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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人天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因为提出“人民经济”而引发很多争议。显然，目前又到了抉择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的历史关头。

问题在于，第一阶段辩论的参与者普遍出现片面化倾向，要么偏执于“市场”，要么过度强调“人民”，似乎两者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从相对全面的视角来考察，以“市场人民经济”兼顾效率与公平才是中国未来发展之路。

适逢大会召开前夕，在第一阶段辩论的基础上升华，辩清这个关系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根本路线方针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温铁军教授总结的“人民经济”四大特征是“自主性、在地化、综合性、人民性”。自主性，即维护国家主权，关键环节不能被外资控制。在地化，即本地资源的开发及其形成的收益要为本国服务。综合性，即企业不能片面追求利润增长，也要肩负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发展。人民性，即所有制方面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真正落实全民所有制，让劳动者真正管理企业、公平参与分配。

温铁军教授的问题可能在于，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没有采取相对全面的态度，也就是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保持向前改进的积极发展态度，同时又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而是过于注重从历史中寻找刻舟求剑的答案，乃至于近乎要将2022年版本的市场经济退回到1951年版本的“人民经济”。

而温铁军教授的一些批评者，基于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或利益诉求的偏向，存在某些对“人民经济”四大特征的片面理解或过激观点，同样不利于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

在这个抉择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的历史关头，我们应该摒弃以偏概全的不科学态度，以相对全面的视角探索真理的方向。

自主性和在地化要坚持理想并面对现实

客观来说，自主性和在地化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应该追求的目标，一个规模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标志就在于不依赖于外国资本就能够发展本国经济，本国产品尽可能实现高附加值。

但限于各种具体条件限制，发展中国家往往不能完全如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时期普遍缺乏资本，为了招商引资和获取外汇经常不得不开放一些关键环节（例如银行和电信），也不得不廉价出口本地资源。同时，为了与发达国家进行利益交换，换取对方开放市场和投资，也必须以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标的和出口本国拥有的特殊原材料作为对价。

因此，理性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是为了工业化整体利益而暂时部分牺牲自主性和在地化，以便吸引外资和积累外汇用于工业化投资。例如中国也曾经将银行和电信企业在国外上市融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依靠大量出口初级产品获得外汇收入，而至今也仍然在出口特殊原材料稀土。

温铁军理论的问题是片面强调内循环，甚至被人翻出质疑对外贸易的旧话，就太容易给人造成要退回计划经济时代在闭关锁国的基础上追求完全自力更生的状态，这是没有必要的。

而一些批评者将自主性和在地化直接理解为闭关锁国，这也是片面的，要么是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史和工业化原理，要么就是为了某种利益诉求而故意歪曲事实。

世界经济史证明，不重视以自主性和在地化为目标的工业化，完全放任关键环节被外资控制和本地资源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最终大都陷于长期的贫困。

例如1990年代之后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浪潮影响下的大多数非洲国家就是如此，包括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尼日利亚，该国石油资源被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等西方跨国公司牢牢把持，将石油作为初级产品出口，结果是该国独立62年之后作为石油生产大国竟然大部分燃油还需要依赖进口。目前的尼日利亚，恐怖活动猖獗、外汇短缺、本币大幅贬值、大规模饥荒危机、燃油价格飙升，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动荡和内战风险同时发作，成为典型的失败国家。

中国的成功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没有像尼日利亚那样实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兼顾了自主性和在地化的理想与现实，未来也应该继续坚持。

中国受益于全球化但必须应对逆全球化现实

毫无疑问，中国确实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当然应该希望全球化长期持续。但某些批评者应该明白，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时期所采取的实用政策，从而在“配合”全球化提倡者的过程中获得了尽可能大的发展。

19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化提倡者是本国实现工业化之后的英国，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化提倡者是本国实现工业化之后的美国。

关于实用政策，笔者不宜也无需说太多，因为如果一个经济学者缺乏这些必要的知识储备，只知道当代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内容，就应该回炉再造，更加全面地学习多学派经济学和近现代经济史，做到兼听则明。

正如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提倡全球化之后，由于本国经济和综合国力衰落，被迫在20世纪上半期开启逆全球化的进程。美国也是如此，特朗普在2016年的横空出世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这是由西方全球化理论骗得了大多数人却骗不了关键竞争对手的本质所决定的。

