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分析“蓄水池”深度的影响因素，则不难发现农业生产率构成了小农家庭劳动力蓄水池效应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影响因素，良好的村社治理和宏观制度设计也对提高小农村社制的蓄水能力有所裨益。实际上，小农家庭人口生产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由于人口相对其他资源更加丰富，因此才可能衍化出密集投入劳动的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模式。




是以，几千年乡土中国文明内生性地具有经济社会多样化，这本来就是正常的、历史的“生态文明”；于今人而言，既不必骄傲也不必“虚无”！只是作为中国人应该有起码的历史常识——这种小农与村社的内在经济理性，促进着各行各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最终铸就同属于多样化的中华民族作为最古老的民族国家的整体繁荣。




金教授未必当年就有这些分析。于是，他在反思美国农业生产模式之后陷入了迷思，不知道美国农业生产模式该有的发展方向。尽管美国农业生产模式存在诸多不可持续的弊端，但是因农业从业人口过少、人工耕作技术落后而无法转向中国式的精耕细作，这可归因于西方殖民掠夺带来土地资源空前宽松也确实无法形成农业生产模式转型的动力。




百年前的学者即已认识到中美两国农业生产模式存在巨大要素禀赋差异而不可能完全效法彼此，但是当前无论政策界、学术界还是主流社会，坚持认为中国农业应该转向美国“大规模+集约化”模式的大有人在，实在令人对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泛滥感到惊愕，也不得不对农业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偏差而带来的“双重负外部性”——生态环境损失和食品安全失控而扼腕。




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两项主要水污染物的最大来源。中国大规模使用农业化学品不过短短的三四十年，就将以往能够消纳城市生活污染、长期创造正外部效应的农业，肆无忌惮地改造成为制造严重负外部性的产业。


更复杂的麻烦在于：如此激进地在产业资本高速度扩张阶段发生的短期转变，主要是外在因素结合而成的动力。由于其并非来源于农业系统内部，因此，若想彻底扭转环境敌对型农业蔓延之势，则必须从农业生产之外探寻问题症结并对症下药。如此，则可理解为什么我们在1990年代开始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就不断强调：解决之道在三农之外。




是故，百年前金教授对传统农业价值的分析仍然不容忽视，应该结合现代农业多功能性所需要的适用科学技术创新和相应的组织制度创新，内在地使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发挥更大的价值。




日本作为金教授探访的东亚三国其中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遭遇因过度使用农业化学品和外部工业污染而导致的严重环境灾害，不得不彻底放弃以往以“数量安全”为主要导向的农业政策，转而提出兼顾数量安全、农村发展、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等多重目标的强调农业多功能的三农政策——1992年发布“新的食物·农业·农村政策方向”，开始致力于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推进，政策所关注的对象已不再仅仅是“农业”，而变成了“食物、农业、农村”；政策目标已不再局限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层面，发展路线也由单纯追求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转变为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自然循环机能的维持和促进。




2004年日本的农业环境、资源保全政策被作为农业政策基本问题进行讨论，2005年3月新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提出，使日本农业“全面向重视环境保全型转变”的方针。在此农业政策的引导下，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很快恢复并因溶入现代适用科技而得到加强。




此外，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是：农业政策转型得到日本综合农协的有力支持。




综合农协是日本ZF为保护小农家庭而进行的重要组织制度创新，其作为日本国家战略的地位早在日本法西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已确立——战争需要从农村社区大量抽取青壮年劳动力和其他资源，ZF为了避免农村社区衰败而“赤化”，不得不将留守人员组织起来，给予各项优惠政策，并且严禁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三农占有收益。




这项综合农协政策之延续，保护了日本农民利益和农村可持续发展近百年，直到近几年日本农业人口老龄化严重而不得不放开保护政策，允许农村社区之外的自然人投资农业，但外部企业法人仍然被禁止介入。除了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保护，综合农协还获准利用垄断主要以农村土地变现为来源的金融保险等业务积累而成的金融资本直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资本运作获取高额利润再返还给作为农协股东的全体农民。这些优惠政策长期使得日本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高于市民的平均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日本ZF给予的各项优惠和补贴。




只需稍微对世界农业发展不同方向进行客观分析，则必然导向对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




金教授即是如此。




他洞察了当时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而当时中国大城市人口密度世界最高，例如，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却没有西方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城市人口的排泄物和污水完全依靠来自周边农村的农民每天清晨一桶一桶地运往农村，制作成为有机肥再施用到土壤里，最终完成城市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进一步估算可以发现，每天将一百万成年人的粪便施用于田间可以给土壤带来1吨多（大约2712磅）的磷（phosphorus）和两吨多（大约4488磅）的钾（potassium）。金教授从农业生产物质循环角度出发认识到西方的城市利用发达的下水道系统将人类粪便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体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和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其中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宝贵资源。而中国城市废弃物的处理方式既能在减少化肥等外部投入的情况下培肥了地力，又能利用土壤无害化处理人类排泄物，避免直接排入外部水体导致污染和健康威胁，更创造了就业，完美体现了农业的多功能性。




若当年的西方国家及时采纳金教授的建议——学习东方农业生产和城市规划中对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原则——则可能避免形成老欧洲和北美沿海岸线密集分布的因水体富营养化导致的死海区域。



作为美国著名的土壤学家，金教授从未受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不曾有过中国传统士大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趣，但是他对东亚三国小农的赞美却是由衷的，“这群人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足够聪明，他们正在苏醒，他们有能力利用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所有科学和发明；这群人长年以来深深地热爱和平，但一旦遭到压迫，他们一定会，也有能力为了自卫而战斗”。同理，1920s从美国毕业回国的晏阳初博士虽然初期很激进地给中国农民下了“贫、愚、弱、私”的判断，随后却在深入农村的实践中改造了自我，提出“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的主张，并积极开展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与乡村自治运动。




美中这两位都属西学功底深厚的学者，虽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审视小农却得出了类似的认识，也使今人得以在先贤认知基础之上去伪存真，拼凑出更加全面的小农脸谱。




只有理解了小农及其赖以生存在自然农业和多功能村社，才具备理解中国历史和预见未来发展的基础。



谨以此书献给至今仍被世人不完全理解的中国小农。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ecaf330100vicy.html

组织就是我的家

道理很明白，除非人类完全弄清农作物自然生长的内在基因规律并且加以控制，甚至连太阳也不用晒就可以进行生产，否则家庭农场一定是更有效率的，这本书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空谷清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