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历次加息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前五次）

时间：1993~2006年
背景：目前加息已经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但是最初这种手段使用的很少，给股市带来的影响也很大
过程：1、第一次加息：1993年5月15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各档次定期存款年利率平均提高2.18个百分点，各项贷款利率平均提高0.82个百分点。这次加息，使得首个交易日沪指下跌27.43点。
２、第二次加息：1993年7月11日
　　央行再次调高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93年5月15日9.18％上调到10.98％，利率升幅为19.61％。首个交易日下跌23.05点。
　　1993年的两次加息，使沪综指在随后3个月时间里从1392点迅速下跌到777点，跌幅达到44.2％。
３、第三次加息：2004年10月29日
　　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均上调0.27％。正处于下跌途中的沪综指大跌1.58％，当天报收于1320点，其后经过几个交易日的盘整后虽有一波小幅反弹，但最终仍未能摆脱下跌趋势，沪综指于2005年6月6日跌破千点创出了998点的多年新低。
４、第四次加息：2005年3月17日
　　央行决定住房贷款加息。这对绝大多数购房自住的市民来说，意味着支付房贷的负担将增加5％至10％。沪综指当日下跌了0.96％，次日再跌1.29％。稍作反弹后，沪综指一路下跌，最低至998.23点。
５、第五次加息：2006年4月28日
　　2006年4月28日，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28日，沪指低开14点，最高1445，收盘1440，涨23点，大涨1.66％。其后依然维持上涨势头，并在5月份展开了一波历史上少见的逼空行情，到2006年7月5日最高摸至1757点。

评价： 虽然加息对股市的影响越来越小，但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短期内。

1931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即成立国家银行。1932年1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行长为毛泽民，行址设于中央苏区瑞金叶坪。同年，苏维埃临时中央ZF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该行的主要业务为发行纸币和硬币，代理信贷、资金等。
这个算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第一个国家级别银行，为新中国成立前的货币流通、物价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77年恢复高考算不算？我感觉它对后来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呀

事件：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告破
时间：1996~2000年
背景：1996年以来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在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烟、化工原料、西药原料、电子机械等货物的价值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的走私案。经调查发现，发生在厦门关区的走私犯罪活动绝大部分与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有关。
过程：1、1999年4月，中央纪委监察部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一封举报信，信中反映，赖昌星等人与厦门海关等口岸管理部门内外勾结、大肆走私的违法犯罪问题。这封举报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2、1999年4月20日中央领导做出批示，决定以海关为主，中央纪委组织协调彻底查清此案。经过筹划准备之后，1999年8月18日办案人员正式进驻厦门，拉开厦门特大走私案查处工作的序幕。
3、牟新生(中央“420”专案领导小组副组长、海关总署署长)1999年8月18日进驻厦门，同时出击，一天到十个部门，同时扣押了一些文件材料，有些人当天就抓了。仅用十天的时间就查处走私案值达110亿元，表明此案是规模空前巨大的特大走私案。。4、1999年9月6日厦门特大走私案被列为中央直接抓的大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成立中央专案领导小组。因为中央领导对此案的批示是在1999年4月20日，领导小组就被简称为“中央420专案领导小组”。全国纪检、监察、海关、公安、检察、法院、税务等相关部门的精兵强将陆续进驻厦门，拉开阵势全面查处此案。办案人员最多时达到1100多人。5、远华案被中央通报的时候，赖昌星已潜逃到加拿大。2001年，远华案公审，300多人被起诉定罪，其中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被判处死刑，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张宗绪、副市长蓝甫等均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
评价： 远华案震惊国内外，它展现了中国ZF全力打击走私的决心和行动。

事件：QFII诞生
时间：2002年
内容：QFII是英文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的缩写,即"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是指允许经核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一定规定和限制下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 ,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其资本利得、股息等经审核后可转为外汇汇出的一种市场 开放模式。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货币没有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外资介入有可能对其证券市场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 而通过QFII制 度,管理层可以对外资进入进行必要的限制和引导,使之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证券市场发展相适应,控制外来资本对本国经济 独立性的影响,抑制境外投机性游资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推动资本市场国际化,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就陆续有专家建议我国ZF尽快引入QFII制度。此后,有关管理部门成立了 专门研究小组对此进行研究。2002年6月10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出席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第27届年会时 正式谈到QFII,并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7月18日,深交所举办了"引进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座谈会"。这次会议解 决了许多QFII的技术问题,对我国引入QFII机制具有重要意义。11月5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 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
评价：这是一种有限度地引进外资、开放资本市场的过渡性制度。

事件：中国加入WTO                                                   时间：2001.11.20                                                   过程:中国是1947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创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非法窃据中国席位。1984年4月，中国取得了总协定观察员地位。1986年7月，中国向总协定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从此开始了“复关”的漫漫征程。
　　1986年9月，中国开始全面参与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
　　1987年3月，关贸总协定设立中国工作组，并于同年10月举行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至1992年10月第11次会议时，中国工作组已基本结束了对中国经贸体制的审议，并进入了有关中国复关议定书内容的实质性谈判。
　　1994年4月中国签署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签署这两个文件是中国复关的必备条件之一。同年11月，中国提出在年底完成复关的实质性谈判，并成为定于1995年1月1日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的要求。由于美国等少数缔约方缺乏诚意、蓄意阻挠、漫天要价，在12月份召开的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19次会议上，未能就中国成为世贸组织创始成员问题达成协议。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并在一年的过渡期后完全取代关贸总协定。同年5月，中断了近5个月的中国复关谈判在日内瓦恢复进行。7月11日，世贸组织决定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11月，中国ZF照会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把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中国“入世”工作组。中国“复关”谈判变成“入世”谈判。
　　1997年5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次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会议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关于非歧视原则和司法审议两项主要条款达成协议。同年8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的国家。同年中国还与韩国、匈牙利、捷克等国签署了入世双边协议。
　　1998年4月7日，中国在第7次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工作组会议上提出的一揽子降低关税的方案受到工作组成员的普遍欢迎。
　　经过艰难曲折的谈判，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ZF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
　　2000年5月19日，中国与欧盟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
　　2001年6月9日和21日，美国和欧盟先后与中国就中国入世多边谈判的遗留问题达成全面共识。6月28日-7月4日，第16次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会议就多边谈判中遗留的12个主要问题达成全面共识。7月16日-20日，第17次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会议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及其附件和工作组报告书进行了磋商，并最终完成了这些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
　　2001年9月13日，中国和墨西哥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至此，中国完成了与世贸组织成员的所有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事件：人民币国债基金首次在海外发行
时间：2003年
日本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日兴中国人民币国债母基金”，投资中国ZF债券市场。
日兴资产管理公司已正式委托交通银行作为该基金的境内托管人，办理在中国开立证券交易账户，行使收益人权利，负责外汇汇划及清算等事宜。
评价：这是海外发行的第一个人民币国债资金，标志着人民币国债第一次登上世界投资舞台，也是外资首次以基金的形式进入QFII。

