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2，提出两个问题吧

第一，我是来自青海民族学院，青藏高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环境的和谐关系的构建

第二，产业集群是否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对本地区的经济竞争力提高能有很大的作用，然后就是本地区的产业集群的形成所需要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对于青海来说，旅游产业是可以选择的；另外，绿色产业只要对于环境是友好的，都是可以发展的。有条件的话，发展高科技产业也不错，只要那里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就可以。当然，目前青海还比较落后，要聚集高科技人才还不容易。但是，从长远来看，象青海这样的地方，只要环境保护做得好，交通和生活条件上去了，还是很吸引人才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显然的。产业集群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对本地区的经济竞争力提高有很大的作用。譬如，我们看到，在重庆，摩托车产业集群对于重庆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它带动着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然而，在欠发达地区，形成产业集群是需要特别的条件的。如果从政策层面上看，就是政府要通过大力的招商引资形成初步的经济规模。然后才是民间资本自由的按照市场机制进入，最后形成产业集群。由于在欠发达地区，通常难以自发形成产业集群，否则就不是欠发达地区了。所以，在一开始的阶段，政府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例如，在重庆近郊的沙坪坝区回龙坝镇，聚集了600多家生产纺织品的乡镇企业，是一个在中国排位第二的纺织产业集群。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我知道，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文革时代，政府就在那里建设了一个织布厂。改革开放后，这个织布厂被交给了私人经营。再后来，也就是在90年代，民间私人资本就开始进入，形成了目前年产值达20多个亿的纺织产业中心。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政府进入是关键的。政府通过建设最早的那个织布厂，在这个地方注入了织布产业的技术种子，在市场上发出了生产信号（全国市场知道这个地方在生产初级纺织品），培养了技术工人，建设了基础设施（如政府在回龙坝建设了一条10公里左右的乡村公路）等等。

事实上，我们从城市经济学理论知道，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条件就包括产业规模，基础设施，产业工人队伍，生产信息集中等。在一个产业集群里，各个企业可以在技术工人培训上有外溢效果，在基础设施上可以共享，可以低成本获得生产和技术信息，还有在外部市场上有声誉等。在这些条件的形成上，特别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政府的初始行动是重要的。

问题3，蒲老师在行为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感觉这部分对数学要求太难了，想问一下如果要对这领域如何进行学习和研究。谢谢！

蒲老师很厉害啊！真想成为蒲老师的学生~~~~~~。

答：许多人都说学习博弈论在数学上存在困难。其实，只要不是专门去研究博弈论中的数学问题，而是按照经济学的视角去运用博弈论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就不存在数学上的困难问题了。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就能够对付了。学习博弈论难在思考方法上，而不是数学上。要善于从博弈的角度去思考社会经济现象，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仅仅会一些数学是做不到的。在经济学或者博弈论中，运用数学（简单的数学）是一种特别的艺术。要学会这种艺术并不是通过学习许多深奥的数学就做得到的。最好是直接跟着大师学（所以我们看到，许多诺贝尔奖得主的老师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直接多读大师们的原始文献，看他们是如何做模型的。多向高手讨教是重要的学习途径。

问题4，还有一个问题问：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把博弈论运用到了美国与古巴的导弹危机，蒲老师也是研究博弈论的，不知道可以用博弈论分析一下目前的台海问题？谢谢！！~~~~~

