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朱海就教授反对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发表的《中国突然开闸3.7万亿，一位高层智囊的建言意味深长》文章，朱教授认为资本是稀缺的，也不是免费的。ZF为了刺激经济，扩大财政支出，必然要消耗资本，减少一个社会中资本的数量。当资本减少时，财富生产的潜力也就下降了。为了弥补ZF投资所造成的资本消耗，居民需要减少消费，进行更多的资本积累，这样就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假如扩张性财政支出，作为一种救急之策，能够恢复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并且能够助推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轨道，那么它尚有可取之处，但问题是它做不到。扩张性财政政策最多只有一时的刺激效果，在这个效果消失之后，经济会重新回到低迷的状态，因此，它无助于恢复人们的信心。另外，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加剧通货膨胀，扭曲市场价格信号，使经济发展进一步远离“高质量发展”或“创新驱动”。但是余永定把扩张性财政政策视为保障“创新驱动”的一个重要条件。他认为，当“创新驱动”形成气候时，刺激政策就可以退出了，如还没有形成气候，则仍然需要扩张性财政政策。他没有意识到，刺激性政策本身就是阻碍“创新驱动”的，因为它把企业家的注意力引到ZF人为创造的投资机会上去，而不是朝着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方向上去。只有后者，才是与创新驱动的要求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创新并非刺激出来，而是很大程度上“逼迫”出来的。

新宏观认为朱教授的观点为当代的刻舟求剑。

当企业与居民集体拒绝借贷投资与消费时，储蓄存款呆在商行不动，商行不但贷款放不出去，且还要支付利息，社会缺乏货币利润空间，商品销售疲软，企业被迫减产乃至倒闭，工人群体性失业，也就是流动性陷阱来临。

此时，ZF增加借贷，恢复了货币循环链条，再生产得以持续，提高了资本利用效率，保障了就业，是挤入效应而非挤岀效应，这是宏观经济学的重大贡献，远非漠视人们苦痛的自由放任微观经济学所能比拟的。

当然，当前宏观经济学解决的是频发的流动性短周期，对于债务性长周期无能为力，这就需要全新的宏观视野，才能根除市场经济为债务拉动这一内在痼疾。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人将经济衰退的原因归于缺乏技术进步，于是寄希望于科技创新以带来复苏增长，这属于实物经济重农主义的遗毒所致。事实上，央行的出现将商品经济划分为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前者只有实物循环，最终需求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系统可以均衡，失衡只是行业比例问题。后者则为货币循环与实物循环，最终需求只有消费需求，且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由于储蓄与法定准备金的存在，使得货币流量递减，发生流动性短周期，而由于债务累积又使得货币循环断裂，触发实物循环中断，即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也就是债务性长周期，大萧条与次贷危机最为典型，这就是市场经济内在不稳定的根源。科技创新改变的只是商品形态，它在带来新的需求的同时，也消灭了旧的需求，同时，它无法解决债务积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