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
　1988年，海南脱离广东独立建省成立海南省，大批的人来到海南淘金，这些人里就有潘石屹，冯仑，易小迪等人。

　　1988年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平方米，比1991年增长257%.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7500元／平方米，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周诚主编：《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第194页。)。另据统计，海口市地价1991年最高为98万元／亩，到1993年涨至最高位为680万元／亩，而到1996年初则下降到约100万元／亩，跌幅达八成五，基本上回落到1991年的水平。

　　地产泡沫时期，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包括大型国企以至乡镇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当时流传着“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房产泡沫在急剧膨胀后陷入了崩破。随后，绝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商成了银行的债务人，这些债务人把赚的钱留给自己，留下的房地产则高价抵给银行。最终，伴随着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银行变成了海南最大的发展商。

　　当时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1.3W，平均80人一家地产公司，所有地产都在交易中，所有地产项目也建设中，谁也不知道建好以后给谁住，卖买房地产人没有打算住在海南的，从1楼签了房产卖买合同，到6楼加价就卖了，潘石屹这般人也在其中，92年8月潘石屹等人发嗅到了不对劲的味，撤离海南到北京发展，93年泡沫破裂!(提一句，吉利汽车老总李书福这一年，损失了3000万，从些发誓不碰地产)

　　1.3W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于海南有了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潘石屹等万通系人马，也因海南泡沫把他们变成了地产大亨,冯仑万通地产(4.92,-0.09,-1.80%)董事局主席，潘石屹离开万通，通过离岸注册方式成立一家“外资”公司SOHO，易小迪离开万通成立了阳光地产！北京国贸边上万通广场，阳光100，SOHO现代城都是他们的项目。

　　泡沫破灭后，海南的房地产抵押物一直处于贬值和不确定状态，国家派出的清查组经过几年的处置，仅收回了少量维持费用。由于许多项目只是挖了一个大坑，银行得到的抵押楼层基本都是空中楼阁，更惨痛的是，这些概念中的楼层多数竟被抵押了数次，不同的银行在确定自己的债主身份时，悲哀的发现这个“大坑”还欠着施工队惊人的垫资款，即使把整个项目变现也不足以支付工程款。跳水的楼价和不对称的信息继续支配着新一轮不平衡的资源占有，房地产泡沫在无形中造成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剥夺，给社会留下了更大的创伤。房地产泡沫中获利的投资商揣着资金走人了，留给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除了廉价的“烂尾”楼房，就是盘根错节的债权纠纷。

记得当时的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我那会还小，只记得父母老说物价涨得太快，有资料证明当时调控力度空前，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曾高达14%，最终导致了海南房地产泡沫的迅速破灭，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从那时起就非常敬佩朱总理，再看看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历史会不会重演，谁也不知道！对了，还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适逢香港即将回归，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迈进了大学的校门，朱总理再次力挽狂澜，顶着巨大压力毅然宣布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有力的稳定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得到了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一致赞赏。

所得税的历次调整算不算？

1# 宋凌峰 1982年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纪要》指出 ：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中央同意《纪要》的基本内容，指出：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农村经济近几年的变化、发展是令人鼓舞的。
    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要求从1982年起，用两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工作，包括整顿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党的作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等，通过全面整顿，逐步地建设起一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和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
    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当前，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做好吸收外资，正确引进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劳务合作，把国内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等工作。
    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座谈会提出：沿海地区要在内外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努力增加出口比重；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大胆利用外资；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经济贸易管理体制，为全国提供经验。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在新形势下，要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同日，经国务院批准，国产机械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和弹力呢等纯涤纶织物四类商品开始陆续降低零售价格。
   1月25日，陈云在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想，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7月1日，陈云看过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的材料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写信提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的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12月2日，陈云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陈云在座谈中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
    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肯定了试办特区3年来的成绩。《纪要》提出：当前需要赋予特区更多的自主权；各特区的总体发展规划，须由国务院审批；特区的建设发展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吸收利用港澳资金、侨资外资，根据发展、需要，可有步骤有选择地批准外资银行到特区开业；特区的各种税收应实行优惠待遇；要加速制订和完善经济立法；要坚决贯彻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开展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反对任何崇洋媚外的意识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924．7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11．5％、5．6％和13．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230．4亿元，比上年增长28．0％，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55．53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全国财政收入1212．33亿元，比上年增长3．1％；财政支出1229．98亿元，比上年增长8．0％。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1．9％。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416．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8％，其中，出口223．2亿美元，进口192．9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和下降14．2％。实际利用外资8．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570亿元，比上年增长9．4％。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98元，指数为113．4。工农业生产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国家财政、信贷状况继续好转，城乡市场繁荣兴旺，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多，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能源供应不足，交通运输比较紧张。
   备注：这一年对前几年出现的不良苗头进行打压。同时也是给未来二十几年外向型经济埋下铺垫。

