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1951年生于哥伦比亚的马尼萨莱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人类学系杰出教授；北卡罗来纳大学地理系、传媒系兼职教授，艺术与人文研究所、城-市'-5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其对西方工业社会主导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是后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遭遇发展》是其最著名的作品。其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拉丁美洲研究、政治生态学、发展研究、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主要著作包括《差异的领地》（2010）、《世界人类学转型》（2006）、《妇女与空间政治》（2005）、《政治的文化与文化的政治》（1998）、《遭遇发展》（1995）、《权力-5可见性》（1987）等。

    解决亚非拉三大洲许多国家普遍的贫困问题，靠什么？相信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的回答，“发展”！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后发展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原籍哥伦比亚的埃斯科瓦尔在其所著的《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发展”的出现和强化源于二战后初期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的把持者（主要是美国）将贫困问题化，一反欧洲列强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军事殖民模式，以经济发展为幌子，将亚非拉国家纳入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通过“发展知识的专业化和发展实践与行动的制度化”，让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受制于人。
越帮越穷的第三世界

    所谓“贫困问题化”，即用一套价值体系和数据标准界定经济体的发展水平（以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对比后发国家），然后再创设出另一套政策方案来一一解决被数据化的贫困问题；不考虑先发国家经验及后发国家国情的特殊性，也认识不到短期经济政策冲击基于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的经济传统的困难，更不承认经济和社会问题数据化的局限性。

    由此形成的发展理论，主要强调技术、人口与资源、货币与财政政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现代化）、商业与贸易，以及服务于这几项因素的教育体系。这也正是欧美工业化国家帮助下，亚非拉后发国家面向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转型的几大政策方向。接下来，后发国家就迎来了“发展的专业化与制度化”，即完整引入欧美工业化国家的专家知识（技术、策略、学科实践），并模仿欧美建立起国家规划机构、地方发展机构、私人志愿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分支机构。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前述“专家知识”当中最受重用的当属“发展经济学”。后发国家的发展方式、具体政策事实上由发展经济学家主导，由其决定配置稀缺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安排人口专家、教育家、城镇规划师、营养学家、农业专家以及其他学科专家各司其职。

    然而，无论是体系化的发展理论，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实践，统统都失败了。第三世界国家当中，靠后发发展、消除贫困的战略实现发展目的的个例少之又少，反而有大量国家陷入了1945年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饥荒，发达国家如今年复一年为穷国减免债务，但越减反而债权越多。

    南辕北辙的发展战略

    即以欧美国家津津乐道启动的救助穷国饥荒的政策为例，富国一方面向穷国大量供应廉价粮食，赚足了乐善好施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却以事无巨细的营养干预计划迫使穷国打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种植计划，腾出土地来种植全球化体系需要的原料农产品甚至是花卉产品，然后将失地农民推向穷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充当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许多穷国再也无法实现粮食自给，要吃粮食只能靠进口。问题是，出口的原料农产品、初级工矿加工品在欧美国家主导的定价体系中换不来多少钱，原先的失地农民进入工厂做工也挣不到高额工资；后果就是，穷国启动发展战略时所借外债无法偿还，穷国多数人买不起、吃不起舶来品，两项叠加，就造成更为严重的欠发达和贫穷。

    埃斯科瓦尔在书中提到，二战后，发展话语操控了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表征政治、身份政治，成为了核心的、无处不在的话语，并以此压制本土文化、妇女、农民、身份和历史的场域。发展话语的失败，让依附于这一话语（战略）获得存在合理性的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尴尬，它们成为第一世界国家的“他者”，偶尔表现出正面意义，更多时候却是“负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工业化国家26%的人口就消耗了世界78%的商品和服务、81%的能源、70%的化肥和87%的军备，一个美国人所消费的能源相当于900个尼泊尔人的消耗量。在能源、资源、金融危机叠加，第一世界开始向第三世界传授“可持续发展”，指责穷国穷人不理性、而且缺乏环保意识，要求后者克制并遵从环保义务，以便留给富国更久更方便的排放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