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概念系统或理论系统的建设而言，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不是从纷纭的表象中归纳出一个个独立概念，而是准确地摆正这些概念的演绎关系或综合关系（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五章，中央政法委中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20年12月出版印刷）。以统计计算水平为基础的思维工具的进化程度制约着人们建立演绎关系、综合关系的准确程度。

李嘉图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价值概念，包括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李嘉图也有了非常明确的交换价值或相对价值的概念，但是他始终没有真正搞清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抽象与具体、本质与表象的演绎关系，以至在他的理论系统中经常奇怪地出现价值与交换价值相互混用的情况。

更糟糕的是，价值这样一个孤零零的抽象概念，由于没有可以表现它的、位于下层的具体概念作桥梁，就被割断了与丰富的、鲜活的现实世界的联系，于是在李嘉图的理论系统中，在他从抽象向具体推演的过程中，价值概念实际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面对更具体的交换价值或价格概念时，他也象亚当-斯密一样把百分之百的热情都放在供求关系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上。另一个对交换价值或价格起决定作用的价值概念此时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工资等所有商品的价格只要是由自由契约基础之上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结果，就永远和上帝一样真实合理！好在李嘉图和亚当-斯密没能亲眼目睹1825年以后的一次强于一次的大范围的产品过剩的危机或衰退。

马克思看到了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理论系统的缺陷，并且修正了这种缺陷，但是必须承认，马克思的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概念系统在另一方面也存在和李嘉图同样的没有准确地摆正一些概念的演绎关系的缺陷。我们从与大量经验材料的对照中能感觉到马克思从其劳动价值论推演出的整个概念系统肯定在什么地方有毛病，但毛病的根源在逻辑上非常难以察觉。于是中国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干脆不再顾及抽象思维方法要求的概念间的严格演绎关系，纷纷在枝条或支干上而不是主干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完全放弃了马克思的概念系统。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作为对商品有用性的抽象而产生的使用价值的概念，与价值概念是并列关系，它们的综合或称统一体是商品。马克思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界定为并列的综合关系，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判断，但是，如同我们在前几讲已经描述过的那样，比起追求单一本质概念的演绎方法，更具体地展现多个概念间综合关系的规律性是抽象思维方法的一大难题，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回避综合，在思维工具还比较落后的马克思那个时代就更是如此。

果然，自从下一层次的具体概念交换价值出现后，使用价值概念就被冷落了，决定交换价值的是价值概念，使用价值概念被排除了对交换价值概念的决定作用，因为那样就可以避免回答如何将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影响同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影响综合起来的问题。

马克思在引入使用价值概念时就显出了对这个概念的轻视，他没有象对价值概念那样，在对使用价值概念作了质的规定性以后接着作量的规定性。

其实，使用价值的量是用它的稀缺程度来度量的。如同价值概念的量有一个价值规律一样，使用价值的量也有一个稀缺规律，那就是：物品的稀缺程度越高，其使用价值的量越大，人们就愿意用更大的代价获得它。在自由契约制度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稀缺规律就表现为供求规律。

如此看来，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并列的、同一层次的规律，它们共同作用于交换价值或价格。

经济学说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学派愿意以主要精力关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决定作用，供求规律成了表现价值规律的低一层次的仅起修正作用的规律，推演到最后，彻底的制度革命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以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等为代表的学派愿意以主要精力关注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决定作用，推演到最后，供求规律如同上帝一样公正和万能，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

两个学派都恪守传统抽象思维的严格法则，都擅长演绎而回避综合，都不能容忍还有第二个与他们的核心概念并驾齐驱的本质概念（抽象思维方法只善于描述同一棵逻辑之树的主干、支干、枝条的关系，不善于描述几棵并列的逻辑之树的关系，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五章、第七章）。

现实的经验材料表明，他们的法则都未能象他们宣称的那样解决了全部问题。

再后来的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把市场的法则和一些超市场的法则混在一起进行操作，他们尝到了一些甜头，但他们在理论上有些自卑，总为自己的概念系统在逻辑上有堆砌之嫌而困惑。是的，他们逾越了抽象思维的法则，但没有找到新的思维的法则（请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七章），当他们的理论试图在更长的时期内面对更多的现象时，障碍出现了，什么是在操作上可用于混合的新要素？什么是混合的规律性？什么是混合的恰当程度？等等，都缺乏系统的和可显化的研究方法，结果他们在新问题面前也产生了束手无策之感。