1987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献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指出：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把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搞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1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通知》指出： 物价问题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同时加强物价管理工作。本年度物价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坚持改革、稳步前进、保持基本稳定，要把零售物价水平控制在计划之内。
    8月1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市场秩序加强物价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对市场和物价的监督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制止乱涨价。同时提出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的管理，坚决取缔无照经营，加强对国营和集体工商业的管理，集市贸易的农副产品由买卖双方议价，加强对价格的监督检查等要求。
    8月25日至29日，国家经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我国企业领导制度改革自1984年试点以来，截至当年6月底，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已达35232个，占同类企业总数的63．9％，为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奠定了基础。会议提出：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1987年内要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要在1988年底前完成。会议要求今后备地把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的根本制度，加快改革的步伐，以完成企业领导制度改革这一历史任务。这些措施的推行，标志着我国企业领导制度改革已经从试点进入全面实行的阶段。
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
12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年末要重视两件事：一是抓紧财政收支和金融信贷工作；一是安排好市场，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1962，5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4．7％、1 3．7％和14．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791．7亿元，比上年增长21．5％，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343．1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全国财政收入2199．35亿元，比上年增长3．6％；财政支出2362．18亿元，比上年增长2．6％。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7．3％。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82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出口394．4亿美元，进口432．1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7．5％和0.7％。实际利用外资84．5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002．2元，指数为186．8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62．55元，指数为291．98。稳定经济的政策收到明显效果，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宏观管理存在漏洞，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国民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

201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即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财产税法即将实施。

1# 宋凌峰

1986年8月3日
建国后首次企业宣告破产

5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私人企业已不复存在， 国家对企业实行
统收统支，破产制也不复存在。1986年8月3日， 在沈阳市人民ZF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市工商局的负责同志宣 布：连续亏损10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资产三分之二的
沈阳防爆器 械厂在“破产警戒通告”一年期限内，经过整顿和拯救无效，宣 告破产
倒闭。这是建国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企业，社会主义 企业不存在倒闭问题的传
统认识与做法到此划上了句号。
　　就在一年前的这一天，沈阳市人民ZF依据《沈阳市集体所 有制工业企业破产
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调对市衣机三厂、五金铸造 厂和防爆器械厂发出了“破产警戒通
告”，这一重大举措，震惊 了国内外。美国《时代》周刊就此撰文评论：“一个在
西方并不 罕见的现象，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警告说他们的公司陷入了困境， 他们的工
作也将保不住。这回，这种现象不是在底特律或里昂或 曼彻斯特，而是在中国东北
部的沈阳。”评论惊呼：“中国的‘ 铁饭碗’真的要被打碎了！”一年以后，沈阳
防爆器械厂将这一 切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
　　同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草案) 》。

1987年10月13日
建国后第一家典当商行成立



1987年10月13日，在国内销声匿迹30多年的典当商行在成都西御街上重新出现，这家名为成都华茂典当商行的新型当铺成为我国第一家为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提供方便的新式典当服务商行。

　　典当商行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经济越活跃，资金的需求量越大，周转频率越快，急需临时性资金的情况便时有发生。以实物作抵押向客户发放贷款从而使“死钱”变成“活钱”的性质使“进当铺就跟进银行一样”成为不少人对典当行业的全新认识。成都华茂典当商行属集体所有，主要面向群众和小型集体及个体企业，经营日用品、房屋等私人动产或不动产，以及企业积压产品闲置设备和额余原材料的典当拍卖业务，典当借款利率不高，金额数目也不大，典当期限还可以依据客户的实际要求适当延长。

1963年:石油基本自给


新华网北京8月16日电 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随着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的胜利,我国石油工业有了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石油工业的面貌。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甘肃玉门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等几个小规模油田,年产不足12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依靠进口。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开发建设了克拉玛依油田和冷湖油田及四川油、气田,扩大了玉门油田,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地进行的区域勘探取得新的进展。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40.6%。但是,这个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和巨大压力,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这个时期打响的。会战过程中,涌现出王进喜等一大批英雄人物,形成了体现中国工人阶级风貌的大庆精神。在创业中,王进喜喊出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响亮口号。从安装钻机到钻出第一口井,他一连七天七夜不下“火线”。当地老乡感动地说:“王队长可真是铁人啊!”从此,“铁人”这个响亮的名字,传遍了全大庆,传遍了全中国。面对生活上的困难,石油工业部领导提出要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60年入冬之前,会战指挥部发动干部、职工及家属,四五个月内盖起30多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屋,保证了队伍过冬。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会战指挥部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领导带头下地拉犁,表扬和树立了“五把铁锹闹革命”的薛桂芳等一批家属中的先进人物。三年多的会战中,共开荒种地约6700公顷,收粮2300万公斤,菜3000多万公斤,保证了会战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在发展中初步形成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经过3年多的奋战,到1963年,我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设了大庆油田,形成了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对实现石油产品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64年1月21日,石油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要在天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组织华北石油会战。参战职工发扬大庆会战的光荣传统,以“铁人”为榜样,艰苦奋斗。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多次亲临指挥。到1965年,在山东建成的胜利油田、在天津建成的大港油田都开始出油。华北石油会战打开了渤海湾地区的勘探局面,在中国东部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石油生产基地。

