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关键在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企业是产业链的基本组成单元，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就要推动企业间深度分工、高度协同、配套融合，以分工磨砺企业核心优势，以协作带动产业链完善聚合。增值税是嵌入经济循环各环节的政策机制，作用于产业链供应链的连接点位，保持增值税中性对于降低企业分工成本、深化市场分工至关重要（蒋震，2022）。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增值税经历了转型、扩围、降率、留抵退税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增值税抵扣链条逐步打通，重复征税问题得以解决，税收中性大大增强（侯卓，2020），为塑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现行增值税制中仍然存在诸多非中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阻碍了企业专业化分工，而且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范子英和朱星姝，2022）。因此，深化市场分工仍然需要增值税税制改革的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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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文献简介

▪ 文献来源：曾艺, 周小昶, 冯晨. 税收中性与产业链重塑：基于企业专业化视角[J]. 世界经济, 2024, 47(6): 124-148.
▪ 数据与代码来源：《世界经济》官方网站（ https://manu30.magtech.com.cn/）
▪ 关键词：增值税税收中性　专业化分工　留抵退税


▪ 主要内容：深化企业专业化分工是塑造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关系的基础,增值税税收中性的实现有助于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本文借助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基于上市企业集团母公司财务信息,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增值税税收中性对企业专业化的影响。本文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推动企业分离后向业务,使企业专业化程度提高。该政策的作用机制在于改善企业资金状况、减少增值税留抵给企业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增进与外部市场的交易往来。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企业的增值税进销项税率差异较大、融资约束较强、所在地区营商环境较好时,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专业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创新点：（1）丰富了企业专业化的相关研究。（2）进一步从产业链视角探讨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机制，丰富了关于留抵退税政策效果的研究。（3）研究结论为消除现行税制中不利于产业分工的制度障碍，引导大中小企业形成分工合作机制，建立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现代财税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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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借助2018年6月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利用上市企业集团母公司财务数据，考察税收中性对企业专业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样本期间是2016-2021年，从2016年开始，是为了排除“营改增”试点范围推开对企业专业化的影响（陈钊和王旸，2016）；到2021年结束，是由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2022年对增值税留抵退税的范围和力度做了进一步调整，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制造业和4个现代服务业纳入了试点范围，且退税金额取决于企业规模。此次政策扩围加大了政策识别的难度，在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划分、同一组别内部的政策处理强度上都造成了混淆和干扰。

本文以母公司而非集团公司为研究样本，是因为集团公司包含了众多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经营成果都会体现在合并报表上，这会给识别带来两点困难，也会降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第一，集团内各企业的主营项目和规模不尽相同，导致本文难以确定集团公司整体的所属行业，也就无法准确地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第二，即使通过合并报表观察到集团的经营状况（如专业化程度）发生变化，本文也很难明确引起这种变化的集团成员，使得经验分析面临的混杂因素增多。相比而言，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母公司可以避免以上两点困难：一方面，母公司所属行业在财务报告中有明确的披露，本文可借此准确地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另一方面，母公司个别报表信息只反映母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受其他企业的影响。但是，母公司不披露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明细，导致本文无法使用既有文献（Acemoglu et al.，2009；张伟华等，2016）的方法，通过经营分部构成判断母公司纵向分离（或纵向整合）的方向。因此，本文将借助供应商、客户所属行业上游度衡量这些主体与母公司的上下游关系，进而判断母公司纵向分离（或纵向整合）的方向。

本文在经验分析过程中主要使用了三套数据：第一套数据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该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包括资产总计、负债合计、员工人数、董事会人数、股权结构、所属行业、经营范围等信息；第二套数据是供应商和客户信息，该数据来源于CSMAR中的“上市公司供应链信息”数据库，其中包括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的名称，采购、销售的金额和比率等信息；第三套数据是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数据，它包括全国范围近两亿家工商企业的名称、成立日期、经营状况、所属行业、经营范围等信息，本文按照企业名称将其与供销商名单匹配，得到供销商的二位数行业，如果二位数行业缺失，那么本文根据经营范围判断所属行业，或通过“天眼查”“企查查”等平台查询。

