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模式戛然而止。私人领域的杠杆降低了，而公共部门的杠杆却达到——并超过——可持续的限制。希腊只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但对危机前增长模式制造的期望的调整速度并没有那么快。主流观点仍认为危机前的时期属于常态，至少从实体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因此人们认定当前的挑战在于用危机前的模式来恢复增长。不幸的是，这一观点无法解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为什么增长步履蹒跚，及就业引擎基本上已停止运转。

　　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和去杠杆化的漫长且缠绵不消散的影响。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他们合著的《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书有详细的解释。与此同时，危机爆发前的金融不平衡和扭曲，也延迟了应对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和全球市场力量的适当和必要措施。

　　简言之，经济和政策调整以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对更可持续调整方式的需要。

人们需调整期望 调整也需加速

　　结构性的调整越来越跟不上全球各方势力施压要求的结构性变革，这样的落差对个人、企业和ZF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意味着人们的期望与现实并不一致，需要调整——在某些方面应该向下调整。但分配效应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并予以解决。疲软甚至不存在的复苏的负担，不应该由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失业者来承担。从现在和跨期角度来看，为了保持社会凝聚力，市场产生的结果有必要加以调整以制造更均等的收入和利益分配。毕竟，今天的投资不足意味着将来会缺乏机会。

　　结构性调整的紧迫性还意味着个人、企业和其他机构（特别是学校），需要致力于加快调整速度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状况。就业市场的供求两端都需要照顾到。这意味着不仅要让技能配合就业，也必须扩大就业的类型来配合技能。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机构需要研究全球化的步伐，还有它隐含的结构性变化，是否快过需要做出调整的个人、经济和社会的承受力。如果情况是这样，下一个挑战就是寻找减缓全球化速度的非破坏性方式，从而让调整能力和调整需要更加接近。

　　这些工作没有一项是容易的。我们目前还没有理解结构性变革的先进框架。尽管如此，失业和未充分就业者，特别是年轻人，却期待他们的领导人和机构尽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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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有点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