    经过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底,中国原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实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新华网北京8月16日电 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随着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的胜利,我国石油工业有了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石油工业的面貌。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甘肃玉门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等几个小规模油田,年产不足12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依靠进口。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开发建设了克拉玛依油田和冷湖油田及四川油、气田,扩大了玉门油田,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地进行的区域勘探取得新的进展。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40.6%。但是,这个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和巨大压力,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这个时期打响的。会战过程中,涌现出王进喜等一大批英雄人物,形成了体现中国工人阶级风貌的大庆精神。在创业中,王进喜喊出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响亮口号。从安装钻机到钻出第一口井,他一连七天七夜不下“火线”。当地老乡感动地说:“王队长可真是铁人啊!”从此,“铁人”这个响亮的名字,传遍了全大庆,传遍了全中国。面对生活上的困难,石油工业部领导提出要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60年入冬之前,会战指挥部发动干部、职工及家属,四五个月内盖起30多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屋,保证了队伍过冬。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会战指挥部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领导带头下地拉犁,表扬和树立了“五把铁锹闹革命”的薛桂芳等一批家属中的先进人物。三年多的会战中,共开荒种地约6700公顷,收粮2300万公斤,菜3000多万公斤,保证了会战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在发展中初步形成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经过3年多的奋战,到1963年,我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设了大庆油田,形成了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对实现石油产品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64年1月21日,石油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要在天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组织华北石油会战。参战职工发扬大庆会战的光荣传统,以“铁人”为榜样,艰苦奋斗。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多次亲临指挥。到1965年,在山东建成的胜利油田、在天津建成的大港油田都开始出油。华北石油会战打开了渤海湾地区的勘探局面,在中国东部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石油生产基地。

    经过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底,中国原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实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本文来源：新华网 )

设立经济特区，海南建省，建立直辖市。环渤海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上海经济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应该算是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的法规。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物权法的内容
　　物权法是调整有形财产支配关系的法律，是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最基本准则，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无形财产关系的法律主要有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物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与债权、知识产权等其他财产权不同，物权的客体主要是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指土地以及建筑物等土地附着物；动产指不动产以外的物，包括能够为人力所控制的电、气、光波、磁波等物。 　　物权法在实际执行中面临着国务院2002年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严峻挑战，这本是一个法理上的简单常识，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基本法律，自然效力较高。然而因为物权法的规定比较抽象，语言显得比较晦涩，原则化过强，所以在实际的房屋拆迁纠纷中，物权法还很难真正保护弱势拆迁人的合法利益。 　　国务院2011年颁布了最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于拆迁做了许多新的规定，关于拆迁主体，强制拆迁，拆迁补偿都作出了新的规定，是我们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重大进步，但是离开物权法的法律精神仍有很大距离。
　　物权法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住宅小区车库归谁所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一物二卖、相邻关系、建筑用地使用权期限等，尤其是登记按件收费、小区车库优先满足业主需要等基本规定与物权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结合起来，非常全面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尊重了中国国情，又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正如2000多年前孟子的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人民的物质财富能够得到真正切实有效的保护，整个社会能够形成一种鼓励创造财富的积极氛围，物权法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将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事件：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及抢购风波
时间：1988年
背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所有商品均实行ZF统一定价，并用发放票证的方式解决商品短缺的问题。到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在一定程度调动了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活跃了市场，繁荣了社会经济。但同时也导致“官倒”现象的产生，一些掌握资源的人，通过各种途径拿到商品，再按高出其两三倍甚至更多的市场价出售，赚取差价，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 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价格机制，ZF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
　　1988年3月，上海调整280种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在20%到30%之间。这一消息传出后，部分地区的民众出于对涨价的担忧，开始抢购商品，从而刮起1988年的第一波抢购狂潮。国营商场的肉、蛋、糖等副食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抢购一空。上海在数日之内，商场里的食盐、食油、肥皂等日用消费品即告售罄。就连火柴也不例外。5月份，国家决定放开四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抢购之风又起，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随着抢购风而直线飙升。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放开市场价格。当天起，全国各大城市就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北京、上海、天津的商店在开门的几个小时内，库存的烟酒就被抢购一空。随后，抢购狂潮迅速席卷全国中小城市和部分乡村地区。1988年7月份，我国物价指数到达了19.3%，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记录；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约增加13%。
突如其来的全国性抢购风潮，加上脱笼而出的通货膨胀，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严峻的形势不仅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普遍关注，也导致了广大民众的严重不安，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广大民众对改革的信心。

过程：如何应对这一复杂而又危险的局面，成为摆在中央决策层面前的头等大事。 1988年9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为价格、工资改革创造条件，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保持必要的后劲，国务院决定开展一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清理工作。通过全面清理在建项目，做到大幅度压缩投资规模，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这次清理对象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主要措施是：第一，压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重点企业采取倾斜政策。对涉外项目采取保护政策，合理调整投资结构。第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要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第三，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开辟多种渠道吸收社会游资，引导购买力分流。第四，克服经济过热现象，降低工业增长速度。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与以往有所区别，本次宏观调控不再一味依赖行政命令手段。而是提出了治理整顿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
10月2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市场价格尚未完全稳住，一些商品的价格涨势未减。国务院要求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1989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为此，国务院作出了“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的价格”等九条规定。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调控政策，治理整顿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首先，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社会总供需矛盾趋于缓和。其次，产业结构调初见成效。农业、能源和交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得到加强，生产性投资比重上升，楼堂管所等非生产性投资得到有效控制。第三，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有很大改变。党政机关所办公司绝大多数与机关脱钩或撤销，流通领域内公司泛滥的状况得到控制。第四，国民经济开始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粮食生产1989年、1990年连续两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在1990年下半年逐步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第五，市场供应充足，物价稳定，民众的消费心理趋向正常。 不过，本次宏观调控也不可避免地牺牲了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下跌到了1990年的3.8%。

　在1978年，中国的思想领域还进行着“真理检验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北京上空的政治空气乍暖还寒，但是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却似春风拂过，百花竞放。

　　在这一年，经济学界的主题是从理论上纠正“四人帮”的左倾错误，树立对政治经济学的正确理解，如卫兴华、王永治和孙冶方等人均发表了文章，重新认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同时，吴敬琏和萧灼基先后提出了按劳分配的观点。吴敬琏等人指出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肖灼基提出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是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重要原则，二者论述了按劳分配的正当性，摒弃了它的阶级色彩。到了1979年，关于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在1979年4月，全国经济系统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会议统一思想，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客观经济规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扩大企业权限的关系。

