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邮件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这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得知您的书快写完了，我感触颇多。我未曾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如何看待我，这确实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是您的书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得不说，在这个话题上，父母与我之间总是笼罩着一种谁也不愿意打破的沉默。

安妮·埃尔诺

作家安妮·埃尔诺的邮件回复让我欣喜若狂。80岁的安妮是法国阶层跨越者们心中的神级偶像。不仅她的文学作品广受喜爱，而且她的承诺和慷慨也向世人证明，在社会金字塔上向上攀登的人不一定会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怪物。特别是在《一个男人的位置》（La Place）、《一个女人的故事》（Une femme）两本书中，安妮希望“展现（她）父母说话的方式、吃饭的习惯、喜好和性情，而不激起读者的怜悯、鄙视或耻笑”。当我们在邮件里聊起《一个男人的位置》，这本她写给父亲的书时（此书获得了雷诺多文学奖，出版时安妮的母亲还在世），她说：“如何用我的文字而不是我的身体来叙述事实？……只叙述事实而不妄加评论的写作才是抵御资产阶级凝视的屏障。”我把自己的书稿发给了安妮，她读完后向我提了一个既让我感动，又让我困惑的问题，她说：“我一直在想，要是我父母还健在的话，他们面对你的采访会想说些什么，又会不想说些什么……”

事实上，安妮指出了我书中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我的受访者可能没有告诉我他们心中所想的一切，就连我自己的父母也没有。他们不安地和我玩了一场叫作“采访”的游戏，在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时长吁一声，感叹终于可以结束了。他们口中的故事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吗？有没有社会阶层矛盾的影响？而且这两种因素相互独立，还是搅和在一起？有时你必须对他们的回答仔细琢磨一番才能找到答案。不幸的是，疫情大大降低了受访者对我的亲密感和信任度。我本来打算不请自来地去各家里住上个一两天，看看他们居住的环境，看看孩子们成长的地方，看看家庭的照片，捕捉那些比长篇大论更能说明问题的小细节。然而，我不得不在咖啡馆里或者通过电话和视频会议与他们见面。所以这本书是由对话组成的，就像一个电台访谈节目。

安妮·埃尔诺还在父母们的口述中发现了一些“套路式的回答”，她说：“您的采访对象笃信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孩子学习好是由基因决定的，如果孩子学习不好他们也不会深究原因。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他们特别爱说‘我们就是顺其自然’这种话，以显示孩子们就是天选之子。我的父母常说：‘我们不逼她，这是她的本性。’但我想知道如果他们接受你的采访，被问及女儿的成长史时会作何反应。除了感到自豪外，是否也会感到不快，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就势必将谈及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出身。尤其是我的母亲，面对大人物们对我的成绩赞不绝口时，她会粗暴地引用《圣经》来回应：‘风随着意思吹！’”

虽然安妮·埃尔诺母亲的回答略显辛辣刻薄，却可以涵盖本书中大多数家长的想法，简而言之：这是上帝的旨意。没必要再去寻找别的解释，就算你踏破铁鞋也无处可觅。相反，一些孩子怀疑他们的学习天赋是否早已刻于基因之中—另一种形式的“自然主义”。巴德家的孩子们已经将他们的母亲伊茹女士指定为传递他们学习天赋的“头号嫌疑人”。他们确信伊茹和蕾吉雅母女二人都是“高智商人士”：伊茹没怎么看书就一次性通过了驾照的理论考试。奥蕾莉·瓦洛涅在其中一个儿子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她说：“所以我想知道这种特质是否会遗传，是我母亲遗传给了我，还是我父亲？”画家兼导演马里亚娜·萨特拉皮在接受《世界报》的采访时引用了一句波斯谚语来总结她母亲的一生：“多么棒的游泳运动员！可惜只能在浴缸里游泳！”这是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我的调查表明，这些天赋，无论多么神秘（“风随着意思吹”），无论是否与遗传学有关，如果没有肥沃的土壤和父母的影响，孩子们长大后是不可能变成阶层跨越者的。本书中的所有孩子从小就被家长灌输过长大要出人头地的思想。在研究对比了本书中所有家庭的观点后，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成功没有偶然。社会学家罗斯-玛丽·拉格拉沃通过回顾自己的前半生后得出的结论也与我的不谋而合。在她今年年初出版的《恢复镇静》（Se Ressaisir）一书中，她借用了社会学家保罗·帕斯夸利的一个观点，把自己的父母比喻为“阶层跨越的盟友”。罗斯-玛丽在接受《解放报》的采访时说：“我要感谢我的小学老师们，我的教授们，和我一起参加妇女解放运动讨论小组的朋友们，我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的同事们……一个人是无法独自跨越社会阶层的。如果说我欠他们的情还没还完，那是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的话，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在我看来，欠下人情债并不一定是坏事，这是我对别人帮助的一种承认。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光说感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回馈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在他们面前，我们要有同理心，学会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我们要慷慨一些，我们要心胸开阔一些，我要习惯在与他谈论社会问题和女权问题时扯上政治。”因此，无论父母们给予我们的是陪伴还是对抗，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为了我们最早的“阶层跨越的盟友”。

