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张嘉璈的当代镜鉴：资本与权力的博弈，永远是资本落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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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22-12-14

政客、财阀、败北者

神州板荡，中原陆沉，初代金融家经历了无数次资本与权力的交锋，民国五年的抗停兑事件几乎是唯一一次胜利。
这里面埋藏了张嘉璈的局限性：对权力抱有幻想。
知悉上海金融界内情的人说，张嘉璈和宋汉章的关系并不如表面那样融洽，宋常用“政客”来形容张的行事做派。赵柏田指出，张嘉璈最早确实想在政界发展，还当过浙江都督府秘书。
1907年张嘉璈留学日本，入读东京庆应大学读财政学，导师是著名的堀江归一博士。民国建立后，他曾参与组织民主党，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抱有无限期待。后来，袁世凯等军阀的专制独裁，让他对政治失望至极，才决定从事金融事业。
“资本与权力在1927-28年开始了一次联姻，江浙财阀大多以‘献金政治’的方式参与了新政权的建立。但这场政商联姻日后带来了无休止的烦恼，银行家们很快尝到了苦果，这个新成立的政府在对待银行的态度上和北洋一样，都是把银行当作政府的‘外库’，自家的钱袋子。张嘉璈在日记里毫不掩饰地批评过，‘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政治前途悲观在此’。”赵柏田说，“这一代银行家最大的困境就是怎么处理跟权力的关系，他们天然地掉到金钱政治的漩涡中，内心深处对权力有着某种迎合和投机心理。”
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各界都觉欢欣，以为革命有成，太平盛世将至。上海的银行家们更是长吁一口气，以为从此可以安安生生做生意了。却不知国人眼中气势如虹的北伐，首先是一场金融战，财政拮据的魔影不去，战争机器就无法驱动。
不仅张嘉璈一个人经历了幻想和幻灭。他的老朋友陈光甫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专司为北伐筹措军饷。蒋下达给苏沪财委会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筹款1000万元。
他们很快意识到这行径跟军阀有何区别？张嘉璈心生芥蒂，但没想到蒋介石预先招呼也没打，竟然亲自到他家吊唁刚刚去世不久的母亲。“他到了上海即到我家，向我母亲灵位行礼，对我曾经在他北伐时，中国银行帮他的一点小忙，表示谢意。”《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中这样写道。
政客精于收买人心。但是蒋的各种催债，如同巨石压得上海的银行家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几乎都成了推石头上山的苦役犯。
蒋介石后又要求陈光甫发行江海关赋税国库券3000万元，令两个月内交足。张嘉璈的感觉是，“光甫甚为灰心，觉蒋旁缺乏贤助”。
各家银行中，中国银行所承购的数额最多，时人所谓的“江浙财阀”实占八成。一道道行政命令的干预下，各级政府官员被动员起来，一家厂一家店地征集资金。陈光甫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向各业劝购，自己则集中精力与银钱两业打交道。
赵柏田在书里写道，当时还有帮会势力的介入，把许多上海商人卷入了恐怖的风浪。1927年春夏之交的上海街头，绑票几乎成了半公开的敛财手段。在帮会与政府的这场合作中，两家的利益分成始终是一个谜。
“1928年，张嘉璈意识到，虽然出了大力，但是情况根本没有改变。他们本来想通过合作的态度获取空间，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丧失独立性的代价太大了。”赵柏田分析。
一连串的打击渐次到来。1935年，张嘉璈被赶出中国银行，一代银行家努力了20多年，想要建立独立金融制度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这是中国金融史上最大的失败。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声令下，张嘉璈去往东北，负责与苏联的经济谈判，共产党、国民党、苏联人在东北陷入纠缠，最终谈判失败。此后又让他担任央行总裁，出面收拾残局，但此时已无力回天。后两次失败均是败于“势”。
1948年底，平津将失、徐州不保之际，张嘉璈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已日薄西山。他决定觅地海外，度过余生。李宗仁还想再挽留一次，说美援尚有希望，挺过去必见起色，希望他出任财政部长。张嘉璈一口咬定今后从事研究工作，对于政治，“既无兴趣，亦无勇气”。
乱世之处，各有考量，也各有难处。张嘉璈从不肯借款到出手阔绰，其结纳、示好之意非常明显，“唯此大变革年代，人人都要找个依傍，不好苛责，唯有心底叹息。”赵柏田感慨。他的写作方法论之一是对人物有“了解之同情”，回到历史现场中体味他选择的困境、人生的无奈。他举自己写四百多年前的戏剧家汤显祖为例：“汤显祖写《牡丹亭》时，在遂昌万山深处一个小县城里，他在经历哪种困境？他想调动工作到温州去，关系都打好了，房子也找好了，但就是调不成。为什么呢？当朝首辅王锡爵不肯放人。这种困境，无论精神的、身体的，你都要设身处地去体会。”
而张嘉璈的矛盾和纠葛来自“运和势”，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卡上，他无力左右自己。

