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抗疫模式的结构转型

（一）过去三年抗疫的历史功绩

我个人认为，过去三年的模式有如下七大功绩。

1.在疫情可能带来的生命损失不确定的情况下，挽救数以百万的人的生命，用行动宣示了中国政府的“生命至上”理念。2.证明了执政者的方法论的威力。3.向世界展示了政府强大的执行力。4.测试了执行队伍和人民群众高度集体意识。5.积累了社会治理的行政和技术经验。6.获得了一些教训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反思，知道在哪些方面我们的认识不够，也知道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二）旧有模式面临的挑战

在看到过去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原有模式进行反思。

1.我们的模式面临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病毒的致命性大大降低了。各种专家的意见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都正在证明这一点。

2.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三年，主要矛盾是用一种抗疫系统应对不确定性，保护人民的生命，但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导致了对经济的忽略。如果这种局面再持续下去，民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吃饭这个民生问题。

3.原有模式的成本收益之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抗疫系统所耗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各种成本都算上的话，过去三年的抗疫成本应该在5万亿以上，这其中包括GDP损失，也包括商家和雇员的经济损失，还包括经济能力退化、国民心理成本和各种行政资源成本。尽管人民至上是最大的账，但是情况变化了之后，算账的方式也可能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探讨，在新的形势下，是不是有更好的保护人民的方式。

4.可能存在一些认知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和提升。如高估能力、在一些地方采取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层层加码的做法，对事物的优先级之间的平衡的认识还有值得提升的地方，对如何平衡抗疫和尊重法制之间的关系还有认识盲区等等。好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改善认知方面，社会有了一个新环境。

（三）构建新系统

根据新的情况，我试着构建了一个新模式系统，见图1。

图 1：抗疫新模式

对新模式进一步解释。

总的来说，在未来的抗疫结构中，还有三个因素，这和抗疫早期形成的三个因素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抗疫结构的总目标等方面和每一个要素的具体行动内容方面，新的结构和老的结构都有明显的区别。经济要最大化，抗疫要适度化，政府管理要常态化和专业化。具体来说，有如下描述：

1.从抗疫为主过渡到发展经济为主。尽管未来的抗疫结构仍然会包括抗疫的部分，但是新模式会逐步缩小抗疫在政府职责中的权重，而且即使是抗疫的部分，也强调个人检测、居家隔离、少量人员进入方舱、只有重症人员到医院进行救治。原有模式下的工作重点（如检测、隔离等）的工作量权重会大幅度减少，把腾出来的时间更多地放到经济的复苏上。

2.经济的重点以畅通为主。畅通人员流动、畅通店面开工、工厂开工、畅通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环境，畅通货物流通。

3.在行政方面，强化各级官员对民生福利的创造能力、强化对民众的教育、强化民众的责任，同时更多地采取正向激励措施，对达到各种目标的领导者予以奖励。

4.在抗疫与经济平衡这个系统上，还要特别注意创造两个环境：经济引擎的构造和对外交流畅通。

5.强调疫情防治中的科学精神，对病毒和防治的认知要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建立一套以科学为指导而不是以行政为驱动的防疫体系。

（四）新旧模式过渡的三个阶段

1.过渡时期的混乱

我个人认为过渡时期一定会有混乱。这是自然现象。好比从艳阳高照突然变成狂风暴雨的状态。这是因为，任何结构的转换都有两个特点：第一，边做边像；第二，时间性，也就是一些措施的采纳到真正发挥作用，需要一些时间。

边做边像。二十条发布之后，对各地防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认为二十条提出的“既要又要”模式很难实现。比方说，既要严格控制疾病的大规模传播，又要不随意动用封控手段。本来用封控手段可以有效切断病毒的传播，但是现在不能随意使用。还有，既要控制住疫情，还要发展经济，这本来是矛盾的。再有既要爱民如子又要老百姓自己承担责任。实际上曙光就在寻找到这些“既要又要”这一类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中。这些“既要又要”是一对对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方面就是找到新希望。

我们是在行动中发现新结构、找到新的手段的。不去尝试，我们就不会知道某些方法是不是有用。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认为应该为转型创造更好的环境。鼓励个人的创造性。