答：这个问题是我经常在为MBA教授博弈论时所讨论的。在这里，要运用博弈论中的边缘政策或者说是冒险主义模型。边缘政策（冒险主义）是创造和控制一种恰当的风险。它需要表面上看来是相互不一致的两方面性质.一方面，你必须让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失控，以致于你没有充分的自由度在启动了可怕行动之后又去抑制它的发展，所以你的威胁是可置信的。另一方面，你必须有对行动发生的风险足够大的控制力，使你能将风险控制在不会变得太大以致于你的威胁就太耗费的范围内。如果台独份子真的要搞独立，我们该怎么办呢？许多人说，就打它丫的。例如，在去年12月，我在厦门大学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时候，曾经听了某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做的一个模型，他的模型得出来的结论是：如果台独份子宣布独立，则大陆使用原子弹攻击台湾是大陆的占优策略。当时大家都笑了，感觉到这哥们做博弈论简直是走火入魔了，怎么会得出这么荒谬的研究结论呢！其实，就象当时我指出的那样，这哥们的推导过程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他在战略空间中漏掉了一种元素——边缘政策（冒险主义）。他的战略空间是纯战略空间，显然不恰当；而在博弈论中，如果要采用“威胁”方式让对方就范，边缘政策（冒险主义）是十分重要的策略。如果大陆的策略是：台独份子如果宣布独立，我们就用原子弹打台湾。这样的策略对于台独份子来说实际上是“不可置信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不会相信你真的会这样做啊！首先，中国大陆长期以来一贯宣布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中国大陆的一贯政策，难道我们会在这个时候付出在国际社会失去信誉的代价去对付台独份子吗？还不说人家还没有核武器，还是中国人自己打内战。其次，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时候，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在千方百计发展经济的时候，你中华民族还在自己打自己，人家站在一边看热闹，人家巴不得你这样干呢。这叫“亲者痛，仇者快”！是令全球华人感到寒心的！你大陆真的会这样干吗？另外，如果两岸开战，大陆的东南沿海一带就处于台湾的直接攻击区中，这一带为大陆的GDP贡献了三分之二，将面临毁灭性打击。大陆最近一些年由于处于转型中，诸多社会矛盾被超高速的经济发展所掩盖。一旦由于两岸开战大致大陆经济发展放缓甚至停滞，大陆自己的后院可能也会失火。首尾不能相顾。所以，这个战略把自己逼到一个难以下台的坎上，是让自己背负着一个巨大的实施成本的劣战略，人家不会相信你真的会那样做的（如果台独份子在2008年宣布台湾独立，则大陆的军事进攻成本更大，因为北京奥运会会受到影响）。按照边缘政策，我们可以在台独份子搞独立时，通过宣布对台湾进行军事封锁。譬如，向国际社会宣布在台湾周围多少海哩以内进行军事封锁。这样会在作为一个孤岛的台湾形成恐慌。你想，台湾一旦被封锁，就会出现资本抽逃（包括内资和外资），然后是企业倒闭，经济崩溃，人才也外逃，人心不稳，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紧张（岛外供应源被切断），反对党闹事，政府与民众出现对立。这种情形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只要大陆在国际社会上所承受的压力还可以接受，大陆愿意封锁多久就可以封锁多久，直到台独份子在新一轮的选举中被赶下台和新的执政者放弃台独政策为止。在这方面国民党还可以在台湾进行配合。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如果军事封锁在台湾导致混乱，我们的军事封锁海军陆战队就可以直接上去以应邀（国民党可以组织民众发出邀请）维持秩序（名义是台湾已经失去社会秩序）的名义直接接管台湾事务。军事封锁方法使得大陆“进”可以直接形成战争威胁，并且军事封锁本身也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战争风险，使得台独份子不得不把大陆的战争威胁看成是可置信的，而“退”可以通过解除封锁而回到和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使得大陆游刃有余。因为，在军事封锁过程中，完全可能出现因为“搽枪走火“的事件而导致战争爆发，即使双方实际上并不想真的开战也难以逆转。这样就对那些台独份子产生真正的战争威胁。另外，军事封锁的主动权掌握在大陆一方，这在博弈论中是十分重要的。叫”先动优势“。大陆可以根据需要使得军事对抗不断升级，也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将封锁的强度调整得小一些。譬如，通过增加或者是减少参与军事封锁的核潜艇和飞机导弹的数量和级别，以及参加封锁行动的海军陆战队的规模，还有宣布的封锁持续的时间和海洋和天空的范围等等。不断升级的封锁会增加爆发不可逆转的战争的风险，直到对方感到不能继续对抗为止（此时对方投降）。这就是边缘政策或者冒险主义策略的意思。当年在美国与前苏联的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总统就是采用的这种策略并且获得成功。我们在对付台独份子时也不妨拿来一用。

问题5， 浏览了一下蒲教授的作品，想问一下：对于象混沌这样难度较高的数学在经济中是一种实用的工具还是一时的炒作。我想应该是一种实用工具了吧，只是对于我们太难了，无法运用。

答：我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接触到非线性科学的。那时候我读的是激光物理学，在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我开始看一些非线性系统科学方面的书和文献，对非线性科学中的玄妙入迷。我在后来搞经济学后，进行对于非线性科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感兴趣。曾经就经济系统中的混沌可能性以及其政策意义进行研究，正如你所看到的（在我的主页www.cnobel.com/pyj上可以看到），也做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混沌吸引子以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含义的研究。但是，后来我知道，在上世纪的80年代，在美国也曾经流行一时的是研究经济系统中的非线性问题，后来却趋冷了。原因是：经济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就经济现象进行预测，但是混沌理论却告诉我们：经济活动很可能是混沌的，因而未来结果对于初始条件是敏感的，是不稳定的，因而未来整个就是不可以预测的。于是，企业和国家科学基金就减少甚至中断了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资助。我也感觉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好象是十分高雅的哲学研究而不是实证性的研究。我十分欣赏她，但是没有时间去做更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吸引着我使用更加实用的普通经济分析方法去思考更加现实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了。

