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摄影/Eileen Barroso(哥伦比亚大学网站)

打破对称

李政道在生命的最后时日，要求不去医院，只在家里请护工照顾。赵天池说，到最后“实际上没什么可照顾的了”，亲友只希望李政道在离开前保有片刻宁静。

8月5日，李政道的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官网发布讣告。校长米努什·沙菲克称，李政道在哥大工作近60年，在相关领域作出多项开创性贡献。8日，《自然》杂志发表讣告，提到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为“20世纪科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发表质疑宇称守恒的论文前，物理学是优美而对称的。宇称可粗略理解为“左右交换”，就像照镜子一样。宇称意味着，你与镜子中的你，应遵循相同的物理规律。你扔出的苹果会落地，镜子中的苹果也飞不到天上去。长久以来，宇称守恒作为符合直觉的规律，被学者们奉为圭臬。

“对称展示宇宙之美，不对称生成宇宙之实。”这是《对称与不对称》一书的序言里，李政道写下的第一句话。这本书是李政道所著科普书的代表作。这句话意味着，描述自然界的基本理论往往是对称的，而实际发生的现象却往往反之。

20世纪40年代，实验物理学家在粒子加速器中发现，有两种粒子的性质非常接近，几乎可以确定是同一种粒子。但它们都不稳定，会衰变成其他粒子，各自衰变产物的宇称却不同。也就是说，其中一个粒子“扔出”的苹果，飞到天上去了。这意味着，要么二者不是同一种粒子，要么衰变过程打破了宇称守恒的“天条”。

李政道一向相信实践的力量。1955年，他与杨振宁商讨后认为，衰变实验可以检验宇称是否守恒。1956年，二人提交了那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起初，学界对二人的质疑持保守态度。二人最终找到同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吴健雄，后者曾参与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对衰变实验得心应手，当即同意进行实验。经过半年筹备和尝试，1956年圣诞节期间，吴健雄向李、杨二人通报了支持宇称不守恒的实验现象。次年1月，实验结果发布，宇称守恒的大厦开始倾覆。

很快，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新闻发布会。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说，宇称不守恒意味着自然规律对左手和右手是不一样的。随着实验的跟进，大部分物理现象都出现了不对称性。从1956年共同发表论文到1957年获诺奖，李、杨二人只花了不到13个月，创下了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快得奖速度。这也是中国人首获诺奖。

颠覆物理学的发现不常有，李政道将宇称不守恒这样的发现归功于三大因素：天才、勤奋和机遇。

李政道的天才多有佐证。他因战乱从未获得小学、中学和大学本科的毕业证，但自学成才，曾考入迁入贵州的浙江大学以及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李政道在西南联大结识了物理系主任吴大猷。吴大猷回忆，李政道应付课程绰有余裕，求知心切到了痴迷的程度，且“思维敏捷，大异寻常”。

1948年，李政道被“原子能之父”、诺奖获得者恩里科·费米选中，成为他的博士生。费米发现，李政道和自己一样，面对问题时从不参考任何现成的理论工具，而是从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开始推导公式，且往往能给出正确的答案。1950年博士毕业后，李政道受邀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彼时的院长是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曾称赞李政道，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

博士期间，李政道习得了费米凌晨三四点钟起来工作的习惯。他曾说：“我生命的活力就是来自物理的挑战。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工作，已变成下意识的事情，所以不以为奇、不以为苦。”他也认为机遇源自“运气”，曾谦虚地表示，自己运气很好，得以发现自然规律。直到晚年，李政道依然随时工作，累了睡两三个小时再继续，口头禅是“累则小睡，醒则干”。

写博士毕业论文时，李政道又很叛逆，拒绝了费米给他的基本粒子物理的主题，而选择了天体物理方向的白矮星理论。在物理学各领域辗转腾挪对李政道来说是家常便饭，他的成就还涉猎量子场论、核物理等多个物理学分支。据赵天池统计，从1949年博士毕业到2010年退休，李政道60余年学术生涯，共发表论文300多篇，开创或作出重大贡献的物理学领域超过60个。

在追思会上，高能所所长王贻芳细数了李政道的学术贡献。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李政道是一名了不起的科学家，带领中国高能物理事业走在国际前列，他是高瞻远瞩、以身作则的榜样。