时间性。结构转型很多是需要时间才可以证明新结构的作用的。不可能今天进行居家隔离，就会知道居家隔离的作用以及他们对别的要素的影响。

2.模式转型的三个阶段。事物发展也有阶段。要从旧模式到新模式，完成它们之间的转型，我估计要经历三个阶段：探索阶段--最佳实践相对固化阶段--最佳实践形成阶段。

探索阶段（2022年12月--2023年12月）。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很多。第一，病毒的毒性真地很低了吗？第二，病毒真地不会对生命构成很大的伤害了吗？第三，自我检测很有效吗？第四，居家隔离很有效吗？第五，方舱率可以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吗？第六，重症病人很少，不会对医疗资源构成挤兑吗？商店和各种经济场所不需要核酸码验证也不会引起严重的问题了吗？第七，不把乌纱帽和抗疫联系在一起，会导致各级官员的责任感下降吗？第八，减少司法系统对抗疫的介入，会降低抗疫政策的权威性从而导致更大的损害吗？第九，如果用一套平衡指标牵引各地官员，会非常有效吗？等等。可能产生“混乱”的地方包括方舱系统、放开后各个方面的衔接、人们的认知重构，和如果再遇到疫情反复应该如何做等方面，这些要引起高度注意。

最佳经验初步形成阶段（2024年1月-2024年年底）。经过试错法和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一些最佳实践应该相对固化下来。比方说时间会证明病毒的死亡率、自我检测和居家隔离的效果、不要和少要健康码的后果、医疗资源的挤兑情况。做得好的，我们就坚持，不合时宜的我们就改正。同时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创造性，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经验分享的体系，对那些创造了好的经验的人进行鼓励。我相信，人类的智慧可以战胜病毒，这是自有人类以来的基本经验。生命至上的一个本有之意就是人类在特殊环境下的创造力至上。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相信和放手。

新模式相对成型阶段（2025年以后）。在这个阶段，一些经过一年至两年时间考验的做法慢慢会被我们认识。我们把经过时间检验的最佳实践固化下来。

其他方面的配合。

03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新特征

（一）心态与观念变化

凡勃伦写过一本书，发表于1899年，叫《有闲阶级论》。这本书里讨论所谓的有闲阶级的新的观念，如金钱观念和消费观念，以说明美国正在形成一个有钱阶层的风俗，而这种风俗注定会影响美国经济的运行（粗浅看法）。我一直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中国也在形成有闲阶级（有钱阶级）。大部分在城市中有住房的人、在政府部门任一官半职的人、IT精英、文化名流、各种企业主等等。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这部分人大概有一亿人。而且已经延伸到第二代和第三代。因此，一个更加保守的社会观念会兴起，这是自然的。这个观念的主流是：爱惜生命；爱惜财产；尊重隐私；更加犬儒主义（明哲保身）；也更加相信社会秩序。这些观念通过这次疫情（长时间的高密度的与家人在一起和接触各种知识）而在一定程度上清晰了起来。中国有闲阶级的新观念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关键。

（二）未来的中国是一个用智能制造养活全世界的经济体

我们五、六十年代的人慢慢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了。这两个年龄段及以上的人大概占了2.5亿，平均每六个半人里面有一个人是60岁及以上的人。而现在劳动力的主力是八零后、九零后。以后就是00+。掐头去尾，中国未来十年内的劳动力有7亿左右。七亿劳动力可以把世界的智能制造基本包下来。马克思年代，英格兰的100万产业工人，大概可以供全球20亿（我猜测）人的工业用品供应，如纺织品。现在中国3-4亿产业工人其实可以把世界主要的工业产品包下来。中国有继续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条件。这个制造一定是智能制造，因为劳动力越来越贵，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做脏活。

抗疫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在国家的庇佑下，我们有幸没有感染新冠病毒。我们站在国家兴亡的角度，发自肺腑地希望国家的抗疫做得更好，就像胡锡进先生那样，为了国家的模式转变，积极建言，哪怕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自己可能感染新冠也不足惜和不足惧。我们知道，在过去三年，国家尽力了，我们也知道，人类靠自己的努力最终可以找到新的出路，平衡好疫情控制和经济发展。

明年是另外一年。The coming year is another y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