问题6，我有一个问题，目前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增长模式似乎并没有走出以前的老路，仍旧沿用以前的一些方法，感觉除了国家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固定投资外，并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方法。如果那个省份没有了固定投资，可以说经济的增长将走投无路。我想仅仅说西部地理位置不好等因素不足以说服大家，欧洲的瑞士、奥地利等国经济水平发展非常不错。想请问一下蒲老师：
是否能够寻求一条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其转变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答：我也有与同样的感觉。在1999年西部大开发开始的时候，我作为西部的学者，也曾经十分兴奋，并且写了一些文章论证中国的西部大开发重在制度创新。你可以在我网站上看到这些文章。但是，几年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西部并没有什么制度创新的东西，而是重复着其它发达地区过去所走的老路，甚至还不如。譬如，我感觉到，所谓西部大开发，实际上主要是国家在政治上的一种平衡结果。过去在财政上对于东部有很大的支持，这是不太公平的，所以当东部发展起来后，就应该将财政支持转向西部。当然，也不排除在西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可能性。但是，西部发展是不如人意的，可能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十分不容易的，不能一蹴而就。我认为，西部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经济在过去很多年的发展本来就不是依靠内源式的创新性发展，这与欧洲工业革命期间是不同的。我们搞的是模仿经济，出口加工经济，所以注定了发展得好的地区一定是在离发达的外国或者国际市场比较近，交通条件比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继续沿着这个道路走下去，西部是很难有大的作为的。在北欧地区的国家，由于他们的产业结构与我们不一样，地理环境不再是决定经济成效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旅游业是世界市场，文化产业高度发达，人口又不多而且素质高，经济发展自然比较好。我们的西部发展不快的重要原因不应该是地理，从长远看是这样的，而是人口素质低造成的。这应该归结于数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长期没有民主，不重视人民福利，而只知道压迫人民，愚弄人民的封建统治使得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整体素质上不高。特别在西部，在过去的年月里，中原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战争动乱造成许多普通老百姓逃难到西部，他们宁愿过着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也不再对外感兴趣，形成了长期的封闭文化。而少数优秀人才不满足于这种生活方式离开西部到东部发展，导致西部人才缺乏，再加上文化观念落后，很难发展起来。

对于西部来说，国家可能应该采取特别的政策刺激才可能带来快速的发展。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本来也是落后地区，但是靠博彩业发展起来了。在美国的犹它州，本来也是一片沙漠，靠IT业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发展产业才是关键，建设基础设施只是前提，不是发展的充分条件。譬如在重庆，过去几年来投入的财政在基础设施上是不少的，道路条件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现在重庆的问题是，下一步如何发展产业。过去的支柱产业摩托车产业现在开始让位于江浙，新的支柱产业不知道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可以加快西部的发展，这需要大家来共同思考。

问题7，请问蒲教授:

随着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及其疆域的扩展，它是否有望从构建的方式上将价格理论纳入到自己的旗下，使之成为自己的一个部分，同时又成为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支柱。联系信息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研究当前有哪些新进展或新情况？若能垂复，不胜感激。

答：我一直认为价格理论只是早期经济学还不是十分发达的时候的经济学框架。现在由于有了博弈论以及作为其应用领域的信息经济学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于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解剖，传统的价格理论是不太需要的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方法比它更加微观。所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看，博弈论以及信息经济学已经把价格理论纳入了自己的旗下了。不知道你十分同意。

问题10，请问蒲教授：

在西方文明中，对于政府人员的假设前提为都是“坏人”，从而再用法律来进行约束，而东方文明中，一般把政府人员现象为“君子”，强调道德来约束，是否能够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两种不同思路到底谁更有效？谢谢！

答：呵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现实情况来看，已经知道答案了。所谓东方文明，其中就含有“贪污文化”，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不过，从贪污的严重和普遍程度看，你不能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东方大大地压过了西方。

贪污自古以来就是东方传统的一大特征，其中也有博弈模型可以解释的。你到我的主页上看我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经济学随笔文章（如《经济学透视下的官场现形记》，《腐败与经济发展：东亚的戏剧》等）就可以明白。

下面，我们来进行分析，不一定要用博弈论。如果把政府官员看成是“坏人”，因此社会就要制定相应的监督规则对其进行监督，而官员就需要在这种监督下权衡贪污和遵纪守法各自的得失，贪污自然会少一些。如果假定官员是：“好人“，只是用道德进行约束（这样的表达欠准确，因为既然是”好人“，就不需要约束了），则是否有效还要看官员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官员是真正的”君子“，道德上的约束应该说还是有效的。但是，有什么办法使得我们选择出来的官员是”君子“呢？这就是一个根本问题了。在个人的真实类型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时候，一个社会在选拔官员时如果没有很好的办法，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得到保证。所以，我们说，在西方文明中，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带来的复杂性，还不如假定”人之初，性本恶“，建立起监督制度对官员进行监督。但是，如果没有制度保证选择出来的官员是”君子“的话，仅凭道德约束就可以约束官员就是骗人的鬼话了。请你去看看柏杨写的《中国人史纲》，你才会知道所谓东方文明中的”道德约束“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对于东方文明，在制度上真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我劝告对东方文明赶兴趣的朋友，对于东方人所说的不应该盲目相信，要看他们实际上是如何做的，并且你会发现，两者往往是不一致的。