1957年，哥伦比亚大学男教师俱乐部的迪金森·理查兹(左一)、波利卡普·库施(左二)、伊西多·拉比(右二)和安德烈·库尔南(右一)，送李政道（中）领取诺贝尔奖。图/美国物理学会

“一个人就是一家‘留学中介’”

20世纪80年代初，王贻芳在读本科的时期，就听过李政道所作的报告。在他看来，李政道是一位“十分儒雅的知识分子”。

赵天池第一次见李政道是1979年，后者来北京科技会堂做基本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的专题报告。那时赵天池33岁，是高能所78届的硕士。在赵天池印象里，当时，李政道穿着熨帖的衬衫，和蔼亲切，从上午到下午连讲7小时，还教学生做物理研究的思维方式。“他精力充沛，下午讲累了就从裤兜里掏出一块花花绿绿的东西吃掉，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是士力架。”赵天池说。

“当时，国内的学术交流极度缺乏。”赵天池回忆，那一年，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首批招生，共招5人，自己也去考了，但遗憾落选。李政道曾公开表示，某种程度上，CUSPEA比宇称不守恒这一突破更有意义。

李政道于1962年加入美国国籍。1970年后，李政道和夫人秦惠䇹开始回中国大陆访问，对国内的科技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提出诸多建议。1979年，李政道设计开展了CUSPEA，向优秀本科生提供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的奖学金，实现了人才的“走出去”。两批学员试点后，CUSPEA于1981年正式实施。

“李政道完全凭一己之力，打通了国内人才流通的渠道，一个人就是一家‘留学中介’。”赵天池说。1980年，他又参加了考试，成功入选，于1981年被派往美国。那时入选CUSPEA的学生可以像高考一样填报5个志愿，赵天池坚定地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因为李先生在那儿”。多位受访学者表示，李政道推动CUSPEA经历了诸多困难，不仅说服了美国学校绕开文凭、英语考试破格录取，还为了打通滞涩的出国通道，多次求助邓小平。

《自然》杂志的讣告提到，彼时美国大学很难评估中国申请者的能力，是李政道建立了中美物理考试和申请系统。CUSPEA实施的9年间，共有76所美国大学参与联合培养，中国共选拔了近千名学生赴美。该计划开创了国内大规模外派留学生的先河，显著开阔了年轻学者的眼界。

“除了走出去，还要留得住。”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86年，由李政道发起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成立，朱邦芬是首批CCAST专家之一。他表示，彼时国内科学家外流严重，李政道组建这一学术机构的初衷，就是构建国际化学术平台，吸引国内科学家留在国内做科研。

CCAST的成立是国内物理学界的里程碑事件。30余年，中心举办了近二十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百次国内研讨会。在朱邦芬看来，这些研讨会向国内科研界注入了领域内的前沿知识，为国内科研人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研讨会的主题几乎都由李政道亲自选定。

朱邦芬记得，那时的李政道会频繁前往CCAST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组织包括学术文集汇编在内的许多学术活动。虽然由于专业差异，他没有与李政道直接学术合作，但依然在交谈中感受到了对方蓬勃的科研热情与极强的组织能力。“他很愿意亲自上手做琐碎的事情，总是想尽办法把事情做成。”

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完成第一次对撞实验，国内高能物理研究开始起步。此前数年，李政道奔走于国内外，论证方案，是项目的直接推动者。王贻芳回忆，2004至2009年，BEPC进行过一次技术升级，李政道非常关注且支持。2010年后，李政道因身体原因较少参与国内对撞机项目，此后其再未来过中国。

李政道还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诞生。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李政道担任名誉顾问。1996年夫人去世后，李政道捐赠30万美元设立“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资助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六所大学的优秀大学生进行基础科研训练。遵照其夫人的遗愿，每届获资助的女生不少于半数。

“李政道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完善、教育理念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朱邦芬说。他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 CCAST主办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上，李政道作为论坛主席发言，提到了做学问的“三字经”：“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问愈透，创更新。”朱邦芬认为，会问问题才代表将知识悟透，这正是中国科学创新最缺乏的东西之一。“李政道总能用简洁的语言讲出哲理。”

李政道(右)和杨振宁(左)。图/美国物理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