　　董辅礽从另外一个角度，揭开了中国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改革的序幕。他从实际观察出发，揭示了国营企业和农村公社低效率的根本原因，董辅礽已经预见到了改革的方向，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言论。

　　1978年9月，在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董辅礽就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完成“两个分离”，即在工业领域，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在农业生产领域，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他的这番言言论把人们内心对国营大企业和农村公社弊端的一些疑问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为城市农村两级经济体制的改革敲响了大门。人们猛然意识到经济生活中的“一大二公”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放松、搞活经济组织正是释放生产力的表现。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了董辅礽先前在规划会上的讲话，名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变革的讨论。在实践中，四川、北京和天津三地对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试点改革，扩大企业经营权，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农业调研中，学者们对已经存在的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予以理论解释。

　　当时，中国的经济理论界确实处在解除思想禁锢后的创造思维的集体大爆发时期，不仅是新理论、新想法不断涌现，而且经济学家还在挖掘湮没在左倾思潮中的思想，在新时期重新加以阐释，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孙冶方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反思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肯定了该理论对我国国情的适用性，成为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论基础。

　　时间进入80年代，关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而这一切讨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效果(效率)。1980年7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联合其他单位，召开了社会主义经济效果问题座谈会。会上，董辅礽、张曙光等人指出了讨论经济效果问题的重要性，要运用经济指标，进行经济核算，重申了要改革先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加强企业管理，在农业领域也要贯彻因地制宜，不能片面地以粮为纲。会议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观点，但是使研究者的眼光转向提高经济效率这一课题，改革的核心环节也是效率，经济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搞清经济活动的所有制性质。

　　随后，学者们积极跟进，王积业(1980，1982)、桂世镛(1980)和朱铁臻(1981)从宏观层面讨论经济效率问题，董兆祥等人(1981)的农村调研报告也告诉了我们讲求经济效果是农村制度的一条根本原则。何竹康(1980)从公共部门出发，提出应努力提高基础建设投资的效率。丁华(1981)指出了工业投资效果差的原因，徐芦(1982)和徐景安(1982)提出了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率的方法，黄成芝(1982)提出适销对路是提高商业经济效率的原则，这已经把眼光把短缺型经济，转向了满足消费者偏好这一方面。但是关于经济效果的问题也存在着分歧，项启源等人(1982)就坚持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保证经济效率。

　　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经济学者们也关心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问题。综合平衡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在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特辟一章，讨论综合平衡问题，包括单项平衡、局部平衡和总量平衡问题，属于计划经济工作的目标的范畴。由于文革的破坏，改革前，我国的国民经济严重失衡，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在1981年，在沈阳召开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会议认为，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灵魂的和核心，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当时讨论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政策目标与经济平衡，经济体制与综合平衡，经济效益与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综合平衡体系，开放条件下的综合平衡等内容。许涤新、于光远、孙冶方、李成瑞等人都撰文指出经济调整的重要性，其中李成瑞的《财政、信贷平衡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一文荣获了当年的孙冶方奖。

　　除了宏观经济和体制改革问题在78年后成为热点，当时的人口问题也在解放思想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孙冶方在1979年的文章中为马寅初平反。我国在70年代从“人多力量大”的迷思中猛醒，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此后，学术界开始了对人口总量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马寅初提出过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做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至80年代的热点。1981年，张怀宇讨论了农村人口的控制问题，兼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入1982年，这方面的讨论逐渐增多，更多地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中国政策的基石(金志国，1982)。陈玉光(1982)提出应该正确确定人口的适度增长率，同年杨体仁(1982)阐述了人口问题的共有规律，进一步扫清了问题的理论障碍。当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也为研究提供了素材。

　　在1982年，经济领域继续了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效果•经济模式问题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讨论会在9月份召开。《经济研究》连续四期特辟专栏，登载相关文章，讨论宏观经济以及部门经济效率的路径，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同年，党的十二大文件出台，经济界开始了学习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和步骤(桂世镛，1982)，文件对农村责任制的认定也成为当时研究者的共识，大家不用再纠缠于责任制的性质问题，有了共同讨论的基础。

　　在1983年，除了继续有关农村问题、企业改革、人口的讨论，当年的就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以及《邓小平文选》出版。国内召开了《资本论》学术讨论会，着重分析《资本论》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如何看待及其大工业、商品生产，尤其是价值规律在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文选》当年出版，汇集了邓小平同志从1975年至1982年对改革开放问题的设想，他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判断，譬如大力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农村和城市的改革问题，实际上为经济学的研究解放了思想。原来的一些禁忌话题，现在有了讨论的空间，有了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性。

　在1978年，中国的思想领域还进行着“真理检验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北京上空的政治空气乍暖还寒，但是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却似春风拂过，百花竞放。

　　在这一年，经济学界的主题是从理论上纠正“四人帮”的左倾错误，树立对政治经济学的正确理解，如卫兴华、王永治和孙冶方等人均发表了文章，重新认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同时，吴敬琏和萧灼基先后提出了按劳分配的观点。吴敬琏等人指出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肖灼基提出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是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重要原则，二者论述了按劳分配的正当性，摒弃了它的阶级色彩。到了1979年，关于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在1979年4月，全国经济系统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会议统一思想，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客观经济规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扩大企业权限的关系。

　　董辅礽从另外一个角度，揭开了中国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改革的序幕。他从实际观察出发，揭示了国营企业和农村公社低效率的根本原因，董辅礽已经预见到了改革的方向，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言论。