问题11，请问蒲教授：您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是否有有些过快？

答：显然是这样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快有其体制因素。对于国有企业经理来说，只要弄到贷款就是成功，至于投资项目是不是赚钱，企业今后能不能还贷，那是今后的事。而到那时候，哥们已经升官或者退休了。最近我们这里就有官员在大会上说，搞经济产业就是要急功近利。就是这个意思。而对民营企业来说，好象存在着“蛛网现象“——由于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的投资和市场容量缺乏理性预期，过度投资现象比较严重。但是，由于中国的民间企业在银行贷款比较少，投资失败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还不是很大，而国有企业在投资失败后有国家用财政为其买单，所以就出现一种表面上的稳定机制。而又正是这样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使得整个社会就在投资上过于冒险和冲动，这又反过来推动着无休止的过度投资需求。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问题12，请问蒲老师：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而消费并没有真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而在要求GDP的情况下，各地不得不继续依靠出口或者投资，而中国出口的最大比较优势在于其劳动力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结果，导致大部分消费不能有效的得到刺激，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请问当前如何解决这个恶性循环？谢谢！

答：最近有人说目前的中国是五千年文明以来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在过去许多年的特别的历史给我们现在造就了繁荣的基础。由于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被训练得特别有可组织性，外商就感到在中国来组织生产的交易成本特别低。外资看中我们的并不仅仅是人工成本低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低价格，而主要是中国人的组织成本低，比较听话。这是许多外商亲自告诉我的。要说人工成本和土地资源的低价格，并不是唯有中国。非洲，南亚也更加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以全球加工基地的角色加入全球化，是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造就的。当然，我们这样的发展模式原则上是不可以持续的，因为随着全球化，我们的某些特别的优势也会发生变化。除了人工成本会随着生活费用的上升，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价格上升而上升外，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有提高我们的全部要素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收入，这需要首先改变我们的劳动力知识水平，技术水平，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创新能力。这正是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做的事情。当然，应该如何做好这样的事情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根本的是制度首先要创新，而不是只是呼呼口号，开许多会就能够解决的。目前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的《大国崛起》有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说成是单纯的技术革命，而对于其背后的制度革命避而不谈。在中国文化里，牛顿可能什么都不能成就，而只是被当作为一个怪人被人们嘲笑。这是在误导观众。我不知道这些编导们看没有看诺斯（North）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兰德斯（Lands）的《国富国强》。我在为MBA学生教授《新发展经济学》的时候，已经把这一段历史讲得很清楚：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如潮涌般的技术创新是之前制度创新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也就是说工业革命是近代西方制度革命的后果。《大国崛起》只谈结果不说原因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中国在15世纪之前在技术上早已经领先于西方，在明代中期，中国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在商业文化基础方面都是西方望尘莫及的。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在西方呢？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迷。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官僚文化限制了独立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和发展，是文化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制度阻碍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出现。你可以在我的主页上看到这方面的经济学随笔（如《中国加人WTO: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网络媒体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等）。

问题13，我是重庆的,提两个问题,请问蒲教授

(1)现在地区经济成包团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比如环渤海湾地区,浙江地区,新形式下蒲教授如何看待川渝经济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以及川渝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的第"*"极??

(2)现阶段重庆作为第四个直辖市在各个方面和其他城市纯在着明显的差距,请问蒲教授对重庆未来经济发展有何看法???

答：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川渝在资源，产业，文化和几乎所有方面都有互补性，早就应该联合发展。但是，很多年来，川渝之间更多的是互相排斥，相互看不起，真正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原因主要是两个地方的政府观念是缺乏合作精神的，也是由于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特有的在相互争夺中央资源方面上形成的竞争导致的。但是在目前，两地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主要是他们看到你所说的其它地方正在形成区域经济联合体，两地学者受到启发，开始呼吁川渝合作。我在去年的《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我时就提出应该两地政府举行高峰合作论坛，最近由民建出面促成了此事。如果川渝合作能够成事（我抱悲观态度），将形成中国西部最有发展潜力的一极是没有问题的。西部工业的中心在这里，最大的消费市场在这里，具有相当雄厚的科技力量基础，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完善的交通网络，其中的长江黄金水道是其独有的优势。

