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大类资产配置框架经历了如下几轮更迭：
1）最早在 2002 年-2009 年颇为盛行的库存周期框架，通过库存变动、PPI 等指标的先后变动来组合出库存周期的四象限，欧美次贷危机后经历了传统金融+地产向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迁移，资本开支表现由硬库存（厂房、设备）向软库存（人才和知识产权）转变，造成了框架适用于传统周期制造但难以匹配美国新一轮信息化浪潮；

2）在“四万亿时代”美林时钟开始奏效，通胀和增长对多资产和风格有很强的指引效果，价格和产出双轮驱动的“五朵金花”行情在当时演绎，随着中、美经济周期被宏观经济政策所熨平，美林时钟演绎成“电风扇”行情；

3）2016 年国信证券在市场上首次提出货币和信用框架，借力货币宽松到实体信用的传递来对标到股票分母端与分子端、商品的供需缺口和超额流动催生的过量上涨、以及债券短端的流动性到长端的通胀和增长预期所带来的投资机会，随着 2018 年以来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基于货币政策松与紧的 1.0版本在货币单边宽松时从“自行车”降维成“独轮车”，信用周期越来越缩短且周期幅度趋弱，也面临技术性的失灵；


4）2020 年新冠疫情后，我们采用 Shibor 3M 利率和信用脉冲解决上述问题，并在信用和盈利间“断桥”背景下添加企业家信心、中长期贷款结构等多重要素，构造了货币与信用“风火轮”的 2.0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