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毒黄瓜打破了什么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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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1-06-04

近两周以来，可能由“毒黄瓜”等受污染蔬菜引起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在欧洲来势汹汹。世界卫生组织称这次疫情“非常巨大、非常严重”。截至当地时间5月30日，德国报告确诊或疑似患者1400多人，其中14人死亡。除德国外，瑞典、丹麦、英国、荷兰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发现相关病例。
欧洲出现毒黄瓜事件似乎让我们的皮革牛奶、瘦肉精猪肉、毒水果有了半斤八两的比较，然而这正是最令人担心的。从2006年的美国毒菠菜、2008年爱尔兰二恶英猪肉、2008年的日本毒大米，全球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和国家能幸免，只要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造成灾难。因此，与其看笑话，还不如看看德国和欧盟是如何介入和应对这次毒黄瓜事件的，从中可以学到很多有益的教训。

食品安全问题非我国独有

毒黄瓜给欧洲蔬菜业带来毁灭性打击
毒黄瓜风波已在德国导致14人死亡，超过300人病情严重，在英国、瑞典、丹麦和荷兰也分别发现了与德国类似的病例。伴随疫情恐慌，欧洲多国纷纷颁布食品进口禁令，欧洲媒体称“欧洲人已走进食品威胁圈”。事件的两个主角，西班牙作为欧洲蔬菜出口最大的国家之一，一周内损失达两亿欧元，果蔬产业面临毁灭性打击，德国农民看着蔬菜慢慢腐烂，受到波及的荷兰、意大利等国，农业损失难以估计。最令西班牙农户担心的是，因毒黄瓜造成的信任危机，桃子、油桃、西瓜和蜜瓜的出口订单也受到影响。

发达国家也为食品安全烦恼
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近来美国每年约有5000人死于由食品引发的疾病。而事实上，所谓的“发达国家”从来就不乏食品安全事故，虽然在那些国家的新闻里，类似三氯氰胺奶粉或用荧光粉漂白蘑菇的故事并不多见。
百年前臭名昭著的制肉业黑幕  其实在FDA成立之前，美国的食品生产违法行为不仅普遍，而且令人毛骨悚然，制肉业黑幕便是其中一例。1906年，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了纪实小说《丛林》(The Jungle)。根据此书描述，美国肉联厂的绞肉机几乎与垃圾桶无异——除了产品名称所示的那种动物，曾经进入绞肉机，继而被制成各种“香肠”、“火腿”和“罐头”的东西还包括洗手的水、染料、死老鼠甚至操作机器时没有站稳的工人。

1955年日本砒霜奶粉事件  日本虽然早在1947年就制定了《食品卫生法》，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1955年的奶粉中毒事件。当年6月，日本西部地区的一些婴儿出现腹泻、呕吐、腹部肿胀、皮肤变黑等症状。冈山大学医院在接诊过程中发现，所有患儿此前均曾食用森永乳业公司的“MF”奶粉，而这种奶粉全部产自该公司设在德岛的工厂。经检验，森永乳业公司的“MF”奶粉中含有砷，即“砒霜”。厚生省随即要求所有商店停止出售“MF”奶粉，并下令关闭了森永的德岛工厂。虽然承认了上述违法行为，但对存在后遗症的可能性，森永公司却一口否定。然而几年后，当初被“治愈”的孩子中，很多人表现出智力落后、视力障碍、精神错乱、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问题。
2006年美国毒菠菜事件  2006年9月，美国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全美26个州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共205人因食用某品牌的袋装菠菜而患病，其中3人不治身亡。调查结果显示，该品牌的菠菜带有大肠杆菌O157:H7，而这些菠菜均产自加利福尼亚州中部海岸地区的几片农田。

国外如何应对？

德国的快速应对值得国人学习
德国的快速应对是最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德国出现毒黄瓜死人事件后，德国卫生部门马上就追踪到毒黄瓜的源头，是来自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和马拉加省两家企业。此后，追踪的方向还指向其他一些国家，如来自荷兰和丹麦的黄瓜也在受到调查。这正得益于食品安全的HACCP系统，即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通过对食品在生产、加工、制造、准备和食用等过程中的安全监控，马上能发现有毒或问题食品出现在哪一个环节，这对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和控制进一步的黄瓜中毒打下了基础。

