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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连续三年编制“中国城市服务经济指数”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服务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又推出“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指数·2009”，并对“中国城市服务经济指数”的指标体系进行了重要调整。
       2009年，在前两年编制该指数的基础上，对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和扩充，将原有的四类指数增加到五类，并对原有指标做了少量的调整。新的指标体系较原有体系相比，在规模指数中，将“服务业从业人员规模”，用服务业就业人口来反映。在结构指数中，新增了“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以此来反映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水平。另外，在潜力指数中，用新增的“信息服务水平”代替原来的“人均电信业务量”。之所以新增这个指标，是因为信息服务和信息通信是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信息化服务能够不断提供新的增值服务，体现现代服务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服务方式”的特征。此外，信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桥梁，也是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联系的纽带。
       另外，2009年还新增了“环境指数”作为第四类指数，来表示各城市服务业发展的软环境。该类指数参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中“城市社会体制竞争力比较评估指标体系”下的“社会管理指数”。我们认为，良好的市场环境和ZF行为方式的转变，是服务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健全的法律规范、宽松的市场准入制度，以及完善的服务标准和监控体系，不仅可以维持服务市场良好的秩序，维护消费者和提供者的利益，更能有效抑制市场侵权行为的发生，鼓励和扶持优质服务企业的发展壮大。按照新的指标体系，各城市的得分与排名有所变动，但城市服务经济依然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特征，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优势明显。这样的分布格局与产业发展的规律是吻合的。一般而言，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首先形成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然后扩散到服务资源丰富的大中城市，最后波及到中小城市。
       通过近几年来编制城市服务经济指数，我们认为，各城市和地区要结合自身的发展现状，利用本地区的优势，积极发展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服务经济。例如，发达城市和地区应当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建设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轮驱动的主体产业群，形成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发展集聚化、产业竞争力高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其他一些有条件的大中型城市，可以通过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来提高优势产品及服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为此，提出以下四条建议：一是要在思想上全面认识服务经济的战略地位；二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推进服务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通过服务供给创新和相关体制创新，扩大服务业发展空间，建设全面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三是采取提升传统服务业，拓展现代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并举的方针，推动服务经济的发展；四是加快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与融合，提升产业链的关联度。
       经过三十年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与其相应的国民福利的普遍提高，城乡间、地区间和阶层间每个个体所享有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尤为突出，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各城市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同样日益突出，只不过被更为严重的城乡、地区间的不均等所掩盖。我们认为，实现城市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城乡间、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第一阶段。在目前的条件下，只有针对城市才能探讨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对于城乡间、地区间还只能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就是说，只有在城市间比较的层面上，才具备探讨完全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对城乡、地区间而言，则显得失之笼统和过于理想化。更何况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中国城市，本身就是城乡结合体，城市ZF负有为辖区内市民和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因此，探讨城市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比较各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对于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具有探讨方法，积累经验的意义，另一方面，还有着一个深层次的考虑：逐步形成一个可资比对的全国一般意义的公共服务水平。有别于国内其他关于地方ZF公共服务水平的评价研究，这次指数编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分别按照产出法和支出法计算了“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指数”，也就是说，从产出与支出两个角度，对35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表3是分别按照支出法和产出法计算得出的指数与排名，使用的是各城市2006年的数据。
       从各城市的排名得分来看，呈现显著的区域特征，即分值相近的城市往往集中在一个区域。为进一步验证这种判断，利用SPSS软件，对城市公共服务指数进行聚类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呈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状态，东部明显优于中西部，与人们的经验认识非常吻合。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无论是按照产出法，还是按照支出法比较各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其位居前列的都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广州、厦门等。
       其二，区域间的差距在支出法的测评结果中更为明显，第一、二类都是东部城市，第三类中除武汉外，也全部都是东部城市，而中西部城市几乎都集中在第四、五类，可见东部地区城市财力之雄厚。
       其三，在产出方面亦是如此，东部城市占据了整个第一、二类所有6个席位，西部城市在第四、五类中8个城市中，占了7席，其他19个城市都集中在第三类。我们分析这一格局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东中西部固有的财力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中央ZF的转移支付，使得中西部地区得到大量财政补助，增加了实际公共服务的供给。
       通过以上分析，对35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一个概貌式的认识，从中既可以看到各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也不难发现城市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根据以往编制“中国城市服务经济指数”的经验，我们继续本着公认性、聚焦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以及对称性的考虑，(只是考虑，并不能完全做到，甚至都不能基本做到)进行指标体系的设计。公认性，即权威性和公开性；聚焦性，要求指标集中揭示公共服务内涵，尽可能简洁明了；可获得性，要求数据能够从公开渠道获得。所谓对称性，就是希望能够从产出和支出两个角度形成两个基本对应的指标体系。根据检索，目前学术界尚未有采取类似方法的公共服务水平评价的成果。
       在指标体系设计的前期，对国内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水平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作用相当于运用“德尔菲法”——征询专家意见。因为，这些成果代表了各位学者对公共服务水平评价体系的理解，通过学习他们的观点和方法，也有助于加深对公共服务水平的现状和评价体系的理解。
       在借鉴以往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先后做了4次调整，形成了目前的指标体系。产出法的指标体系包含5个分类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健康安全指数、就业社保指数、科教文化指数和环境保护指数，它们分别包含1-3项指标，共11项指标。基于对称性的考虑，支出法的指标体系同样包含5个分类指数：基础设施指数、健康安全指数、就业社保指数、科教文化指数、环境保护指数，以及综合水平指数，它们分别包含1-3项指标，共11项指标，根据官方规定的财政支出统计口径，设计的指标体系共涉及8项指标数据。
       虽然，在目前的文献和研究基础上，还难以准确地确定各项指标的不同权重，但是，根据编制“中国城市服务经济指数”的经验，在计算方法上，采用最大值标准化方法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测算，通过客观赋权和定性分析，确定了不同类别指标的权重，能够得出较为合理的结果。
       通过编制“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指数”，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讲，为了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及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城市(地方)ZF提供公共服务的认知水平和执行能力，是一个关键环节。我们希望，这项指数的编制和发布能够进一步促进地方ZF加深对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认知，并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还有这种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