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环境监管距离的影响：根据地理经济学理论，企业与环保部门之间的地理距离，与环保部门发挥监管职能密切相关。于鹏和申慧慧（2018）发现，当证监会的监管距离越近时，企业盈余质量越高。当监管距离越近时，既便于监管部门进行环境监管，又有利于企业进行寻租（张敏等，2018），这会提高地方环保官员变更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影响。一方面，环保部门对监管距离较近企业的监管成本较低，这会导致当地方环保官员变更带来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监管距离较近企业面临的环境合法性压力更大，进而迫使其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以获取环境合法性的社会认可。另一方面，监管距离较近的企业可进行更多的寻租活动和发现更多的寻租机会，其披露的环境信息可有效地传递给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更好地缓解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Agarwal和Hauswald,2010），这有利于其获取更多的环保资源，激励其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同理，当环保部门的监管距离较远时，企业与环保部门的环境信息不对称程度上升，环境政策预测的难度更高，环境政策出现断层的概率更高，从而强化地方环保官员变更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负向影响。


二、指标构建：
参考于鹏和申慧慧（2018）、张敏等（2018）的研究方法，本文使用企业注册地与其所在省份生态环境厅之间的地理距离来衡量监管距离，地理距离为坐标之间的球面距离，单位为千米。
三、数据指标

四、参考文献：
[1]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等.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来自地方环保官员变更的证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22(02):35-50.DOI:10.16538/j.cnki.jsufe.2020.02.003.
[2]于鹏,申慧慧.监管距离、事务所规模与盈余质量[J].审计研究,2018(05):10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