　　1978年9月，在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董辅礽就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完成“两个分离”，即在工业领域，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在农业生产领域，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他的这番言言论把人们内心对国营大企业和农村公社弊端的一些疑问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为城市农村两级经济体制的改革敲响了大门。人们猛然意识到经济生活中的“一大二公”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放松、搞活经济组织正是释放生产力的表现。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了董辅礽先前在规划会上的讲话，名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变革的讨论。在实践中，四川、北京和天津三地对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试点改革，扩大企业经营权，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农业调研中，学者们对已经存在的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予以理论解释。

　　当时，中国的经济理论界确实处在解除思想禁锢后的创造思维的集体大爆发时期，不仅是新理论、新想法不断涌现，而且经济学家还在挖掘湮没在左倾思潮中的思想，在新时期重新加以阐释，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孙冶方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反思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肯定了该理论对我国国情的适用性，成为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论基础。

　　时间进入80年代，关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而这一切讨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效果(效率)。1980年7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联合其他单位，召开了社会主义经济效果问题座谈会。会上，董辅礽、张曙光等人指出了讨论经济效果问题的重要性，要运用经济指标，进行经济核算，重申了要改革先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加强企业管理，在农业领域也要贯彻因地制宜，不能片面地以粮为纲。会议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观点，但是使研究者的眼光转向提高经济效率这一课题，改革的核心环节也是效率，经济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搞清经济活动的所有制性质。

　　随后，学者们积极跟进，王积业(1980，1982)、桂世镛(1980)和朱铁臻(1981)从宏观层面讨论经济效率问题，董兆祥等人(1981)的农村调研报告也告诉了我们讲求经济效果是农村制度的一条根本原则。何竹康(1980)从公共部门出发，提出应努力提高基础建设投资的效率。丁华(1981)指出了工业投资效果差的原因，徐芦(1982)和徐景安(1982)提出了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率的方法，黄成芝(1982)提出适销对路是提高商业经济效率的原则，这已经把眼光把短缺型经济，转向了满足消费者偏好这一方面。但是关于经济效果的问题也存在着分歧，项启源等人(1982)就坚持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保证经济效率。

　　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经济学者们也关心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问题。综合平衡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在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特辟一章，讨论综合平衡问题，包括单项平衡、局部平衡和总量平衡问题，属于计划经济工作的目标的范畴。由于文革的破坏，改革前，我国的国民经济严重失衡，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在1981年，在沈阳召开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会议认为，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灵魂的和核心，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当时讨论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政策目标与经济平衡，经济体制与综合平衡，经济效益与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综合平衡体系，开放条件下的综合平衡等内容。许涤新、于光远、孙冶方、李成瑞等人都撰文指出经济调整的重要性，其中李成瑞的《财政、信贷平衡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一文荣获了当年的孙冶方奖。

　　除了宏观经济和体制改革问题在78年后成为热点，当时的人口问题也在解放思想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孙冶方在1979年的文章中为马寅初平反。我国在70年代从“人多力量大”的迷思中猛醒，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此后，学术界开始了对人口总量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马寅初提出过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做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至80年代的热点。1981年，张怀宇讨论了农村人口的控制问题，兼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入1982年，这方面的讨论逐渐增多，更多地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中国政策的基石(金志国，1982)。陈玉光(1982)提出应该正确确定人口的适度增长率，同年杨体仁(1982)阐述了人口问题的共有规律，进一步扫清了问题的理论障碍。当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也为研究提供了素材。

　　在1982年，经济领域继续了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效果•经济模式问题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讨论会在9月份召开。《经济研究》连续四期特辟专栏，登载相关文章，讨论宏观经济以及部门经济效率的路径，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同年，党的十二大文件出台，经济界开始了学习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和步骤(桂世镛，1982)，文件对农村责任制的认定也成为当时研究者的共识，大家不用再纠缠于责任制的性质问题，有了共同讨论的基础。

　　在1983年，除了继续有关农村问题、企业改革、人口的讨论，当年的就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以及《邓小平文选》出版。国内召开了《资本论》学术讨论会，着重分析《资本论》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如何看待及其大工业、商品生产，尤其是价值规律在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文选》当年出版，汇集了邓小平同志从1975年至1982年对改革开放问题的设想，他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判断，譬如大力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农村和城市的改革问题，实际上为经济学的研究解放了思想。原来的一些禁忌话题，现在有了讨论的空间，有了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性。

事件：股指期货的推出
时间：2010年4月
过程：2004年10月18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正式推出中国股指期货，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随后也上市同类产品，新加坡交易所紧锣密鼓地计划推出中国A股股票指数期货。

    2006年6月8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揭牌仪式在上海期货大厦举行。上海市市长韩正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成立揭牌。

    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期货大厦内挂牌。这是中国内地成立的第4家期货交易所，也是中国内地成立的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这标志着股指期货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

    2006年10月30日，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正式启动。

    2007年3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89号国务院令，颁布并于4月15日起正式实施《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同之前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相比，《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将适用范围从原来的商品期货交易扩大到商品、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同时，《期货法》的起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2007年5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公布《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交易规则》两项规则及其8项实施细则，即日起至5月11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0年1月8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宣布，国务院已原则同意推出股指期货品种。12日，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展股指期货交易。

    2010年2月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建立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规定（试行）》，对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制定实施、风险揭示及监督检查等方面作出规定。该规定白2月8日起施行。

    2010年4月8日，股指期货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发来贺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共同启动了股指期货。

    2010年4月16日，股指期货上市仪式在上海举行，沪深300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交易。当日股指期货累计成交58457手，成交金额为605.38亿元，总持仓3590手，市场运行平稳。

评价：从我国证券市场变革的层面而言，股指期货的推出可以完善中国证券市场产品架构，为投资者提供更为丰富的投资品种，这对完善现货市场的功能是一利好。从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层面而言，作为证券市场中坚的投资者的投资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将是股指期货推出后证券市场立即能感受到的变化。