国外保障食品安全五大招
第一招：严把源头关监管触角伸向产地。奥巴马ZF推动食品安全体系改革，新法案扩大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监管权力和职责，强调食品安全应以预防为主。根据新法案，FDA除了可以直接下令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外，还有权检查食品加工厂，以及对进口食品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尽量将食品安全的隐患消灭在端上餐桌之前。
第二招：重视流通环节为每份食品“建档案”。日本米面、果蔬、肉制品和乳制品等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使用的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都要记录在案。农协收集这些信息，为每种农产品分配一个“身份证”号码，供消费者查询。
第三招：食品造假要出狠招重罚。2004年6月，韩国曝出了“垃圾饺子”风波。事件曝光后，韩国《食品卫生法》随之修改，规定故意制造、销售劣质食品的人员将被处以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国民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的，有关责任人将被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一旦因制造或销售有害食品被判刑者，10年内将被禁止在《食品卫生法》所管辖的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另外，还附以高额罚款。
第四招：食品召回构筑最后屏障。奥巴马食品监管改革要点之一就是授予美国药管局强制召回权，可以直接下令召回而无需要求生产厂家自愿。日前，美国FDA推出了食品召回官方信息发布的搜索引擎，以提高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完整性。通过搜索，消费者可以获得自2009年以来所有官方召回食品的详细动态信息。
第五招：完善食品安全法用法律来保障。巴西有关食品安全的法案很多，也很具体。从2005年开始，巴西又强制执行食品营养成分标签规定，要求食品标签必须包括热量值、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纤维含量、钠含量等信息，以保障公众健康。

“消费者教育”也很重要
消费者自身这道防线是否牢固还要看“消费者教育”的水平。日本的许多经验还是非常值得借鉴，比如日本ZF在1960年代初设立了专门进行消费者教育的“国民生活中心”，而在中、小学教育里，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课程也不少见。在美国，食品安全教育更是正规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为了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自1994年起，美国还将每年的9月定为“国家食品安全教育月”，其间，ZF和民间团体会开展各种培训活动，并宣传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知识。

中国食品安全出路在哪

走出“九龙治水”的监管困境

当前涉及食品安全的部门至少就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八九个部门，而每个部门在除了食品安全的领域之外，还有大量事务，每一项事务都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被强调为当务之急。
《食品安全法》安排这些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最终被学界普遍诟病为“分段监管”，其中的衔接与缝隙问题太大，要知道丹麦与英国都把食品安全监管移到一个ZF部门下来监管，美国也主要由两大部门来管。

重典治乱

放眼食品安全做得好的国家和地区，一旦某个企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并被查实，其社会信誉就彻底失去，这样的企业很难再获得银行贷款、政策支持等一系列优惠，很难再有机会在本行业中继续生存发展。而且，针对问题企业的惩罚力度之大也超出想象。与我们对食品违法企业的处罚通常设定一个限额（如最高罚款10万元）相比，他们的处罚并不定额，而是根据销售额多少，其震慑作用自是不可相提并论。

农业模式转型：社区支持农业

如果能缩短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让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对接，双方互有权利与义务，这种“类熟人社会”下的农产品贸易模式会不会更安全？人类社会的确有这样成功的范本，比如美国在1980年代出现的以“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经营的农场。当时的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女科学家卡森从杀虫剂问题入手，发表了聚焦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的名作《寂静的春天》，促使美国ZF成立了环境保护署，社会开始反思技术进步给农业带来的弊端，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兴起，最早发端于日本、瑞士的“社区支持农业”得到了美国人的喜爱。

问题食品召回专业化处理

在德国，须由德国联邦食品回收协会的下属专门企业回收，回收之后再利用这些食物发酵后产生的沼气来发电发热，发电后剩下的生物燃油，再出售给能源公司。据统计，仅问题食品的再利用，德国每年就节省至少200亿欧元。
问题食品的处理，是确保食品安全的重要一环。为防止问题食品再次祸害群众，也为了将问题食品变废为宝，我们也应该建立起专业化的问题食品召回处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