关于第二个问题，请注意最近将要出版的《南方周末》对我的采访。重庆直辖市的发展战略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由政府财政投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好一流的投资环境，建设所谓的“枢纽重庆”。这个阶段基本上趋于完成了。第二步是产业发展阶段。这就是”十一五“期间要做的事。重庆的未来支柱产业是不明朗的。汽车摩托车产业从长期和整体看来并不具有竞争力，房地产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是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对于房地产业的整顿使得这个产业发展受阻。这就是重庆目前面临的难题。我一直主张，重庆的长期发展战略应该是这样的：

重庆位于中国西部，或者说中国西部与中部的结合部。中国参与全球化后，必将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而重庆作为中国的五大老工业基地之一，也理应成为这个中心中的中心之一。西部会以其辽阔的市场，广袤且廉价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吸引世界五百强中的制造业巨头来西部投资。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它们的技术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网络，与西部廉价的土地，自然资源及产业工人队伍结合，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而在这种构想中，重庆具有西部其它各个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这就是长江水道。在中国的长江流域，聚集了中国众多的人口和主要的大城市，长江是一条巨龙。龙头是上海，龙的尾巴就是重庆。在这条龙的中间有武汉，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如果我们把长江流域的经济做大了，让这条龙腾飞起来。向南北辐射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如果做到让大量的跨国公司在重庆建立其中国甚至亚太区总部的话，一方面可以以重庆作为利用中国西部廉价土地，自然资源和产业工人制造国际市场产品的基地（因为重庆位于中西部的结合部，可以起东西传递的作用，所谓“承东启西”），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三峡工程”建成后的长江黄金水道，万吨船队从重庆到上海直到世界各地形成的物流将把在重庆甚至中国西部的中外合作制造的产品输到世界各地。这些产品是在重庆和西部制造其基本的原材，经过长江流域各个城市的加工组装，到上海时成为成品，上海发挥其贸易和金融的优势，将产品卖出去。这样，整个长江流域就形成一个长长的产业链条。或者说整个长江流域成为一个大工厂。或者说上海是“前店”，负责在国际市场上拿单子；而重庆就是“后厂”，负责具体的制造。而从重庆到上海的整个长江流域中的各个城市就是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这个设想中的关键一环是重庆既在西部，又是长江的龙尾。在西部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城市在这一点上可以与重庆相提并论。所以在西部大开发中，重庆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同时，重庆又是五大老工业城市之一。这样，你们可以看到，重庆同时满足了许多条件：制造业基地，老工业城市，长江上游的发达城市和港口，三峡库区最大城市，东西部的结合部，等等。

这个发展战略的实现条件之一是重庆要能够吸引跨国公司来投资，而这就需要重庆具备非常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在重庆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由政府财政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几年重庆就干这样的事。

但是，投资环境包括所谓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重庆的“硬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重庆的“软环境”改善实际上还是任重道远的。应该说，重庆的软环境还相当糟糕，许多来重庆投资的外商都后悔来重庆投资。目前，重庆的外资特别少，外向型经济相当差，就是“内资”连贵州都比不上。这与重庆缺乏一支“高效，高素质，具有雄心壮志，有远大抱负”的公务员队伍有关。重庆直辖后，在短时期提拨了大量干部，其中许多是“尸位素餐”的，就是说由于素质低，是不太称职的。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还需待时日。这就是软环境不如人意的主要原因。例如，美国名企福特公司这个世界制造业巨头，世界五百强之一，其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就来了重庆，与重庆的汽车生产名企长安公司合作，即“长安福特”。但是，他们对于重庆的投资环境不甚满意，结果把二期投资投到南京去了。所以，改善重庆的投资软环境是实现上述战略的前提。这应该是重庆当前要做的头等大事啊。当我们完成了第二个阶段的建设之后，就进入重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既将重庆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问题14，尊敬的蒲教授：

你好!我也是重庆大学的学生，我旁听过你讲的博弈论课程，也购买过你编写的博弈论和数理金融学讲义，对您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思维深表佩服。因此我想问您几个和您研究范围有关的问题。

1 您早年研究过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一些经济学名家（比如汪丁丁教授，早年也写过关于资源经 济学的文章）认为，社会发展是所有人运用自己知识进行自利行为并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预测人类知识的未来发展本身就不可能，断言哪种发展模式可持续本身受制于已有知识和未来知识的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概念。当然，我认为我们现在能够判断哪种制度相对哪种制度更有效率。您对此怎么看。