从行动者到静观者

以1948年为界，张嘉璈由“行动的人生”，全面转向“静观的人生”。
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有这样一个比喻：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努力竞技的运动员，也有静观人生场景的观众。哲学家就是静观者。
张嘉璈计划去澳大利亚，澳洲国立大学校长柯朴兰是个经济学者。他在给柯朴兰的信中，希望柯朴兰能够收留他，在大学做些研究工作，他说拟定了两个研究方向，一为中国通货膨胀，一为中苏东北交涉，后半辈子将以写作谋生。
他先是撤退到香港，自大陆到港者越来越多，每天到访者络绎不绝，不能安静写作。他想去澳洲，却苦于没有路费。在香港住了约一年半才攒足路费，他和夫人商量，节约着花，在国外支撑个一二年应无问题，于是离港赴澳。
在悉尼，他终于找到了久觅未得的平静。他购入一处小屋，几乎用尽了积蓄。自此他集中精力，专心写作，除了每月抽出几日去悉尼大学听讲或参加讨论，绝少应酬和见客。三年后，他去了美国。
检视前半生，由财界而入政界，由银行家而部长，如一条充满悬念的通货膨胀螺旋线，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到后半生，他终于找到了属于学者的一份宁静。即便再清苦，他仍以拥有这份大河奔涌到了入海口时的宁静而觉得堪慰平生。
“60多岁的人，一个前政府部级高官，去到陌生的环境里面，该挤公交车挤公交车。他也不是昂扬，是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赵柏田说，“在每一次变动和挫折面前，他除了写日记发牢骚，还真没有那种哭天喊地痛不欲生的时候，总在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比如1935年被赶出中国银行怎么办？当时他也有不少选择，伪政权也来邀请他，后来他在央行做了个挂名副总裁，没办法了又去找蒋介石的盟兄弟黄郛，黄建议他进入政府，由此他离开服务了半生的银行业，出任战时的铁道部长和交通部长，开始了国难之际的担当。”

◎抗战时期的张嘉璈

终生挚友陈光甫曾写信请张嘉璈代为做传。对老友所请，张嘉璈答：当勉力从事，惟请不可限以时日。陈光甫于1976年7月1日在台北去世。在这之前十年，他们共同的朋友李铭也已在香港去世。朋友一个接一个死了，甚至敌人也没一个存活于世了，而他们数十年的雄图与壮志也早在N年前告终，“恨未能重光故宇”。
“读书，回忆，写作，会友，他做着这一些，就好像在一间渐渐暗下来的屋子里做着人生谢幕的准备。”赵柏田写道。1979年秋天，离91岁生日还有一月余，张嘉璈死得平静而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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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柏田在《帝国的迷津》一书中曾自述：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的足迹和心迹可以用一个词加以概括——大幅度后撤，从生活世界到文字世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对当下生活的描摹到历史书写，从文学走到学术边缘。
他认为，人生到了一定时候就是一场撤退。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每个人必由之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他开始建构自己的叙事世界；第二个十年他在上海躬身入局当代金融业，更切近地观察现代性转型这一母题所在的场域；第三个十年他可能继续双城生活，希望自己对世界和生活继续保持热情。
放弃幻想，接受现实——这是赵柏田认为我们能够从张嘉璈身上汲取的最重要经验，其次则是尽力营造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别看它可能很小很简单，但有时候它强大到可以与外部世界抗衡，为你争取生命的另一重空间。”有点可惜的是，张嘉璈没有营造自己的那个小世界，“他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耗在了终生奋斗的事业上，除此之外再无私域空间，甚至连他太太可能也会觉得他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