事件：中国加入WTO
时间：2001年
背景：1、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断地完善  2、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在国际上越来越被重视 3、中国市场日益扩大，需求不断增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贸易的重要性 4、中国因为是非WTO会员国在对外贸易中遇到很多瓶颈
小资料：WTO全称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前身是1947年订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由于历史原因，1950年被台湾退出关贸总协定，1982年之后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身份为观察员。
过程：分为复关谈判和入世谈判两个阶段。  复关阶段：1986年中国正式GATT秘书长，要求恢复其GATT
成员国席位，1987年GATT理事会设立了关于中国缔约方地位的中国工作组，邀请所有的缔约方就中国的外贸体制提出问题和质疑。1987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正式递交了关于我国外贸体制的答疑稿。1988至1994中国工作组共举行了十九次次会议，期间完成了对中国外贸体制的评估，1994年中国工作组第十九次会议中国与其他缔约国未能就中国成为WTO创始国问题达成协议。    入世谈判：1995年11月转入入世谈判阶段。1996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非正式多边磋商。1997年10月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认为中国全面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双方利益；1997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在日内瓦发表声明，一直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1999年4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评价：中国入世，艰难曲折，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对中国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国家调整工业和贸易结构，有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对ZF管理体制的挑战，对宏观调控能力的挑战，对国际竞争力的挑战，资源和环境问题也是入世后的一大问题。

1994年
1月11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4月1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因犯有贪污罪和行贿罪，被押赴刑场，依法处决。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犯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依法终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6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要点》提出：本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二是深化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初步确立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构架。围绕这两个重点，配套推进价格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ZF机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其他方面的改革；

事件：第一次西部大开发

时间：2000年开始至今未完

背景：西部大开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ZF的一项政策，目的是“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副总理温家宝担任副组长。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

过程：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可按5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奠定基础阶段
　　从2001年到2010年，重点是调整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培育特色产业增长点，使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初步改善，生态和环境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运行步入良性循环，增长速度达到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加速发展阶段
　　从2010年到2030年，在前段基础设施改善、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入西部开发的冲刺阶段，巩固提高基础，培育特色产业，实施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跃进；
　　全面推进现代化阶段
从2031年到2050年，在一部分率先发展地区增强实力，融入国内国际现代化经济体系自我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加快边远山区、落后农牧区开发，普遍提高西部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全面缩小差距。 “十五”计划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特别是要做好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从根本上改善这些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要集中有限力量，精心规划，组织建设一些关系西部发展全局的标志性工程。力争用5到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确保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评价：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的10年，是西部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
　　经济增长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

1985年


    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文件(简称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以后，农村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一)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二)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三)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四)积极兴办交通事业；(五)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六)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七)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八)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九)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这个文件为标志，我国农村开始了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这个文件被评价为在农村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1月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企业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病，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国家负责核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企业的全部工资总额及其随同经济效益浮动的比例。这项办法，经过试验后逐步在全国推广。

1月25日至31日，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 会议建议将这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这三个经济开放区应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要围绕这一中心，合理调整农业结构，认真搞好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大力发展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同时又要加强同内地的经济联系，共同开发资源，联合生产名牌优质产品，交流人才和技术，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这一决策的实施，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多层次、由外向内逐步推进的新格局
    2月2日，商业部发出通知：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棉花统购为按合同定购。当年全国的定购数量 为8500万担。棉农完成定购任务后；剩余的棉花可自由销售。
    2月5日至14日，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提出，1985年要紧紧围绕增强企业活力， 特别是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搞好城市改革和其他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要树立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念，用发展商品生产的办法来管理经济，采取加快推行厂长负责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实行工资总额随同经济效益浮动等政策措施，促进企业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开拓型转变。
    2月8日，国务院批转上海市人民ZF、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 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改造、振兴上海是关系我国“四化”建设的大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成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通知》规定：重要生产资料 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只能由国营商业、物资供销部门、供销合作社和生产该种商品的企业经营，不准其他单位和个人经营，不准经纪人牵线挂钩从中渔利；不准从零售商店套购紧俏商品就地转手加价倒卖，不准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等等。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64．4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其中， 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1．8％、18．6％和18．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543．2亿元，比上年增长38．8％，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074．37亿元，比上年增长44．6％。全国财政收入2004．82亿元，比上年增长22％；财政支出2004．25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8．8％。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696．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其中，出口273．5倔美元，进口422．5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6％和54．2％。实际利用外资46．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305亿元，比上年增长27．．5％。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739．1元，指数(以1978年为100，下同)为160．39；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397，6元，指数(以1978年为100，下同)为268．94。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初战告捷，各项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微观搞活、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未能及时跟上；农业生产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过大，投资结构不够合理；打破收入分配上的；“大锅饭”的同时，机会不均等或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严重，致使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影响到群众的积极性和社会安定。

1989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89年元旦献词》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社论认为：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革命，理想化的方案是没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当前最需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提高对改革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坚定改革的信心，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艰苦奋斗。

月10日、14日，国务院第三十八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决定》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加工产业生产能力过大；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生产能力不足；一般加工产业生产能力过大，高水平的加工能力不足、；产业的地区分布不够合理，地区优势未能很好发挥；企业组织结构分散，生产集中度差，专业化水平低，许多企业之间的生产联系和协作配套组织得不好。根据这种情况，《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定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的基本方向和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加强能够增加有效供给的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控制一般加工工业的发展，使它们同基础产业的发展相协调。
8月1日，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宣布：1989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涨势逐步趋缓，市场状况逐步趋稳。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1至6月份的上升幅度逐月减少，共下降了6．4个百分点，其中35个大城市的物价上涨幅度上半年平均降低了9．8个百分点。会议提出了下半年控制物价的主要措施：一是继续从严控制出台涨价项目；二是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三是重点整顿上涨过多影响很大的粮、棉和计划外煤炭、石油、金属等基础产品的价格；四是大力整顿流通秩序，坚决纠正乱涨价；五是适当回落涨价过多、滞销积压的商品的价格；六是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物价管理；七是严肃物价法纪，继续加强物价监督检查，同时进一步搞好物价部门的廉政建设。