曾经，在推翻特朗普政权的运动中，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与美国民主党紧密团结，就好像民主党上台之后就会采纳他们的继续全球化主张，然而事实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如今在美国，违背西方主流经济学全球化教条的产业政策已经重出江湖。2022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一方面向半导体行业提供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以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造芯片，以及为企业提供25%的投资税抵免；另一方面在未来几年提供约200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支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

欧盟也不遑多让，2022年2月提出《芯片法案》，拟动用430亿欧元，使欧盟到2030年能够生产全球20%的芯片。

所以，唯西方主流经济学派马首是瞻的某些中国经济学者也不应该有全球化可以无限延续的幻想，中国应该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对外贸易的前提下更加注重自主性和在地化，以应对逆全球化现实。

再分配问题要分清道德与法律

综合性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温铁军用了“企业家不能片面追求利润”的表述，而有些经济学者将要求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理解为完全反对企业追求利润，也具有片面性。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确实存在着部分企业家为了个人私利最大化不给劳动者买社保、对于具备职业危害的岗位不发放劳保用品、制售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污染环境等违法现象，其数量大到经济学者不应该忽视。

只要打开中国上市公司的年报，就会看到企业家普遍都会用一个专门的章节来表述自己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这说明无论企业家自身愿不愿意，至少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道德要求，部分企业家也已经形成了这种自我要求。也不能因此就责怪社会公众仇富，因为所有人都身在社会中，贫富和谐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绝非像有些人所片面概括的“民粹”。

当然，除了相关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社会责任之外，更高的社会责任属于自愿履行的道德要求，因为企业家没有义务在道德上奉行超越法律的高标准，高标准社会责任也不应该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负担。事实上，让每个企业家都像温铁军所推崇的清末民初企业家张謇一样把“所有的企业收益都用于‘在地化’的社会事业建设”是不现实的，温铁军的问题在于没有分清道德和法律。

如果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差距过于扩大，中国可以根据国情适当借鉴北欧国家的再分配政策，用较高的累进税和转移支付进行调节，这就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了。按照某些人的偏激观点，北欧国家应该就是“民粹”，但无奈这些国家却长期居于全球人均收入榜的前列。而且在联合国发布的2022《世界幸福报告》中，北欧五国位列全球前十名，分别是芬兰第1、丹麦第2、冰岛第3、瑞典第7和挪威第8。事实证明，公平未必一定会损害效率，兼顾公平与效率才能实现普遍幸福。

全民所有制不如国有控股或参股

温铁军理论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片面理解的“人民性”。其所提倡的全民所有制就是狭义的国有独资企业，其特征是普遍缺乏明确的权责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和适应市场的用人机制，从而导致普遍的低效率。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让劳动者真正管理企业、公平参与分配”说起来容易，但说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实现过，这是由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内在缺陷所决定的，确实是被历史所证明的。

真正可行的道路是真正落实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让国有控股企业或参股企业的管理者变成真正的企业家而不是官员，让企业的权责机制明确、激励机制有效、用人机制真正适应市场，少些奢侈浪费、多些多劳多得、杜绝裙带关系，这样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实现高效率获得高收益，以更高报酬让劳动者得到更多实惠，以更多纳税让全民共享福利。

相对全面的“市场人民经济”更好

总而言之，关于“市场”与“人民”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事实上两者都是重要的。缺乏效率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做大蛋糕，毕竟人性是自私的，尊重每个人为自己创造财富的主观能动性，才能集众人之力为社会创造财富。

同时缺乏公平也会使经济蛋糕的增长空间缩小，因为随着收入增加，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占收入增加量的比例是递减的，也就是说富人越富就越会把更多的钱用于储蓄和投资而不是消费，所以过度贫富悬殊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这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所揭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可以具体化为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那么人民不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吗？不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吗？人民怎么会与市场是对立的呢？

如果客观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正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社会分配失衡、企业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协调等不可忽视的问题，那么为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应该既不要片面的“人民经济”，也不要片面的“市场经济”，而是改为相对全面的“市场人民经济”，兼顾效率和公平两种诉求。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

本文作者黄人天，50人独立经济学家论坛副秘书长，著有《富国阳谋》、《货币突围》，致力于相对全面经济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