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在《太阳之下无新事》一书中讲到：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没有资格做出评价。我过去曾经开玩笑：“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就斐然，是因为中国经济决策者不懂经济学。”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经济学是指西方教科书式的经济学。作为一个长期研究西方经济学，受过尚属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我现在所能做的也仅限于认真回顾以往的思想历程，看看哪些地方想对了，哪些地方想错了，并找到其中的原因。青年学者一方面需要系统地掌握作为一个自洽的概念体系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另一方面又应能批判地对待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概念、逻辑、理论和方法。只有不断发现实践同理论之间的矛盾，并不断修正对理论的认识乃至对理论本身加以修正，经济学家才能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希望本书对青年学者在这方面有所帮助。

这表明，经济周期依然存在，经济争论依然不止，经济学家还未触及底层真相。

现实中，如果博士生用新概念、新方法，就不能通过同行评审导致论文无法发表，不能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因此，经济学界大佬、前辈、权威要勇于让贤、为新锐保驾护航，争做大伯乐，社科基金要重点支持伯乐奖。刘邦是大伯乐，知道自己对谋略、军事、后勤不精，但慧眼识珠，敢于重用张良、韩信、萧何三位人杰，终成大业。

济学顶级期刊不要再做教科书的复读机，而是争当理论争鸣的大平台。只有这样，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进步，对现实起到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