂贵；**干预之后，它们就开始从市场上消失。**认为这些商品太重要，需要干预；它企图增加数量改善供给。结果正好相反：干预导致的后果是——在**看来——比之前**想改变的状态还不如的境况。随着**越陷越深，最后有一天所有的价格、工资、利率，简而言之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切，都由**决定。这显而易见就是社会主义。

我这里讲的，这个纲要性的理论说明，这正是在那些试图实行价格管制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些**顽固不化，一步步走向灾难。这样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德国和英国都发生过。
我们分析一下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两国都经历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两国**都实行了价格管制。他们从几种商品开始，从牛奶和鸡蛋开始，越陷越深。战争持续得越久，通货膨胀越严重。三年战争之后，德国人——一贯如此，系统地——实施了一个宏伟计划。他们称之为兴登堡计划：当时德国**认为美好的一切事物都被冠以兴登堡的名称。
兴登堡计划意味着整个德国经济体系应当由**控制：价格、工资、利润……一切。**官员立即开始实行这个计划。但是在他们完成之前，灾难降临了：德意志帝国崩溃了，整个官僚机构消失了，革命带来了血腥的后果——事情结束了。
英国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但是过了一段时间，1917年春，美国卷入了战争，向英国人供应足够数量的物资。因此，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通向奴役的道路被中断了。
希特勒当权之前，布吕宁（Brüning）总理在德国出于不寻常的理由再次引入价格控制。而希特勒甚至在战前就实行了；因为在希特勒德国没有私营企业也没有个人积极性。在希特勒德国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它与苏联制度的区别仅仅在于，自由经济体制的用语和标签仍然被保留下来。仍然存在所谓的“私有企业”。但是企业主不再是企业家，而是被称为“经理”（Betriebsführer）。
整个德国都是按照领导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元首当然是希特勒，然后有各级大小领导。企业的领导就是经理。企业的工人被称为Gefolgschaft，这个词在中世纪表示封建领主的随从。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服从名称极长的机构——Reichsführerwirtschaftsministerium——发出的指令，其首领是著名的佩戴珠宝和勋章的胖子，名叫戈林。
这个名称冗长的机构向所有企业发出指令：生产什么，多少数量，从哪里获得原材料，付多少钱，产品按照什么价格卖给谁。工人们奉命在某个工厂工作，他们得到**规定的工资。整个经济体系的每个细节都被**管制。
经理没有权利将利润归为己有；他得到相当于工资的收入，而如果想得到更多，他就会说（举例说）：“我病得厉害，需要立即做手术，手术要花500马克。”然后他就要问区长（Gauführer 或者Gauleiter）能不能在工资之外多拿点钱。价格不再是价格，工资不再是工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数量词了。
我现在告诉你们那个制度是如何破产的。经过多年战斗，一天，外国军队抵达德国。他们试图维系这个**指令的经济制度，但是要想维系，就需要希特勒的凶残，否则就行不通。
德国是如此，同时，英国——在二战期间——所做的和德国完全一样。英国**从某些商品的价格管制开始，一步一步地（和希特勒在战前和平时期所做的一样）越来越多地控制了经济，战争结束时，他们实行的几乎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
英国不是被1945年成立的工党**带向社会主义的。战争期间，英国在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任首相的**领导下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工党**不过保留了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尽管遭到人民的剧烈抵抗。
英国的国有化并没有很大的意义；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不过是名义上的，因为英格兰银行已经处于**的完全控制下。铁路和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也是一样。
所谓的“战争社会主义”——意思就是逐步实行的干预主义体制——事实上已经把经济体制国有化了。
德国和英国体制的区别并不重要，因为掌控体制的人都是由**任命的，而且他们都必须在所有方面服从**的指令。如我前面所说，德国纳粹的体制保留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标签和术语。但是这些标签和术语的意思很不同了：它们现在仅仅是**指令。

