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认为，经济体系被摧毁，只要技术知识仍然存在，很快就能重建经济体系；而技术知识被摧毁的话
现存的经济关系将随之消失，它的重建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家庭，经济学在希腊语里面本来就是指管理一个家庭的人。

既然富也不过三代，穷也不过三代，追寻若干代以前的财富原罪意义就不太大。毕竟现在如何才是最重要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指责他人祖上恶过不过是阿Q标榜自己祖上富过的翻版而已。


凯恩斯在他著名的《通论》结尾处写道：我很确信，既得利益的影响远不如思想那么强大。不论或早或晚，不论是好是坏，存在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不论是穷也好，富也好。如果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分离，再富也是种狭隘的富有。

当年他用一个五万块的账户一年炒了70万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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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真当别人不懂啊。如果是股票交易的话，按照千分之五费率的估算，每次交易也只产生250元的手续费。也就是说他在一年中大约买卖了2800次。按照每年250个交易日估算，平均每天买卖十几次。

另外，70万元的手续费也很难养活一个营业部吧。给几个员工发工资都不够。

请放心，狭隘的富有是富不过三代的~~~~

是期货~~~~9几年的事情，现在人家早发达了。

——千万嫑把这当做偶给期货做广告，
偶从不建议任何人做期货，偶家人也没有一个做期货的。
只是说有这么个事情。

贴上一篇旧作，避免引发歧义

老包投资杂谈之九，我的投资建议

    经常会被问到：“你对投资者有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请你们最好不要来做投资。”


    尽管本人的投资业绩还算不错，但是我的家人没有一个做期货的，如果他们做股票，我也会劝他们尽早退出来。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我自然也应该奉劝那些投资者及早退出市场。


    传说梁定邦任中国证监会顾问时，跟朱镕基总理有过这样一个调侃：在香港，都是与人结仇，才把人家孩子哄去做期货的。


    道理很简单，金融市场并非一个虚构的实体，而是由许许多多活生生的投资者组成。这里面充满了竞争，有人赢就一定有人输。


    就拿巴菲特来说，1970年至2000年30年间，平均年复利24.58%，增长了908倍，同期道琼斯工业指数从750点升至11750点，增长不到16倍。那么巴菲特的钱从哪里赚来？必然是从同时参与市场的其他人身上赚来。如果巴菲特在1970年的时候投资了1000万美元，那么到2000年，扣除道指自然增长的部分，必然要消灭近900位1000万美元的投资者，这个市场的总帐才能轧得平。


    或许会有人觉得，如果股市持续上涨，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赚钱？1970 ~2000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年复利增长9.55%，也能为人们带来不错的“财产性收入”。


    正如亨利.黑兹利特先生所说：“坏的经济学家向大众兜售谬论，往往比好的经济学家宣扬真理更有成效。这其中并没有什么奥妙：煽动家和坏的经济学家，都只强调了一半的真相。仅仅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大多数人也许会觉得那些话总有几分道理。此时，我们应该站出来，用另一半的事实，来补足和矫正他们所强调的半边真相。”在这里，我要补充的另外一半真相是：1900年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位于60点，在整个20世纪的100年当中上涨了不到200倍，平均年复利仅5.48%；如果考察20世纪的前70年，年复利成长更是低至3.7%。长期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投资股市是能够让所有人共同富裕的免费午餐。


    有一个传统灯谜：你能做，我能做，他能做，大家都能做，不能一起做。谜底就是做梦。人们对投资市场的幻想就如同做发财梦。每个人都有发财的机会，但是从来都没有一个办法能够让所有人一起赚钱。我的一位同事对技术分析很有研究，他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台湾，曾经有个人运用KDJ指标炒股指期货，根据5分钟K线图，当J线从100以上回落至100以下时卖出，自0以下回升至0以上时买入。他用这个方法赚了许多钱，成为了投资明星，并把这个指标的用法传授给大家，一时风靡岛内。最后的结果呢？投资者在频繁的短线交易中贡献了许多手续费以后，所有用这个方法的人都亏了钱。


    我常讲述一个笑话：有两个探险家在非洲探险时，远远的看见一头狮子跑过来。这时候，其中一个蹲下来换上他的跑鞋，另一人不解的问他：“你换跑鞋有什么用，就算换上你能跑赢狮子吗？”他说，“虽然我跑不赢狮子，但我只要跑赢你就可以了。”