下面我们看看修正过的劳动价值论如何面对那三类学派所面对的问题。

价值和使用价值已经分别到达了归纳的终点，进一步寻求这两个概念的共同性从而继续演绎的企图已经不具实际意义。它们是可综合的并列关系，而不是可归纳的并列关系。用商品概念代表价值和使用价值综合而成的统一体。

价值概念的作用和使用价值概念的作用都具体表现在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变化规律的影响或决定上了。交换价值或价格是价值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发挥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的呢？  

  我们先描述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

  初看上去，价值概念在量的方面具有模糊性。的确，按照实际度量各个商品的价值量的方式去确定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价格，无论是由共同体来进行还是由各个个体来进行都还不具可行性。目前条件下，我们无法频繁地、准确地表达出各个商品的价值量，但是，我们每个个体的确能在多次的和较长期的交换中粗略判断出我们是否是以大体等量的劳动来换取另一种劳动，特别是当一群人长时期地直接或间接地凭借国家制度体系所赋予的特殊权利来不等量地换取另一群人的劳动时，或者当一群人长时期地直接或间接地凭借或明或暗的内部契约所赋予的特殊优势来不等量地换取另一群人的劳动时，几乎每个个体都能觉察出来。

更重要的是，人们也发现，就如同凭借国家制度体系能产生不等价交换一样，用恰当的国家制度体系也能减少不等价交换发生的概率。

因此，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不直接表现在每一次具体的交换中，价值量的模糊性使它做不到这样；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表现在各个个体利用共同体的制度系统来减少背离价值量的交换多次发生和长期发生的的可能。

很显然，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这种非同寻常的作用方式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等人忽略了，马克思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

亚当-斯密和马歇儿等人都知道，他们的“看不见的手”要发挥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作用，需要自由契约制度的保障，但他们不知道，自由契约制度正是在当时的封建制度系统条件下人们追求劳动等价交换的结果，价值实际上是当时的平等、自由、人权概念的核心，现实的交换价值或价格其实还是“看不见的手”和以价值为核心的国家制度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等人都知道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但他们不知道，由于垄断条件下的供求规律已经不象充分竞争条件下的供求规律那样仅仅要求自由契约制度就能大体使人们等价地交换劳动，国家干预的根源在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要求人们利用更多的国家制度系统纠正劳动力的价格长期低于价值量的状况。

马克思通过对价值概念的演绎，知道资本主义的问题出在了制度系统上。但他误以为供求规律是价值决定价格的作用形式，把供求规律当作了价值规律对价格发挥作用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接下来就会把供求规律无法使劳动力价值在交换中得到尊重的问题记在了价值规律的帐上，以为价值规律应该连同其外衣—供求规律一起被抛弃。实际上价值决定价格的作用形式，也就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应该是纠正长期价格偏差特别是纠正长期劳动力价格偏差的国家制度系统。供求规律是和价值规律同一逻辑层次的另一种决定价格的因素。

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取向的国家制度系统与供求关系一起综合决定着现实的价格，共同体权力系统的对价值的判断加上各个交换个体对物品稀缺程度的判断综合决定着现实的价格。

在最初的供和求的交换者数量都足够多的充分竞争状态下，作为价值关系表现形式的国家的自由契约制度，加上供求规律就能比较完美地决定着价格；

在垄断或垄断竞争条件下，有些交换个体已经能够通过操纵供应总量或需求总量来操纵供求规律了，这时仅仅自由契约制度已经不足以表现价值规律的要求了，劳动力价格已经出现较长期地偏离其价值的情况。价值规律要求通过制度变革来形成新的制度系统的表现形式。这时的制度变革在本质上是人们追求价值量的结果，或者说制度变革是以纠正劳动不等价交换为标准的。

在马克思的年代以及马克思以前的年代，表现价值规律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私有产权制度、自由契约制度、有限制的和有财富门槛的政治选举制度。在1825年以前，供求规律在这个制度环境内还能大体平稳地调节着人们的逐利行为，并使社会共同体大体上和谐和有序地得到改进。1825年以后，周期性地出现了较严重地不和谐，一方面是大量产品在市场上寻不到买主或大量生产能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大量人群没有货币去换取他渴望得到的物品。供求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再如上帝一般全能。萨伊等古典理论的后继者的辩解是无力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是国家制度系统，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供求规律在价值规律的特定的制度系统的条件下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他们更没有认识到私有产权制度、自由契约制度这些传统的价值规律的制度表现形式已经不足以让供求规律在劳动力等领域有效发挥作用，供求规律需要新的制度环境。

