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二进位制，是计数方式的变化，不是整个计数规则和计算规则的改变。而时间的计时与货币的计量则是规则的不同。如果1小时按1元为基数，那1分钟就是0.16角；如果1分钟1角为基数，那么1小时就是6元。这之间的差别可不是一点点！不注意这一细节问题，作为经营者，可能要吃大亏的！这个问题绝不是小事！

  你所概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并没有考虑到劳动的质量问题、劳动的效率问题、劳动的效能问题、劳动的结果问题等诸多事项。我们认为，商品价值，应该是商品的“质（质量、品质）”、“能（效能、性能）”、“用（作用、效用）”，以及费用成本、市场需求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商品价值量不是商品只数，用“劳动时间”是无法计量商品的功能、质量、效用、费用等商品价值内容的。第八条提的问题，就是一例。

问题的关键是：人的劳动需要不需要“抽象”，怎样进行“抽象”和在什么条件下“抽象”的问题。如果，我们竭力利用现有的社会科学成果和技术手段，也无法解释马克思的“社会过程”究竟是如何演进的，那么，作为价值的实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是如何演化为“社会价值”的，即如何从“时间”此岸，达到“价值”彼岸的，即马克思面对着：由“时间与“价值”，这二者之间形成的那条“鸿沟”，他本人究竟是如何跨过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面对这样一条“鸿沟”，当我们一时难以跨越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回过头来，另外寻觅其他道路了。

马克思曾讲：：“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它的现实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资本论第一卷）第353页

那么。这个所谓的“社会过程”究竟是怎样决定的？换句话说，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以“时间”作为计量人的劳动量耗费大小的定量单位（即物理学意义上的度量单位），它究竟是如何换算成“价值”——即以“货币”作为计量人的劳动量耗费大小的定量单位（即经济学意义上的计量单位）的？

而马克思则回避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他本人仅是“一言以蔽之”，说道：“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资本论第一卷）第58页”

马克思认为，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过渡到“社会价值”的整个演进过程，是在生产者们背后的“社会过程”所决定的。

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这等于什么也没说！

恩格斯后来补充道：“马克思在这里所谈的，首先仅仅是关于商品价值的决定，即关于在一个私人生产者所组成的社会内由这些私人生产者按照私人打算而生产出来并且被相互交换的物品的价值的决定。因此，这里所说的根本不是什么“绝对价值”（无论它可能在什么地方存在过），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中通行的价。这种价值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范围内是由体现在单个商品中的人的劳动来创造和计量的，而人的劳动则是简单劳动力的消耗。但是，并非任何劳动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消耗；许多种类的劳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这种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即仅仅是简单劳动力的消耗，是否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同一的商品价值呢？显然不是。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两倍或三倍的商品。复杂劳动的产品的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杂劳动的这种简化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在这里，在阐述价值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反杜林论）第215页”

我们知道，作为人本体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而，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建立在“以人为本”的人文基础上，这是有根据的。

作为人，既是生产关系的主体，同时，作为人，也是生产力的主体。人类与自然界的“博弈”，其社会意义远远大于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博弈”的社会意义。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原理的时候，马克思他本人用的字句是“探索”二字。其原因就在于，商品交换领域内，对人类的劳动产品的抽象，决不能替代对人类的生产过程以及劳动过程的抽象；即便是人的最简单的劳动，其劳动意义及其劳动过程也并不完全反映为人的纯粹的生理学意义的耗费。

