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贪腐与反贪腐引发的思考
2023.4.14

贪腐就是用权力谋取明文规定收益之外的好处。

反贪腐就是打击贪腐行为。

那么，贪腐是怎样形成的呢？

第一，动机上的不自律；

第二，体制上的有机会。

比较起来，东方旧社会既有动机上的不自律基础、也有体制上的有机会漏洞。

比较而言，在当官的资格上，欧洲历史与东方不同，欧洲人似乎一直有钱人优先当官（古希腊古罗马就如此），因此，他们在动机上较不贪腐，因为他们追求权力是为了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而东方自从科举取士，寒士有了晋升权力机会，于是，就有了当官发财传统，贪腐动机被体制化。当然，科举取士的优点是让底层的小业主们有机会通过读书晋升到更高的阶层，这对打破阶层固化缓解阶层冲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士族（读书人阶层）在东方旧社会与官僚权力体系并存，权力本位成为东方旧文化内核。世族（有产阶级）在西方与市场体系并存，产权本位成为西方文化的内核。
因为东方旧社会一直是大一统帝制，所以，官僚体系成为社会运转的中枢。即使没有贪腐，官僚体系的特点也是短平快利益诉求，因为官僚的任免有任期制与异地轮值等防范地方割据的机制，这样短平快就是政绩的必然选择。于是，那种追求长远利益的投资就会被搁置。因此，这种体系下很难有重大原创与原创的产业化。但是，这种寒士通过科举取士的官僚体系不可能不贪腐。因此，反贪腐一直是维持官僚体系有效运转从而确保帝王万世不衰理想的体制化举措。然而，反贪越是频繁，官员越是没有安全感，从而越是导致今朝有酒今朝醉，更加对未来不愿意投资。但是，没有人不愿意考量自己和子孙的未来。因此：
贪官如果可以外逃，那么，必定出逃到更好保护私产的地方。
贪官如果不能外逃，就增加私人武装～如世族的私人武装，这样地方豪强或部派豪强会反噬分食“中央枢纽神经”。这是每次农民起义后被“豪强世族士族”接管成改朝换代却是“新瓶装旧酒”的原因。
如果有外人承诺保护“贪官”长远利益，那么，富人商人（多是贪官的家属或获得贪官支持的人）一定会“卖国”。
因此，反腐可能加速国家安全的滑坡。
因此，在东方旧社会不反贪腐帝王短期利益不保，反贪腐帝王长期利益不保。

那么，西方那种为保护有钱人长远利益（非皇帝一家的长远利益），从而当官必须有钱从而相对不贪腐的制度（例如罗马帝国时期当城市市长必须用自家钱搞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如今的“金喇叭民主”），是否就是最理想的选择呢？当然不是，因为这种保障少数人私产长期利益的“廉政”政治必定鼓励市场发展扩容从而导致资本集中（优点是利于长期大额投资从而促进“原创”及其产业化）、进而又会加强金钱与权力的融合（即实业与金融寡头及政客的“三位一体化”），进而导致两极分化与阶层间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此早就有了论断。
西方的“廉政”不能学、东方旧社会的“贪政”更不能学，那么，如何解决官僚体系短视与贪腐问题呢？

对此，必须坚持两个原则：

第一，必须保障民众的长期利益。保障民众的长期利益，让市场激发效率。

第二，不能只由有钱人来把持官僚体系。让人民当家做主，以保证权力的公正运行。

总之，寻求市场与权力之间的良性平衡，是人类文明的出路。

新中国的革故鼎新意义是人民本位，既不同于西方私有产权本位，也不是旧社会的权力本位，其新的精神是人民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大家的长远利益克服少数人的长远利益～当然，如何实现这种新的精神的发扬光大仍在实践探索之中。进一步的成功，是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