    市场充满风险，竞争无所不在，投资经营也是如此。譬如说生产彩电，如果行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在2000/台，利润率为5%。总会有一些生产效率比较低的企业亏损，生产效率比较高的企业则会获得超额利润。高效率的企业会挤占低效率企业的份额，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劳动效率提高。当然，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低效率企业被无情的狮子吃掉。


    很少有人关注过企业的倒闭率。他们不知道，“如果参照过去50年的企业经营经验，那么今天开店经营杂货店，每10家平均会有7家左右活到第二年；可能只有4家能挨到四周年店庆”。①能够经营成百年老店的，绝对是凤毛麟角。强如雷曼兄弟公司，也在经营了156年以后倒下。


    金融市场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延伸，充分的自由竞争总是会形成赢家通吃的结果，所以赚大钱的永远是少数人。由于人们的目光总是集中在那些投资明星的身上，光看见贼吃肉而没看见贼挨打，于是对投资市场产生了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这个市场的淘汰率非常之高，时间愈久，存活率愈低。期货市场由于有杠杆作用，淘汰速度更快（当然，发现效率也快）。一如梁定邦先生所说，把仇家的孩子哄去做期货，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复仇方法。






①摘自《一课经济学》第22章 利润的作用







包不同

2010.3.16

你那投资的朋友便是一种“狭隘”的富有，进行金融投机赚来的钱，与此相对应又为社会提供了什么呢？

提供了效率

人家祖上被整得那么惨，都不在意了，
居然还有人纠结于他富得狭隘不狭隘，
接下去是不是还要琢磨一下怎么共人家的产，指导指导人家富起来以后钱该怎么花呀~~~

这大概就是穷人思维与富人思维的差异所在~~~~

存在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国家

    接下来就是国家。巴斯夏为国家下了一个经典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定义："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虚构的实体，每个人都竭力通过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然而，人们却往往忘记这一点，而把国家拟人化，一边是国家，一边是民众，国家与构成这个国家的民众被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决心要对后者遍撒甘露，后者则有资格对前者要这要那，要求前者赐给他人间一切福气。而这种拟人化，过去是、未来也仍将是灾难与革命的祸根所在。


    在巴斯夏看来，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长一只手。它总是长着有两只手，一只手管拿，一只手管送，也就是说，国家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为了干第二件，必需先得干第一件。而严格说来，国家只能拿而不能给。人们总是期望ZF拿别人的东西给自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一般把他们拿到的东西给自己留下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原因很简单，国家也是由内阁成员、官僚、警察等等构成的，他们也跟普通人一样，希望多占有而少付出。


    而人们总是错误地以为，国家自己就可以创造出给予某些人的特权和好处。人们希望国家多多地给予，又希望国家少征收点税，这两种期望和承诺是互相冲突，难以两全的。而这，正是法国历次革命的根源。只要人们相信，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ZF，只要人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才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进自己的生活、增进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们仍然指望法律赐予他们一切，一句话，只要他们认为他们跟国家的关系就等同于羊群与牧羊人的关系，那么，革命不断的局面就不会改观。当ZF在民众压力下所作出的的承诺不能实现的时候，人们就在野心家和乌托邦分子的鼓动下，更换ZF，以为新ZF同时满足那两个不难两全的承诺；而乌托邦分子也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新方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要用自己的方案替代别的乌托邦分子的方案，结果就是在法国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一波接一波革命。


    巴斯夏的结论是：国家不是、也不应当是别的什么东西，仅仅是一种公共警察力量，它不是压迫和互相掠夺的工具，相反，只是为每个人提供一种保障，并使正义和安全主宰所有人。ZF应当把自己全部的力量都用于防范和镇制捏造、欺诈、失职、犯罪及暴力行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撒胡椒面，管了很多与它的基本职责完全不搭界的事情。

——摘自《财产、法律与ZF——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译者后记

致命的自负

    巴斯夏透过对大革命以来法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的观察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现代历史上的每一场革命，都因为在过分大方地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的国家，与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的公众之间，介入了两类人：野心家和乌托邦分子。他们的学说尽管形形色色，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假设基础上，这种假设可以说有史以来人的心智所能形成的最奇怪、最自负的想法：他们把人分为两类。第一群人是普通人，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人都属于这个群体；而政治理论家本人，则构成第二个群体，主宰者。