    8月11日，国务院举行第四十五次常务会议，讨论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问题。会议指出：自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以来，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会议认为：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把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这既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坚决惩治腐败、振奋党心民心的一项重要措施；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是全国上下十分关心的政治问题。会议要求：在清理整顿工作中，中央国家机关要首先带头做好，作出表率。各部门、各地区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的要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具体、明确、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负责地进行。8月15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吕培俭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公布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和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审计结果。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6909．2亿元，比上年增长4．1％，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1％、3．8％和5．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410．4亿元，比上年下降5．2％，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551．74亿元，比上年下降1．4％。全国财政收入266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1％；财政支出2823．78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17．8％。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111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7%，其中，出口525．4亿美元，进口591．4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0.6%和7．0％。实际利用外资100．59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101．4亿元，比上年下降7．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375．7元，指数为182．78；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601．51元，指数为305．70。国民经济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发展，社会供需总量失衡的矛盾趋于缓解，经济过热已经降温，主要比例关系有一定改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供需总量失衡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经济结构失调等深层矛盾继续困扰着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1996年

1月14日至18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1996年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促进物价涨幅明显回落，支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按照利率市场化的方向，逐步改革利率管理体制，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伪改革，完善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深化保险体制和外汇体制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开放水平；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加强银行内部管理，提高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3月7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3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深入开展打击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意见》。

4月27日至5月4日，江泽民在上海考察，发表《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步伐》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江泽民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到本世纪末要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江泽民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判断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应当具体看四个方面：一看是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真正把企业建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入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二看是否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三看是否调动了企业职工和管理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四看是否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要体现这些原则。

8月19日，吴邦国在国务院扭亏增盈工作电视电话会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建立责任制，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抓好扭亏增盈工作，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8月21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同意并批转了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关于建立企业扭亏增盈目标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意见》提出：要制定企业扭亏增盈目标，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确定考核范围和考核指标，定期公布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建立考核制度，促进企业扭亏增盈工作。

10月20日，新华社报道，农业部、国家计委近日联合向各地印发《关于促进大中型乡镇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九五”期末大中型乡镇企业力争达到一万家的发展目标。

12月24日，国务院制定《质量振兴纲要(1996—2010年)》，确定质量振兴的主要目标是：经过5至15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主要产业的整体素质和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使我国的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跃上一个新台阶。主要措施是：加强教育和舆论宣传，增强全民的质量意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劳动者的技能；加强管理与政策引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建立质量奖惩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执法监督力度，提高综合执法能力，增强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健全市场质量规则，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加强企业基础工作，严格内部质量管理；加强ZF和有关部门对质量工作的统筹规划与组织领导，建立质量振兴联席会议，组织协调有关重大问题，动员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质量振兴事业。

    12月31日，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本年中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884．6亿元，比上年增长9．6％，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5．1％、12．1％和7．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2974亿元，比上年增长14．8％，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8610．84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全国财政收入7407．99亿元，比上年增长18．7％；财政支出7937．55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6．1％。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289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其中，出口1510．5亿美元，进口1388．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和5．1％。实际利用外资548．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774．1亿元，比上年增长13。2％。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838．9元，指数为301．5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26．07元，指数为418．20。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个软着陆”，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农业基础薄弱；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1927-1937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1927-1937），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　　土地革命，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
　　
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背景及过程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分田的大体步骤是：
　　（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家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
四一二事变后，位于南京的国民ZF一方面镇压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继续对奉系军阀作战，以其完成统一全国的目标。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率先在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组织工农武装，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ZF，建立地方武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湘南起义中组织的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并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开辟了湘鄂西、鄂豫皖、陕甘、海陆丰、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先后粉碎中国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之后，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ZF。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加剧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大敌当前，蒋介石集团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蒋介石又相继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五次“围剿”。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中国国民党的“围剿”，中国共产党一面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一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抗击国军的进攻。粉碎了中国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也损失严重，被迫撤离根据地，先后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粉碎了中国国民党的围追堵截。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中国国民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逐渐改变了对日政策。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有力地推动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主张。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内战的初步结束。
　　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建立后，党就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在1928年底，湘赣边区ZF根据井冈山地区一年来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ZF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分配单位。此时，由于党缺乏土地革命的经验，曾经有一些不适当的规定，如：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而不是只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进行分配；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归工农民主ZF所有，而不归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
　　随着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分田时（在原耕地基础上）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烦手续”。1930年2月，毛泽东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红五军、六军两军委联席会议，即著名的二七会议。会议强调平分土地是当务之急。毛泽东作了一要“分”，二要“快”的两个字的结论，批评了当时出现的一种主张按耕地作为分配土地的标准及迟迟不分田的右倾错误。
　　到1930年底、1931年初，随着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普遍开展，不仅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对象和具体办法比以前明确多了，而且长期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得到了解决。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精神，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1931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 “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一精神和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ZF一封信，指示各级ZF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
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ZF外，均归农民所有”。3月底至4月，江西省苏维埃ZF和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分别发布文告和作出决议，正式向广大农民宣布了上述“土地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的政策。
　　这样，在3年多的土地革命过程中，从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到二七会议、南阳会议，各根据地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评价: 中国土地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创造了基础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事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
关键词：代理国库、发行钞票
过程：1932年2月1日，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ZF财政人民委员会，下设分行、支行、兑换处等。资本由国库于预算中拨给，除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外，还发行革命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初创时包括行长在内只有5名工作人员，启动资金20万大洋（购买力折合现今人民币约600万元～700万元），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评价：国家银行当年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保障民生，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事件：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经济政策
关键词：保护富农
过程：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应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ZF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自由。
评价：此政策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