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有制企业，虽然对外表现为集合产权，没有划分到个人。但不论集体所有还是国家所有，受益人应该是明确的------集体所有受益人为所有出资的该集合，国有则为全体国民。用现代企业制度来讲，前者，出资的该集合为股东，后者全体国民为股东。如果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说，股东形成的董事会拥有任免该企业管理人的权力，并且可以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

        而现在的中国，公有制企业股东的权利被强制严格了，连让渡都谈不上。所有国有企业的高管，由ZF任免。而股东并没有授权ZF这么做，因而他们也享受不到他们应有的资产支配权。

解决公有制企业存在合理性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切实落实好出资人权利，才可能解决道德上的合理性。

如果以现行的企业制度，解决国有企业权利问题，落实出资人的权利，对企业运行有很大的成本。因为为了行使所有权，国民要么采用政治上的代理制，要么公投，公投的成本恐怕没有哪家企业能够承担。如果采用政治上的代理人（议员）的形式，基金管理这种形式是比较的符合的，但前提还是需要将权利落实到个人。

不论从哪方面看，最终的产权单位只能为个人，才能解决合理性问题。国有制目前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