    所有的乌托邦理论都首先假定，普通人没有积极性，没有洞察力，没有主动创造性，是消极被动，容易受他人意志和力量的左右，可以被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态。赋予这些人自由，他们必然会走上邪路。在这些乌托邦分子看来，如果说民众还有什么天性的话，那就是不断堕落的趋势。赋予他们良心自由，他们就必然堕落成无神论者；赋予他们教育的自由，父母们必然热衷于花钱请老师教导自己的孩子不道德和错误的东西；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结社自由，等等，都会使这些民众堕落。


    因此，很自然地，就需要立法者来为他们制定方案，以拯救人类。这些社会的组织者、发现者、立法者、或建国者则是控制普通人的那种意志和力量，是宇宙的原动力，是造物的力量，其崇高的使命就是用这些零碎的普通人作原材料，重新构造社会。这些理论家看待人的方式跟园丁看待其花园内的林木的方式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跟民众的关系，就相当于制陶工与粘土的关系，可以将其揉搓成自己喜欢的任何形状。


    这种理论最典型的，是巴斯夏经常批判的卢梭："不管是谁，如果想要勇敢地投身于创造一个民族，那他就应当相信，他具有改造人性的能力，而他本人则必须是完美的，与众不同的，他能够把每个人改造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只有通过这一整体，个人才能获得其生命和其存在的全部或某一部分。这个立志创造一个民族的人应当相信，他有能力改造人的体质，可以增强人的体质，可以用一种道德的、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的存在，来取代其肉体的、独立的存在；一句话，他必须清除人身上自然的力量，赋予其不同于其天性的力量。"


    人不可能靠自己取得进步，只有立法者有这种能力，而立法者实现其为人类设定的目标的工具则是运用法律和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就像罗伯斯庇尔所说的：共和ZF的原则是美德，而建立美德必须要用的手段就是恐怖。巴斯夏一针见血地指出：罗伯斯庇尔要求实行专政，既不是为了驱逐外国入侵，也不是为了镇压反对派。相反，他之所以要求实行专政，是为了把他的道德原则强加于整个国家。他的全部欲望就是使用恐怖手段从法国彻底根除自私自利、好面子、习俗、礼仪、时尚、空虚、爱钱、好好先生、诡计、小聪明、**和贫乏。此时，巴斯夏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他大声斥责这个狂妄的乌托邦分子："啊，你这**之徒，你竟然如此地自负！你竟然认为人类是如此地无无足轻重，你竟然想改造一切。先改造你自己吧！这对你来说就是个艰巨的任务了。"


    对乌托邦分子致命的自负，巴斯夏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自然天性是如此地恶劣，根本就不能赋予他们自由，那么，为什么这些组织管理者的天性却偏偏是那么好呢？这些立法者和他们的手下不也都属于人类吗？难道他们真的相信，比起别人来，自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民主

    虽然鼓动每次革命时，这些乌托邦分子都以民主为旗号，其实出于致命的自负，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民众。


    表面上，他们毫不吝啬地赞美人民，说人民具有某种天生的智慧，他们被赋予了令人倾倒的直觉能力，他们的意志总是正确的，公意是不可能出错的。他们希望自己治理自己的事务，而他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然而，一旦通过革命或是选举，乌托邦分子掌握权力，他的口气就全变了。人民又成了被动的，死气沉沉的，没有自觉意识的；而立法者则成了全知全能的人物。现在轮到他来创造、指挥、驱使和组织了。人类则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专制时代又降临了。当有人反问他们：如果人类是如此地无能、不道德、无知，那他们为什么嚷嚷着要捍卫这些人的普选权？等待他们的可能是监狱。


    而在民众方面，由于他们对法律、对国家的性质的错误理解，在巴斯夏看来，现代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普遍掠夺的制度。每个阶层都竞相拥挤到立法机构门前大喊："我也要参与掠夺，我也要！"人们要求实行累进税，无息贷款，最低工资制，义务教育，对工业的资本鼓励，等等。一句话，人人都想靠牺牲他人而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国家的干预则使人们能把掠夺的责任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换句话说，任何人都不用承担自己的责任，这种安排使他们在享受他人财产的时候可以心安理得。

——摘自《财产、法律与ZF——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译者后记

不过还要看现实的客观社会环境哦
在目前的背景环境下，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值得重新认识

了解下。。

了解下。。

爱拼才会赢

所谓是不过三

呵呵，有点意思呵，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