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12月19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内地赴港就读的女博士生陈静，因为企图向任课老师贿买考试题和答案，近日被香港法院判刑半年。法庭上，辩护律师以陈静不熟悉香港法律为由请求法庭谅解，但法官认为这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并指出被告所犯的行贿罪严重，影响很坏，必须判处即时入狱。
在中国，虽然各类公职人员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刑的事多如牛毛，但行贿者被判刑的事少之又少，而学生向老师贿买试题被判刑的，更为少有。笔者注意到，围绕此事，网络上意见纷呈，各种看法和议论，正体现了人们观念的差别。
首先是对陈静该不该处罚的问题。在很多内地人看来，一个学生向老师送礼物、礼金，根本算不了什么，谈不上犯罪。根据内地法律，并不是所有的送礼行为都构成行贿罪，只有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且价值1万元以上，才够得上行贿罪。而按照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的规定，任何人“向任何公职人员提供任何利益”以收买该人员，“都属犯罪”。也就是说，不管行贿的对象是谁，也不管行贿数额多么小，只要行贿就构成行贿罪。
第二是对陈静的处罚力度问题。依我对中国内地司法的了解，如果陈静的行为发生在内地，即便按照国家法律要追究其法律责任，通常也会“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或者顶多判缓刑。这样判断的理由有很多，比如不懂法，是初犯，属未遂，数额小，主观恶性小，等等。但在香港法院，法官驳斥了不懂法的辩解，并认为这“是严重的犯罪，必须判处即时入狱”。
第三是关于此次的行贿对象戴晖辉副教授，是否应该去举报并配合廉政公署抓获自己学生的问题。我注意到，事件被披露后，有人在网上骂戴先生“不近人情”、“落井下石”、“陷害学生”，但戴先生通过媒体毅然表态：“必须维护学术的尊严和正义的原则。”
从这几个方面的对比中，可以领悟很多制度文化的差异。就法律对行贿现象的处罚而言，内地一直以来实行“重受贿轻行贿”的原则，即对受贿者处罚重而轻饶行贿人。更重要的是，内地在贪污贿赂问题上实行“起码线”制度，即只有在达到某一贿赂金额标准时，才追究法律责任，这就放任了很多小额的贪贿行为，很多人正是在所谓人情往来的借口下，将无数小额贿赂逐渐演变成大的贪贿现象。而在香港地区，只要是行贿受贿，无论多寡都属于犯罪，这就关死了贪贿的门。提到香港严禁贪贿的规定，有一个小案件不得不说。电影《2046》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娱乐记者为了进入拍摄现场拍照，塞给门卫300元港币，结果被判入狱三个月，如此严格，谁还敢行贿？
就陈静的老师戴先生是否应当“大义灭亲”举报自己的学生这一问题，内地和香港同样面临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内地，人们奉行“好人哲学”，面对违法的小事情，常常是一避二护三同情，情感因素往往胜过法律刚性。如果遇到自己的关联对象，比如亲戚朋友师生熟人之类，总不能摆正法、理、情的次序，在一次次貌似关心实则纵容的小事中，看着别人滑向更深的违法深渊。戴先生及时举报违法的学生，虽然会对特定的对象有损害，但却维护了学术的纯洁和教育秩序的公平正义，同时也能避免以后有更多人走违法的道路，这种取舍实在值得国人学习。
正因为香港居民心目中以法律制度为最高行为规范，同时视一切贪贿现象为可耻和违法，再加上有廉署这个强权机构24小时值班监督，香港不仅大学学风好，师生行为端正，而且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纯净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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