（二）模型设定

本文的回归模型设定如式（3）所示：

在式（3）中，i表示上市企业集团母公司，p表示母公司所属省份，t表示时间。Yipt表示母公司专业化程度、供销商平均上游度等被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postt与treati的交互项，其中postt是时间虚拟变量，当t ≥ 2018时，postt取1；否则，postt取0。treati是组别虚拟变量，如果母公司 i属于实验组，即在 2018年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那么 treati取 1；如果母公司 i属于对照组，那么 treati取 0。本文将实验组设为财税〔2019〕84号文规定的 4个先进制造业行业，对照组设为剔除财税〔2018〕70号文规定的“18个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后的其他行业。这样设置的原因在于，财税〔2019〕84 号文规定的 4 个先进制造业和财税〔2021〕15 号文规定的 9 个先进制造业都包含在财税〔2018〕70号文规定的18个试点行业中，而财税〔2018〕70号文的留抵退税措施在2019年4月已被财税〔2019〕39号文的“高门槛”的全行业推广所取代。因此，只有财税〔2019〕84号文规定的4个先进制造业从2018年6月至2021年底一直享受最为宽松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除外）。在对照组的设定方面，虽然2019年4月的财税〔2019〕39号文试行全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但其严格的限制使留抵退税政策在实践中难以推广至全行业（吴怡俐等，2021），这使得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处理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所以，本文认为上述关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设定方法是稳健的。α1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反映了留抵退税政策对母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当被解释变量Yipt表示专业化程度时，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预计α1显著为正，即留抵退税促进了企业专业化。

在分析过程中，本文使用了三个关键变量，需要对其测算方法和运用方式予以单独介绍。

第一，企业专业化程度。企业专业化程度是本文重点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价值增值法度量专业化程度，其原理是计算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增加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该指标越大，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越高，专业化程度越低。本文在 Adelman（1955）提出的原始增加值-销售额（VAS）指数的基础上，借鉴Buzzell（1983）、范子英和彭飞（2017）的做法，将原始VAS指数进行调整，得到修正的VAS指数，并保留该指数在［0，1］范围内的观测值。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企业专业化程度的差异，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将修正的VAS指数取负值，所以该指标越大，表示企业专业化程度越高。

第二，行业加权平均进项税率。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如果企业面临的进项税率与销项税率之差较大，那么增值税留抵负担较重，所以企业更倾向于通过一体化策略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而在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后，这部分企业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幅度较大。由此可见，增值税留抵额的规模大小是影响留抵退税政策效果的重要机制变量。囿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直接观测母公司增值税留抵金额。因此，本文需要计算行业层面的进项与销项税率差异，以判断企业增值税留抵负担。税法明确规定了每个行业的增值税销项税率，而进项税率取决于上游行业面临的增值税率以及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度。为此，本文借鉴范子英和彭飞（2017）的做法，以《中国投入产出表2017》149个产品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为权重，对每个产品部门适用的2018年的增值税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 149个产品部门的平均进项税率。通过二位数行业或主营业务范围，将 149个产品部门的平均进项税率对应到每家上市企业集团母公司，得到留抵退税之前样本区间内所有上市企业集团母公司的加权平均进项税率。该指标与其销项税率之差越大，意味着该母公司面临的增值税留抵负担越重。

第三，行业上游度。上游度反映了产品或行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本文借鉴Antràs et al（. 2012）和吕越等（2020）的方法，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 2017》计算了 149个产品部门的上游度，该指标越大，说明产品越靠近价值链的上游，离终端消费越远。进一步地，本文将 149个产品部门对应到 97个二位数行业，以总产出进行加权，得到二位数行业层面的上游度。本文利用行业上游度指标，结合通过前文所述匹配过程得到的供销商二位数行业，可以考察供销商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并以此分析母公司专业化的实现机制。具体来说，在供销商方面，本文以采购或出售金额比率为权重，计算出母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或客户的平均上游度。当母公司的主营业务所属行业不变，并采取后向分离（整合）策略时，其上游供应商的行业与母公司行业之间的距离会相应地减少（增加），因而供应商上游度将降低（升高）；同理，当母公司分离或整合其前向业务时，下游客户的上游度也会相应变化。因此，通过考察供应商或客户的平均上游度，可以判断母公司纵向分离（一体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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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数据与代码
▪ 文章及代码原网址：《世界经济》官方网站（ https://manu30.magtech.com.cn/）    为充分尊重和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后续研究如使用了本刊在上述网站等平台公布的数据、程序代码以及因篇幅限制无法刊发的其他内容，请务必在研究中标注：某数据（或其他材料）参见某人（某年）在《世界经济》网站（www.jweonline.cn）的复现包。

▪ 数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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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实证结果

本文利用式（3）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第（1）列只加入了双重差分交互项以及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在2018年以后，实验组企业比对照组的专业化程度明显提升，该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2）列加入了母公司财务指标和公司治理特征变量以排除企业经营特征对回归结果的干扰，结论依然成立。为了进一步消除地区层面经济环境和政策冲击对企业专业化程度的影响，本文在第（3）列中引入了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同时不再单独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2018年以后，实验组的专业化程度比对照组提升了 0.179，且该效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 1 的结果验证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使企业专业化程度提升。控制变量中，在财务指标方面，资产负债率和资产利润率越高的企业，专业化程度越高，存货比率越高的子公司，专业化程度越低，而资产规模、固定资产比率和职工人数与企业专业化程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在公司治理特征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专业化程度越低，其他方面的特征与专业化程度没有明显相关性，表明专业化程度主要受股权集中情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