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践踏中国经济？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本应利用我们的优势，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谋得更多的实惠，我们本可以利用手中充足的外汇储备，低价获取能源、矿产，逼迫发达国家出让优质股权，但一个4万亿的出台，加上地方ZF的配套资金，投入中国经济的资金以十万亿为单位增长，救了美国银行、救了欧洲制造业、救了力拓，更救了美国、救了欧洲、也救了澳大利亚，我们获得了负责任大国的美誉，却为自己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更可恶的是，当美国人、欧洲人、澳大利亚人稍微恢复元气时，一副忘恩负义的嘴脸就暴露出来了。关键是，这样的当我们上了一次又一次。
国际舞台从来不讲道义和责任，有的只是利益和赤裸裸的交易。如果说，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存在，美国还需要一层伪装的面纱，而今，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连这层面纱也不需要了。这一点，对我们同样重要，我们需要面纱，但更重视的应该是面纱背后的利益，而不是面纱。
现在回到中国经济这个话题，调控中国经济，既要有本土意识，也要有世界眼光。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道路都充分证明，国外的先进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无论是中国革命、改革开放，还是宏观调控，都不要忘记中国特色。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中国有独特的人文背景，有独特的历史发展历程，这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欧美国家虽然是不同的国家，但它们在上述方面有非常相似之处，在它们可以通用的“先进经验”，到了中国未必行得通。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却未因此产生伟大的经济学家，我很为我们所谓的“经济学家”汗颜。当一些所谓的海归派“学有所成”，高举某某学派大旗并占据经济领域至高点时，我就知道，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打击。试想，中国经济被西方某个学派的“高徒”掌管，如果不加吸收全盘照搬，岂不是等于我们的底牌被人家尽在掌握。当某人因其“杰出成就”被西方国家授予“全球最佳”时，不禁让我想起了日据时期的“大大的良民”，他们的战略意图实现了。
后4万亿的2010年，宏观调控政策开始转向，转得义无反顾，转得一地鸡毛，转得哀鸿遍野。起因只因为CPI，我真的不知道，是否只要CPI下来，人们就能过上好日子。商业银行骂娘，企业骂娘，商业银行放出去的贷款，企业投出去的资，更主要的是4万亿引发的地方ZF投资，又岂是说回笼就回笼的。关键是，工人也骂娘，企业倒闭了，工人失业了，CPI再下降，可没钱照样买不起东西。这就是政策的剧烈变动引发的后果。其实当初我们也许可以采取更综合、更温和的政策，CPI要调，经济发展和工人就业也要考虑，才能达到调控想要的效果。谁对CPI最敏感，富人不会，日常消费占其九牛一毛，只有穷人最敏感。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减轻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感受，尤其是当我们税收历史性地要达到10万亿时。但我们没有，采取了猛烈的措施，连续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史无前例，国企尚无大碍，民企则首当其冲，高利贷盛行，温州商人跑了，鄂尔多斯商人上吊了。
如今，CPI下降趋势已成定局，到了宏观调控政策及时转向的时候了，到了海归派退出舞台的时候了。我不是说海归派一无用处，他们也许更适合担任中层人员，更适合从事操作性的工作，而不是站在宏观调控的至高点。
宏观调控政策转向的首要任务是将商业银行理财这只老虎关到笼子里。一手打开宏观调控的笼门，一手将“商业银行理财”这只老虎赶进笼中。“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暴增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副产品，如果真是商业银行理财能力增强了，我以及所有愿意看到中国银行业健康发展的人都会感到高兴，可惜的是，不是，是宏观调控逼出来的。数量众多的理财产品成了商业银行规避监管、规避规模的工具，这是大家看到的事实。问题是，商业银行为什么铤而走险，如果不是面临生死存亡，谁又愿意冒此风险？不合规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大量存在，抬高了社会融资成本，造成了监管套利盛行，必须加以规范，但只规范，不松闸，商业银行可能就要完蛋了。必须两手同时抓，放的力度还要稍微大一点，如此，宏观经济或许会重新步入良性循环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