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三石~~~

好。谢谢！多上传好东东，让国贸论坛火起来！

什么东东，介绍一下？

下面是本人的两封个人信件，仅供大家参考。尽管我更多的是站在小凯先生这边，但我也不得不指出，双方的观点都有偏颇之处。比如小凯对渐进改革的看法可能有些片面,动态的看渐进改革的成本收益是变化的，而实证和理论研究也并不是完全支持小凯对官员寻租行为的悲观看法（参见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第8章），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涉及到代际公平的问题。还应指出的是小凯对制度创新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乡镇企业和其他中国渐进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当然是制度上的创新，正如小凯自己的理论所言创新自然要承担风险，有成功的创新必然也有失败的创新，但这种承担适度风险的创新行为正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仅仅将社会组织试验看成是企业的事是片面的！进一步，根据比较制度学派的观点经济制度只有和经济体的政治文化的其他领域的制度相协调才是最优的。而且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全盘西化不可取（大家可以参看小凯在天则研讨会上的关于后发优势的讲话及其评论）。当然，和既定经济制度下的选择问题相比，经济学对制度选择的理论还是相当不够的。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大家的努力。也许正如林毅夫先生所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

林教授:

您好!最近我看了您和杨小凯先生和张永生先生商榷的讨论稿《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以下是我的一点看法,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无可否认,要素禀赋差异是影响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是制定贸易政策和发展战略不可忽视的要点。但要素禀赋不是全部决定因素，技术差异也是决定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您在文中也提到了。杨小凯教授的观点的要点在于技术差异决定贸易模式,但同时贸易模式同时也决定技术差异，原因是分工导致交易双方在同种技术上学习投入的差异,而这种投入的差异又导致技术差异，杨教授强调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即分工对技术的影响比技术对分工的影响更重要。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一个人在某领域比另外的人更有天赋,但如果他不去深入发掘自己的潜力,必然也会被天赋稍差但在该领域更加刻苦的人超越。当然如果这个有天赋的人足够理性又有自主决策权（这一条件并不是总是满足的）,他自然会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职业，这一点印证了您关于要素禀赋是影响贸易模式的最关键因素的观点。在这个例子中我将劳动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要素来考虑。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天赋上的差异看作外生技术差异,这意味着技术和专业化之间存在双向的反馈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学习能力的作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而分工经济的源泉在于学习效应。显然学习能力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分工带来的好处的多寡（即“内生比较优势”）,这正是教育的重要性所在,而教育的重点则应该放在学习能力的培养而非知识的传授上（我理解这正是素质教育的内涵）。

我还想说明的是杨教授并不是在所有模型中都假定事前相同,例如在“An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f the Hecksher-Ohlin Model with Transaction Cost and Technology Comparative Advantage”（1999）和“An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f the Ricardian Model”（2000）这两篇论文中就假定不同人的事前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在Sachs教授、杨小凯教授和张定胜教授2000年的论文“Globalization , Dual Econom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在不同个人的生产函数的设置上反映了我在前面所说的学习能力的差异（参数b和c的设置），可惜在文中这几位先生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使得他们对于内生比较优势的描述显得有些含糊。

总之,要素禀赋是决定贸易模式的关键因素,也是重要的政策参考变量，但杨教授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我把它理解成学习能力上的相对差异）的强调也是值得重视的。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杨教授等将包括要素禀赋差异、技术禀赋差异、学习能力差异、规模经济（在杨教授及其合著者的另外几篇论文中考察了存在规模经济的分工模型）和交易费用在内的多种影响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的方法和将消费者生产者合一的研究方法是很有价值的。

敬祝：

万事如意

中国人民大学

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杨小凯和张永生在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声称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 比较优势已经被推翻的说法是不对的。 其次，从发展政策的角度来看，有太多国家违背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外生比较优势 采取赶超战略而付出了巨大代价，而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已经被推翻， 会加强这种赶超的欲望。 最后，如果不赶超，遵循比较优势战略，那么，政府就不会干预市场的作用，有了市 场竞争，内生比较优势自然就会达到，而不需要强调，因为，既然是内生就是在竞争 环境下，各个决策者所作的最佳选择。

祝好！

毅夫

林教授：

谢谢您的指教。您指出忽视外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性而采用“追赶战略”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说外生比较优势已经过时确实过于武断。但您说内生比较优势在竞争条件下可自发形成,因而不必刻意关注。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有两个值得探讨的地方：

首先,自由竞争条件可看作是影响分工和交易的“交易条件”的一部分,而杨教授等强调交易效率和内生比较优势的相互作用,其含义就是要通过改善包括竞争环境在内的“交易条件”来发挥“内生比较优势”的作用。由于良好的交易条件的形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和包括政府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在内的多种复杂因素有关（其中还包括复杂的文化和技术因素），因此,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就不仅要考虑充分利用比较禀赋优势，还应考虑交易条件的改善，如法律政策环境和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来促进内生比较优势的发挥（这里可以把比较优势理论用于国内交易的发展）。

其次,即使不考虑交易效率和内生比较优势的协同演进,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分工没有障碍，对于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我在前面向您请教时所提及的一样教育和培训投入通过影响学习能力而对内生比较优势产生影响。事实上教育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它对于交易效率的改善本身影响巨大。新制度学派一再强调制度对交易成本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关于立宪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如盛洪教授等的主张）。对于宪政的改革是必要的。无论依靠自身的制度创新还是学习外国,改革是适应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注意力放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之上，而很少考虑普通群众对于制度改革的重要作用。青木昌彦教授将制度定义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好的制度”若不能为民所信,为民所用,也难以发挥作用，正如好的机器需要具有良好素质的工人来操作一样。要做到这一点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基础教育在培养公民运用制度和法律工具的意识和能力方面是相当欠缺的。我们国家需要大量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人才,也需要大量的能够运用法制来维护自身和他人权利的普通老百姓。现行的教育体制是一条腿走路,重视前者（事实上方法上也有些问题）,而忽视后者,这种局面是应该改变的,否则制度改革在降低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最后,我很想知道您关于战略贸易理论和政策实践的看法,我将很荣幸得到您的指教。

关于杨和林的争论，我也关注过。

多的不说了，只说两个观点：

其一，杨小凯（2001）关于比较优势理论被推翻的论述明显是有问题的，至少是对新古典贸易理论存在严重的误解。

其二，战略贸易理论我个人很不以为然，在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问题都不少。

to everlerner：你研究的问题很有意思，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