英国体制也是如此。英国保守党重新掌权后，那些经济控制中的一些被取消了。在英国，现在一方面有人企图保留控制，一方面有人企图取消控制。（但是人们一定不能忘记，英国的状况与俄国的状况十分不同。）那些依赖粮食和原材料进口，因而必须出口制成品的国家也是一样。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国家，**控制体制根本行不通。
于是，只要在经济自由尚存的地方（在一些国家仍然有真正的自由，例如挪威、英国、瑞典），它的存在是因为保留出口的必要。前面我选取了牛奶的例子，不是因为我对牛奶有特别的偏好，而是因为几乎所有**——或者说大部分**——在过去几十年间管制了牛奶、鸡蛋或者黄油的价格。
我想简短论述一些另一个例子，租金管制。如果**管制租金，一个结果就是，那些由于家庭条件变化原本会从大住房搬到小住房的人不这么做了，例如，那些孩子长大到二十多岁结婚或者到其他城市工作的家庭。这样的家庭过去通常会改变住处，搬到较小较廉价的住房。租金管制实行后就无此必要了。
1920年代初的奥地利维也纳，租金管制很严格，管制之下，一间普通住房的租金不超过国有公共汽车票价的两倍。你们可以设想，人们毫无改变住房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没有新住房建设。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二战后的美国，而且在许多城市延续至今。
美国的许多城市陷于财政困境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它们有租金管制，因而住房短缺。于是**花大钱建新房。但是为什么会有住房短缺呢？住房短缺发生的原因和牛奶价格管制时牛奶短缺的原因一样。这意味着：**干预市场时，市场就被驱使向社会主义。
一些人说：“我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不希望**控制一切。我们知道那样不好。但是为什么**不能对市场稍加干预？为什么**不能消除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物呢？”上面的话就是回答。
这些人谈论“中间道路”政策。他们没有看到：孤立的干预，也就是仅仅对于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小部分的干预，造成的状况比**——以及要求**干预的人们——发现比他们希望改变的状况更糟糕：要求租金管制的人们发现公寓和住房短缺之后大为恼火。
但是这个短缺正是**干预造成的，正是把租金限制在自由市场水平之下的管制造成的。
存在第三种制度——如其支持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保留两者的优点避免两者的缺点的制度——的说法是纯粹的胡说。相信存在这种神话制度的人们在赞美干预主义的好处时可能诗意盎然。我们只能说他们搞错了。他们赞美的**干预会造成他们自己也不喜欢的状况。
我后面将要论述的论题之一是保护主义。**试图隔绝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它实行关税，导致商品国内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使国内生产商能够形成卡特尔。然后卡特尔又受到**的抨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卡特尔立法是必要的”。
大多数欧洲**正是如此。在美国，反托拉斯立法和**与垄断的幽灵的斗争还有其他原因。
**通过其干预为国内卡特尔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时候它又指着企业说：“这些是卡特尔，因此**对企业的干预是必需的。”多么荒谬！通过制止使卡特尔成为可能的**干预来避免卡特尔要简单得多。
**实施干预“解决”问题的观念在每个国家都导致了至少令人不满的常常颇为混乱的状况。如果**不及时停手，干预就会带来社会主义。
然而，**对企业的干预仍然颇得人心。只要有人不喜欢这世界上的某件事情，他就会说：“**该采取措施。我们要**干什么？**就该制止它。”这是过去时代思想的典型遗迹，我指的是现代自由、现代宪政**、代议制**或者现代共和主义之前的时代。
几个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相信的一个学说：国王，涂了油的国王（古代国王登基时由祭祀涂油，作为神授君权的象征——汉译者注），是上帝的信使；他有超过臣民的智慧，有超自然能力。直到19世纪初，患某些疾病的人还希望通过国王之手的触摸而痊愈。医生们通常都更能够治疗病人；但是他们也让病人去接受国王的触摸。
人民从属于**、王室具有超自然和超人力量的学说逐渐不再为人们相信了——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它又复活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德国教授桑巴特（Werner Sombart），我与他很熟悉，他是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也是美国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这位教授写了本书，英文译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有法文译本，或许还有西班牙文译本——至少我希望有，因为这样你们就可以验证我说的话了。在这本书是在我们这个世纪而不是黑暗的中世纪出版的。在这本书中，经济学教授桑巴特直截了当地说：“元首，我们的元首（他当然指的是希特勒）直接从上帝这位宇宙的元首那里接受命令”。
我前面说到元首的等级，我说希特勒是这个等级中的“最高元首”。但是，按照桑巴特的说法，还有一个更高的元首，上帝，宇宙的元首。他的说法是上帝直接向希特勒下达命令。当然了，桑巴特教授说得很谦虚：“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与元首沟通。但是这个事实不可否认”。
你们现在知道，这样一本书居然能够用一度被人们赞誉为“哲人和诗人的国度”的德国的语言出版，而且还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你们也不会奇怪，即便一个小官僚，也会认为他比公民更智慧更优秀并且企图干预一切，哪怕他只是个芝麻官，而不是各个学会名誉会员的桑巴特教授。
有没有办法对付这样的境况呢？我要说，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公民的权力；公民们必须防止自认为比普通公民有更高智慧的专制政权。这就是自由和奴役的根本差异。
社会主义国家妄称自己实行民主。俄国人称他们的制度为人民民主；他们或许认为独裁者代表了人民。一位独裁者，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ón）1955年被迫流亡的时候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我们祝愿其他国家的所有独裁者都得到同样的下场。

经济上的集权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权？逻辑能够跳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