价值规律是将众人对价值量的判断通过国家制度系统来表现的，但不是所有的国家制度系统都表现价值规律。能够比较充分地表现价值规律的国家制度系统包括几个层次：一是在基本法层次上的民主法治制度系统，它决定了共同体内绝大多数人对价值量的判断能否转化为共同体权力系统对价值量的判断；二是在经济竞争过程中的与界定产权有关的制约和削弱垄断的制度系统，它决定了共同体权力系统对价值量的判断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对偏离价值量的基础经济过程的纠偏机制；三是在经济竞争结果中的与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有关的制度系统，它决定了共同体权力系统对价值量的判断是否具有因为顾及价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兼容性而不得不在基础经济过程之外建立的纠偏机制；四是以复杂的、精确的、动态的统计计算为基础、以价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兼容性为原则的国民经济计划信息系统，它能直接减少各种商品在供求规律的作用过程中偏离价值量的程度和持续时间。

随着统计计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动态地估算价值量的频繁程度和精确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表现价值规律的国家制度系统也会更加精巧和有效。

  我们现在描述使用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

在自由契约制度条件下，使用价值的规律—稀缺规律就表现为供求规律，使用价值概念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就具体表现为供求规律对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决定作用。由于价值量的模糊或难以度量，价值规律通过它的表现形式—国家制度系统无法单独完成现实交换中的价格决定任务，制度这种表现形式只能设法排除一些长期蔑视价值的交换行为，而不能具体指引一个个现实的交换行为。现实的交换行为由交换个体通过判断制度环境、判断相关物品有用性的程度--使用价值的量，为实现拥有最大化的使用价值量（效用最大化）而在市场上与其它交换个体沟通，最后的交换价格大体上由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决定。

当每个交换个体的需求量或供应量只占总量的非常微小的比例时，他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而用自己的有限的物品（包括劳动力）进行效用组合时，能选择的行为只是加入交换或退出交换，谁也无法长期地用较少的劳动来换取较多的劳动，供求规律在自由契约制度环境下决定的价格不会长期偏离价值。当物品（包括劳动力）的供应总量或需求总量能被少数人操纵时，供求规律决定的价格就可能长期偏离价值，供求规律本身纠正不了这种偏离。

价值规律是通过国家制度方式来实现众人对价值量的判断，而供求规律是通过自发搏弈的方式来实现众人对使用价值量的判断。

商品经济就是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分别以国家制度和自发博弈方式混合作用的结果。极端化地蔑视价值规律，或者极端化地蔑视供求规律都不是可取的态度，而在宏观上积极探索表现价值规律的新型国家制度形式，在微观上积极探索表现供求规律的新型自发博弈形式，以及更进一步地积极探索国家制度和自发博弈方式之间的混合兼容性的动态规律，才是一种科学态度。

在描述表现价值规律的新制度系统时，我们应该先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重新界定的所有制概念入手。如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一样，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

有了新的所有制概念（参阅本书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部分），就可以接着描述现代社会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新的制度表现形式了。这个新的制度系统仍然主要包括所有制、自由契约制度、政治选举制度等。

从所有制角度看，现代社会的一切产权都是关于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和第二顺序语义指向人对财产的占有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分配和搭配的国家制度规范，国家作为代表共同体公共利益的虚拟人是产权语义指向人之一，自然人等是产权语义指向人之一。大体实现价值规律所要求的等价交换是现代产权制度或所有制的主要建设目标和建设标准。

所有制作为制度系统，不管设计得多么精巧，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有效实现价值规律要求的等价交换，它的关键部位是怎样与自发的供求规律搭配方面的内容。在一些人群通过技术、通过规模、通过沟通手段比较容易滑向操纵供求规律的领域，国家可以加大对支配权、收益权的公有程度，直至做产权的第一顺序语义指向人，并且国家的产权行为本身也主要是为了减少对自发作用的供求规律的干扰。在供求规律大体可以自发和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国家应该减少对支配权、收益权的公有程度直至做产权的第二顺序语义指向人，并且主要以一般性限制制度的形式行使国家的产权行为。

已经发现的体现国家所有权的有效的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46页）：一、抵消市场后果类，例如，对收入、福利和支出进行歧视性征税，货币补贴或各种隐性的间接的转移支付；二、改变市场运行机会类，例如，干预契约自主权，改变竞争基础，对资本形成提供区别性补贴，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对捐赠、继承和资本性资产加重征税。等等。

（本文摘自朱奇著《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