2 您在《大话张五常》一文中对张先生的研究方法论有很多批评，我最近读到米塞斯一些关于认识论的文章，对张先生关于“黑板经济学”的高论也不敢苟同。原因是人类行动是目的性活动，很多命题不能按照其假设在真实世界中组织实验。比如，一个命题声称只要没有激励问题，市场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等价。对这个命题的检验不可能通过组织社会实验进行，因为市场社会主义一定有激励问题。因此假设不能太随意必须与人类行动有一定的吻合性。同样，赫维茨（1973）证明即使没有激励问题，自由市场经济下行为人只需要知道自己的特征和价格，而市场社会主义涉及计划部门和国有企业就生产计划的通信成本，所以前者更有效率。因此对这个命题的驳斥是通过理论得到的。所以，实践肯定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另外，我最近看到汪丁丁教授的《制度分析基础》，我感到其中的经济学部分能够理解但他关于哲学部分的东西却很难理解，您在个人主页上也有一篇早年的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文章，我水平有限想请您推荐一下在这方面应该读一些什么样的书，才能够掌握汪教授的那本书，它的一个大致顺序是什么。

3金融问题也是您的研究方向之一，我想请教您关于由金融问题（比如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经济周期，目前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文献。它能否能通过数理经济学模型刻画不同产业部门（比如中间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以及居民未预期到的政府行为对经济运行有负面影响和经济周期的消长关系。

4 您提到您编写的教材中博弈论与经济模型涉及很多心理学、管理学、博弈论的结合与渗透，但是我搜索的结果是目前还买不到这本书，请问目前能够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这本书。最后，祝您的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谢谢。

答：你有许多问题啊！我水平有限，不能够回答得让你满意，权作参考吧。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与汪丁丁有类似的感悟。所以，当我研究可持续发展多年后，就不再把它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去用功了。这是因为，我感觉到，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清楚的。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就罗列了三十多种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范畴。我后来转向主流经济学的方法上去了。

当然，许多人都感觉到汪丁丁的文章晦涩难懂，我也有同感。但是，这也许是他的风格吧。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让.萨特的著作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看懂，但并不妨碍他们的著作成为传世之作啊。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十分喜欢读科学哲学方面的书，又系统学习过数学和物理学，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些思考。我认为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上的分歧实际上在柏拉图那里就出现了。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的诡辩家们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认为纯粹的理性思维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强调的是纯粹的实用主义和经验至上。但是，也就是柏拉图的出现，理性才开始成为人类思维的主要出发点。我也坚持认为理性至少是重要的，尽管不是唯一重要的思维出发点。我和张五常是忘年交，好朋友；他去年70大寿时专门一再叮嘱庆寿典礼的组织者一定要请我作为佳宾参加。尽管我在《大话张五常》中对于他的研究方法有一些议论。他也仍然十分喜欢我写的《大话张五常》。你现在可以在他的博克上去看，他把《大话张五常》放到他博克上去，并且前段时间还在博克上专门为这篇文章大打广告呢。这说明张五常还是容忍甚至欣然接受不同意见的。不过，我们许多人对于张五常的言论存在着误解。他有许多深刻的地方，他的方法论中存在着特别的深刻之处，我一直想花时间写点东西来说明，但是，当我看见汪丁丁已经写了《解释〈经济解释〉》之后，我就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因为我想做的事情丁丁已经在做了啊。

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说法，我想主要是一种政治家的术语。只要稍微熟悉科学哲学（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就明白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实践不可能检验真理。实践只有从可以证明什么不是真理（证伪一个理论）这种意义上看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永远也不能证明什么是真理。我们现在根本就不能保证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因为我们永远也不能保证什么理论不能够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你去读读我前几年编写的博弈论讲义的第二章（2001，2002年版），我在那里专门讨论了这一点。不过，几乎所有的科学哲学书籍都会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范式》是很好的读物，不可不看。在读了科学哲学方面的书后，感到经济学家们在谈论研究方法的时候显得十分的幼稚甚至可笑。我认为任何人，不管他搞的是什么专业，都应该知道一些基本的科学哲学理论和近现代物理学进展情况，特别是相对论，量子理论，混沌科学（非线性科学）和博弈论知识，否则其思维可能还停留在19世纪甚至以前的水平。

你问的第三个问题太专门化，我在这个领域没有深入研究，所以不能够作答。请原谅！

第四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与香港大学教授合作的《博弈论与经济模型》一书目前还正在进行紧张的细节完善中，包括编选习题，修改文字，可能到2007年上半年能够出版。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兴奋点，所以不断地增加新内容。最近，香港大学的博士生看了这本书的稿子，评论说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中文博弈论教科书。我在重庆大学用这个稿子给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课，香港大学的合作者也用它给他们的博士生上课（他们用的是英文版），先试试，请同学们提意见。我们不图尽快出版，而是希望出一部好书，要精益求精。所以才拖了怎么久。我知道，许多读者等这本书出版已经好多年了。不过快了。香港大学的合作者最近一个圣诞节要来重庆与我商量这本书的出版问题，我们会尽快弄出来的。

问题15，请问蒲教授:

在资源经济学中，评估自然资源的方法很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替代市场技术,另一类是模拟市场技术。如果要评价生态环境的价值，尤其是没有市场价格时，运用模拟市场技术是否可靠？因为，调查问卷，因调查者经济状况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支付意愿相差很大，尤其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另外，如何评估生态环境的未来价值？因为随着人类活动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稀缺性会日益突出，这一趋势如何在评估中引入合理的价格上涨权？

答：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有类似的疑问。不过，这些方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仅仅供参考。模拟市场技术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靠的。生态环境的未来价值谁也不知道，但是按照Hotelling法则，有一些基本的公式可以参考。我认为生态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说服政客们和只顾赚钱的商人们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不是说给专家听的，所以也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精确（开玩笑啦）。

问题16，请问蒲老师：

西方民主中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就是一人一票的选票制，不知道蒲老师能否用行为经济学分析一下这种一人一票的制度是否合理？谢谢！

答：西方的选举制度是十分复杂的，好象并不是一人一票啊。例如，在美国，为了使得各个州在投票力量上达到平衡，各个州的投票人（选举人）数量是相同的（选举人制度）。这是美国建国时期的伟大总统之一杰斐逊设计的。他预见到美国如果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即直接的普选的话，当政的总统或者执政者就会在政治上和政府的具体工作上总是去讨好那些人数多的州，这样的话，人数少的州就会在许多的资源分配上吃亏，最终这些人数少的州就会退出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就会不复存在了。另外，分析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行为经济学，而只要假定理性人就行了。

问题17，请问蒲教授:

1、我是研究博弈论的在校博士，现在博弈的混沌问题国内好象还没有人研究吧？不知道您对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见解没有？我在看混沌方面的书籍，但感觉它与实验博弈有所结合，希望得到您的见解。

2、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被一些人认为由于大部分缺乏实证，所以其局限性很大，虽然现在实验博弈为实证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在国内研究还刚刚开始，基本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您怎么看？

答：对于第一个问题请看我在第5个问题中的回答。第2个问题，我不认为博弈论没有获得多少实证的说法。我举个例子。张五常教授在反对博弈论上是众所周知的。他反对博弈论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他讲的一个故事。他说他于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教书时。有一次，他驾车经过加州的一个沙漠地区时，感到十分的口渴。他环顾四周，好不容易终于发现一个路边小店在卖饮料。他花了一个美金买了一瓶橘子水一饮而尽，感到十分舒服。然而，他就有了经济学的思考——为什么在这个前不着村庄后不着店的地方，只有这样一个小店在经营，是完全垄断的经营，却定这么低的价格卖橘子水呢？他认为，对于象他此时此刻这么渴望有饮料喝的人来说，即使这瓶橘子水卖到5个美金一瓶，他仍然会买的。为什么这个进行完全垄断经营的小店不把价格定高一些呢。他由此认为博弈论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张先生举的这个例子正好可以用不对称信息博弈论来作很好的解释。知道不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同学一定知道“限制性定价模型”吧？如果这家小店把价格定高一些，譬如说是5个美金，它就会有较高的利润了。高利润信号就会吸引更多的竞争者进入，这里就不止一个小店经营了。垄断就消失了。相反，这家企业长期定低价格，向潜在的竞争者发出的信号是“我有很低的经营成本 （否则怎么能够长期在低价格上经营呢），如果你们胆敢进入的话，我将以低成本优势通过进行价格战将你们赶出去”！这种威胁对于潜在的竞争者来说是“可以置信”的。所以，该企业长期低价经营就是为了长期垄断这个地方的生意，所以张先生才不容易找到这么一家小店呢。另外，实证不一定是计量方法的，案例方法也是实证的。证明博弈论的例子是很多的，你要多看文献。另外，目前可计算博弈论发展很快，你说的情况已经是过去的了。我记得在2001年12月在北京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参加了一次可计算博弈论的学术会议，讨论的问题就是可计算博弈论。不过我后来没有在这个领域进行跟踪研究，不太清楚具体的情况。

实验经济学已经拿了诺贝尔奖，国内一些人开始在这个领域开展研究。最近还在北京召开了博弈论与实验经济学的年会，你不知道吗。所以，在国内，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起步，是方兴未艾的啊。不过，中国人在纯粹理论科学方面的兴趣比实验科学大，这是普遍现象，我对于这个领域在国内的发展好象信心不太大。

问题19，尊敬的教授：

你好！我是一名大四学生，正在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评价方法研究与应用》，能不能就一些问题单独和你交流？

