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这句话是日前参加一次经济论坛上听来的，发出这声呐喊的是一位民营企业主，其言朴实，却如雷在耳。

那是一次以“民营经济与金融改革”为主题的论坛，在会上，一家咨询机构公布了最新的调研报告――“目前，我国每年都有35%左右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6成多是因为企业融资困难……超过四成的中小企业贷款无门。而企业所获得的贷款融资期限，有44.3%是六个月到一年的短期贷款。这些中小企业所获得的贷款之中，在基准利率及以下的比例为48.9%，其中上浮20%以上的有14.1%。” 这一系列数据再一次把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困境以最残酷的方式呈现出来。

所有熟悉中国商业历史的人大抵都知道，中国的金融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民营化的活泼状态下。以票号闻名的晋商在晚清时期几乎控制了国库，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不在皇帝居住的北京，而在晋中的平遥县城，在江南一带，从事盐业的徽商和丝绸业的浙北商人开办钱庄，同样在金融业上势力雄厚。

然而，这种历史传统在二十世纪被轻易地“放弃”了。当西方银行模式进入到中国之时，山西票商们拒绝了创办现代银行的邀约，而南方的盐商、丝商及十三行也分别在产业革命中被一一抛弃。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也是从此之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

很多人视之为商帮告别历史舞台的谢幕之时，不过我却以为，商帮的传统还是在其后顽强地持续了二十年，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学生为主力的商人集团，这就是著名的江浙财团，他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运行，特别是在金融业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政权抗衡的独立力量。法国学者白吉尔曾评论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象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她还说，“民族企业家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相比，显得较为实际，与保守的官僚相比，又显得较为开放。”江浙财团是一种新型的商帮模式，那些企业家在1927年支持了同样为浙江籍的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北伐军，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江浙财团的势力在1935年被彻底击溃，其标志性的事件正是，在这一年，国民ZF利用当时的经济危机，对民营的中国银行进行了突袭，从而将之国营化。美国学者帕克斯?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ZF》一书中认定，“这次对银行界的突然袭击，就ZF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南京ZF统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大变化。”民国史专家王业键在《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一书中的观点也类似，他评论说，“中国几个大银行家曾经是中国商界中最有政治影响的一批人物，如今他们的声望就这样消除掉了。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ZF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如果从工商经济和金融业的关系上来看，在一个缺乏金融自由市场的国家里，民间资本的壮大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业者在金融上的冒险开始得并不晚。早在1984年9月，一位在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方培林就在温州苍南县的钱库镇办起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他的依据是当时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的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以今视之，方培林是本轮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试水民间金融的人物，而他所在的温州地方则是三十多年来最具金融冒险精神的商帮。

可是这样的冒险从一开始就被掐断了，方兴钱庄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查封了。90年代中前期，温州经济便出现了停滞徘徊的景象，随着全国市场改革的推进，早期的先发优势快速地消失了，大量资金从实业中溢出，而民间金融则受到全面的压抑，民间游资开始袭击全国，也就是从此之后，“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温州炒棉团”等等相继出现，一直到今天仍然“蔚为壮观”。政商各界对这一温州游资现象颇多解释，而如果从“实业与金融”这一角度来解读的话，那就是：金融市场化滞后于实业市场化，导致后者无水得可，前者四处滥溢。在一个更广泛的视野中，温州商帮所遭遇的情况，后来几乎发生在所有的商帮身上。

开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度证明了金融开放的重要性，正是在那一年，浙江、广东等省份积极试点小额贷款公司，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也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民间借贷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规范。2009年6月，银监会颁布《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进行了制度上的规范，它被看成是金融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如果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自1935年以来，中央ZF第一次出台鼓励民间创办银行的文件，尽管它还是一个“暂行规定”。也许，很多年后，我们将发现，就如同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发生的事实一样，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竟也是从大城市之外的边缘地带开始的。

在今天，中国产业经济在结构调整上的举步维艰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金融市场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必须在实体、贸易和金融三个领域都实现市场化的革命，中国之改革任务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