马克思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局限于当时的历史的、社会的、客观的条件，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注一：《伟大的追求：经济学天才的故事——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家以及他们所认识到的世界运行方式》（Grand Pursuit: A Story of Economic Genius: Great20th Century Economic Thinkers and What They Discovered About the Way the WorldWorks），西尔维娅·纳萨尔（Sylvia Nasar）著，2011年9月出版，经济学史学家西尔维娅·纳萨尔认为，这个男人（马克思）对自己十分自信，天天埋头于大英图书馆的书海里，以至于他根本看不到周围的世界。他懒得去看英国的工厂，哪怕只看一家。他拒绝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当时的知识界泰斗进行交流，他们两人住的地方离马克思家前门不过几英里。他无视统计学上的证据——它证明劳动阶级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在不断增加。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与马克思恰好相反：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知识精英的化身。马歇尔很关心他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他常常参观工厂和企业，周游当时世界上新的“活力帝国”——美国。他还全身心支持国民教育和渐进式改革........。）

（注二：马克思：“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资本论）第61页——“探索”到价值。）

正如赫赫铭儿0网友所讲的，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范畴，仅仅在交换价值形式中有些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一旦脱离了商品交换，进入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则就失去了其全部意义。因为，在现实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中，人的任何一种劳动，都不是独立的、纯粹的、纯净的劳动；即便是最最简单的劳动，也是与劳动条件、劳动环境、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注：包括人的四肢和头脑都是最初级的劳动工具）、劳动资源、劳动资料以及劳动者的禀赋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所以，当恩格斯意识到：即便把人的劳动化为“最简单的劳动”，也无法将它转化为“社会价值”！

为此，恩格斯只能无奈地表示：“在这里，在阐述价值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

劳动价值论无论它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只要以“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实体”为论据，都无法诠释上述问题。

附注：

（一）关于西尔维娅·纳萨尔（Sylvia Nasar） 认为，这个男人（马克思）拒绝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当时的知识界泰斗进行交流。我认为，西尔维娅·纳萨尔观点有些偏激。详见
《读<达尔文新考>》

（二）马克思的价值论，这是由于是从交换价值形态中引出的，所以，它往往被哲学思辨的祥云围绕着，漂浮于空中，却难于落地。赫赫铭儿0网友指出，价值理论应当从考察个体劳动入手[1]，将劳动者主体与劳动条件相结合，劳动过程与劳动效率相结合，劳动要素与劳动成果相结合，.....。将价值理论从空中拉回到地面，实现了价值理论的一大进步。

[1]（详见，网友“人民动力”：“从生产一般的规定性上看，说到生产，总是指在社会进行的个人的生产。全部生产史，无非是个人生产和对个人生产的否定之否定。”https://bbs.pinggu.org/thread-1214467-2-1.html）

价值理论史上，从来就没有人否认交换价值这只“套子”，是一种比例关系，
包括它是商品和商品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商品和货币之间的比例关系；
问题在于对决定这种比例关系的因素有哪些以及它们的具体作用机制本身的认识，
各个经济学派及经济学者对此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这种“大”也是虚幻的），
而这是区分不同价值论者的关键所在。
注：之所以说不同价值论者的观点差异很大是虚幻的，是因为他们一旦要进入对
价格决定的分析时，他们就会把他们原来不强调或抽象掉的决定因素，偷偷地再强调
或再拿回来。这也好理解，市场中的价格决定，是一个客观地过程，经济学者的认识，
结果，必须和这种客观存在相一致。否则就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

交换价值的实质是一种比例关系我完全赞成，但要说我指的“套子”就是这种比例关系，那你还是没有真正理解“套子”究竟是什么，相对于比例关系，套子是种自身关系，它是排斥比例的。所以你后面所说的“偷偷地再强调
或再拿回来”的东西，在你看来是要名正言顺地拿回来的，但这拿回来的东西恰恰是要说明那个“套子”，而非说明比例关系的，那不是决定作为“比例关系”的价格所需要的。

见解深刻，很有深度，拜读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同样的苹果，阿克苏的比陕西、山东的贵，因为口感好，品质佳；同批次的苹果，个大的比个小的贵，因为等级不同；同批的苹果，商店卖的比摊贩贵，成本不一样；同样的苹果，有点烂的一定比较便宜，这是质量不同。
还有，商品交易不一定都能补偿耗费，亏本的买卖照样很多。这就是经济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