Email:nanshuhjl@126.com

期待你的佳音。谢谢！！

答：当然可以的。

问题20，尊敬的蒲老师：

你好!我也是重庆大学的,曾经旁听过你的课,也听过你的讲座,被你学术人格魅力所感染!我请问你一下:用实证计量研究经济问题与用博弈数量模型研究的最大区别在那?还有现在的研究更偏向于先数理推倒,后计量实证。如果万一实证不能支持数理推倒,会不会容易产生学术造假？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答：计量经济分析的对象包括所有的数量模型，当然也包括博弈模型。当然，博弈模型的计量分析不多见，主要是博弈模型一般都是非线性的，一般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不太好做。所以就比较少见。但是，目前出现的可计算博弈论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博弈模型一般是数理模型，不是数量模型。数量经济与数理经济是不同的。数量经济模型中要确定具体的数值，而数理模型中出现的一般是抽象的变量，不一定要确定这些变量的具体数值。数理模型仍然是定性的分析，而数量模型就是定量分析了。严格说来，计量经济分析不能证明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因为数据是有限的。就象没有证据证明嫌疑犯有罪就不能够说他真的是没有罪一样，可能是证据不足而已。而计量经济分析更加弱一些，它不仅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正确的（科学哲学说所有的理论都不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它还不能证明某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它总是在某个可置信的程度上是可以认为某个理论是错误的。许多教授计量经济的教师没有把这个局限向学生讲清楚，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学习经济学的人应该多了解现代科学哲学，应该向弗里德曼和斯蒂格里茨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许多年前就不打算搞计量经济了。应该说我去搞计量经济是更加有条件的，因为我过去是学习数学和物理学出身的。同时，我在10多年前就是教计量经济学的。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数据虚假成分太多，搞这个东西可能既骗别人又骗自己，所以就不打算做这方面的研究了（在国外是不同的）。至于你说到的学术造假问题，恰恰相反，只要涉及数值分析，做假更加多。这还不限于经济学。我过去搞自然科学的时候，看了一位美国科学家的文章。他的研究发现，在工程类学术论文中，全世界发表的文章有95%涉及做假。而纯粹的数理分析，是完全基于逻辑的分析，在什么条件下有什么样的结论，是严格推出来的，想做假都不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十分喜欢做数理模型而不是数量模型。

问题21，请教蒲教授：

请问蒲教授对目前国有独资公司的公司治理有何看法？谢谢。

答：我没有做公司治理的研究。我只能从一般意义的经济学出发谈谈自己的看法。目前国有独资公司的公司治理是低效率的，并且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也不能够做到高效率的。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是必然的。但是，为什么还需要有一些国有企业呢。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进行权衡。效率不是唯一的标准。譬如，国有企业在解决就业，将战略性产业和信息不对称产业（如医药行业等）掌控在国家手中，都需要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是以效率换取公平。我们过去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太多了，所以应该在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我于199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时专门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你可以去读读我于199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这意味着什么》（我的主页上有这篇文章）。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还组织专家专门开研讨会讨论这篇文章（在网上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报道）。

其他22，请问蒲教授：

在新的环境下（如四大国有银行的三大陆续上市，年底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等），如何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的管理？能否结合新巴塞尔协议谈一谈您的看法？

答：我带了好几个学生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结论还没有得到啊。

问题23，首先欢迎教授来访！

我想请教几个问题：您对我们中国农村经济的看法　对杂们中国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又有什么看法　特别是中国西部的发展您认为在政府，市场，消费者中　，哪个的比例要大些．我个人认为政府的作用太关键，我是兰州的学生，我就发现兰州这边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文化还是在我们青少年这代人的想法发面都有着很大的差距，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观点请到我的主页（www.cnobel.com/pyj）上看文章（将三峡库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区），其中有系统的论述。我部分同意你的观点，认为政府是重要的。但是，人民群众可能更加重要，我建议你去读读舒尔茨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与制度问题的文献。我同意他的看法。落后地区的关键问题是制度的落后，而不是人民的愚昧。如果政府能够创新制度，政府就是重要的。但是，政府可能起相反的作用。所以，问题是复杂的，不能够简单地下结论。

问题24，以下是引用bajjio在2006-11-12 4:49:00的发言：
请问蒲教授：你是如何看待国家在产权中所具有的作用的？现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没有国家理论的产权理论是不完全的产权理论。不过目前而言，似乎把国家纳入产权分析好像遇到了一种壁垒，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种思路的未来发展。还有请问您认为中国目前具备实行股指期货的条件吗？如果不具备，现在实行会有什么后果？

关于上面提到的产权问题,我想接着请教一下蒲教授,现在的国有企业当中的产权问题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在国有企业的重组过程中,产权又得如何比较好地界定和划分呢?

问题25，热烈欢迎蒲勇健教授来论坛讲学！！

我的问题是：

珠三角区域本是市场资源自由整合，而现在的“泛珠三角”经济圈，似乎是一种区域概念上的游戏，“泛珠三角”在协作机制和合作效果上还待观察，请问，在这个“游戏”中，各省区角色定位有区分吗？你怎么看？

答：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自己认为各省区角色定位是有区分的，但不是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