安妮·埃尔诺发现，我的受访者在童年时期都有三个显而易见的特点：

因为害怕命运的眷顾会突然结束，所以从不骄傲自满；默默接受学业成功需要付出的牺牲；母亲的影响和早期对阅读的兴趣。讲述彼此间的冲突和矛盾时，孩子和父母已然表现得平静且克制：除了时间冲淡了一切外，孩子们的成功也成了彼此关系缓和的调节剂。当然，受访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也会掩饰某些东西，这一点您已经在书中提过了。

我说过了，我们讲述的故事中往往会夹杂着对自己的美化和吹捧。随着采访的进行，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当我不自觉地夸赞孩子们的成就时，他们的父母往往也只对我讲述自己孩子的各种优点。尽管在采访中存在这种僵局，我发现父母们对优绩体制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改变，他们在赞同和欣赏这一体制的同时又对其有所保留，有所怀疑，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这个抽象的名词正活生生地作用在他们孩子的身上，他们在为我们感到骄傲的同时，心中也五味杂陈。我只是单纯地想用自己在新闻学校学到的知识为这个研究领域尽一份力：发布任何信息前都至少要核实两个信息来源。对于同一个故事我们得兼听则明，孩子和家长双方都应享有说话的权利。这样一来，故事才会真实客观。为什么我的同行们没有早想到这个方法呢？据我所知，只有记者玛丽·波艾冬在2018年的《十字报》的一篇文章中给了父母们说话的机会。在采访阶层跃升者的同时，玛丽也采访了社会阶层降级者。诚然，这两类人的所思所感肯定不尽相同，所以采访的关注点也不一样。

在我的调查即将进入尾声时，安妮·埃尔诺抛给我两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自称为阶层跨越者？”“哪些人可以自称为阶层跨越者？”这两个问题让我不得不再次审视自己的观点。我最初的回答是：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阶层的跨越者。因为这个话题能激起每一个人内心的共鸣，让我们不自觉地带入到阶层跨越者的角色上去，无法冷静地分析事实。几乎所有人都会感到自己与父母、故乡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即使是最高贵的继承人在这个话题上也有自己的故事可讲。这是我在本书引言中试图证明的观点：我们习惯于借助富有情感色彩的词语来讨论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却忘记了从父母的职业、收入和文化习惯等客观信息入手来寻找真相。其实方法很简单，只需要把你的职业、收入和文化习惯与你的父母进行横向比较，你就能知道自己是否是阶层跨越者。即便各家各户的情况不尽相同，但这条定律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为了建立我的“名单”，我不得已把一些阶层跨越者留在了我的门槛外。例如，某人父母从事餐饮工作是因为他们没有完成高等教育，而不是因为他们从未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或者父母中只有一人拥有高等学位；或者当父母是教师时——教师这一职业虽然工资不高，但在社会中还有着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学校制度的体现。我想暂且把我们多姿多彩的人生剧本放在一边：无论我们是谁，我们都有着自己的家庭问题、心理痛苦、疾病、意外和创伤，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活在每一个阶层中的人都会经历这些伤痛，所以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影响我们对社会阶层跨越者的判断。引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479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