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消息报》看了一篇关于重男轻女现象分析的文章，我认为不够说服力，就自己作了个解释，大家看看有道理没？

读《重男轻女现象分析》一文（见经济学消息报NO.631期），作者抓住了一个男女比例失调的事实：从上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开始攀升，20年间就从1981年的108比100，上升至2000年的117比100，大大偏离了103比100到107比100的正常范围，且城市中的新生儿男女比例同样失调，城市中的重男轻女现象并不比农村少。作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具体分析了男婚女嫁制度下生男孩更有效的原因。并从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体力和持续力的原因，投资男孩效率高于女孩，解释了男婚女嫁这一制度的经济原因。

相对以体力和持续力具备较高经济价值的传统农业社会而言，城市化、工业化不断扩展与深化的今日之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中，知识的投资价值不断提高，体力和持续力的经济影响不断下降，这从每年高考及考研人数、比例不断上升，家庭花费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越来越多等方面可见一斑。按照需求定律，重男轻女的现象应该有所缓解才对，特别在大中城市、第三产业占比更高的地方，重男轻女的现象应该更有所缓解。另外，作者认为城市里养女儿的成本比养男儿的成本高，这一观察和判断也是有问题的。正如作者所说由于女大学生就业比男大学生更不易，（不同行业是不同的，总体看，的确如此）所以，男孩上大学的比例更高（这可以在各大高校观察到），也就是说现在高昂的上学费用，男孩比女孩分摊得更多。另外，在男婚女嫁这一制度下，城市高贵的住房也往往是由男家购买的。从教育、住房这两项城市主要的投资看，培养男孩的成本比女孩更高，单纯从成本、收益分析，也是会缓解重男轻女现象的。

那么，怎么样更合理地解释重男轻女这一现象呢？若从更早的生产队、合作社时期开始分析起，这是由当时生产工分制及分配人头制度决定的。大家知道，当时的分配制度流行的是平均分配，而按绩效分配的领域很少。而平均分配的标准，许多是按人口多少标准执行的，从当时最主要的粮食开始到油、盐、肉等等各类票证的分配，基本如此。在这一分配制度下，生孩的收益内化，成本却由大家共同负但，形成了诸如“公地悲剧”般的生育高峰，加上“光荣妈妈”的优惠政策延续及观念的普及，从总量上把重男轻女这一现象扩大了。在当时，很小领域的绩效考核方面，农村实行的是分工制，而工分制的标准主要是按粮食产量多少来决定的，此时，农村男孩的体力优势才表现得淋漓尽致。城市实行的等级工资制度，基本按照工龄长短定工资，与生男生女无必然联系。那个时代男孩的比例过高是当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必然的社会现象，这个体力优势的解释从古到近代以农业、农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中国，都是基本适用的，虽然各朝各代具体的约束有所不同。

但怎么样解释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快加与深化的同时，体力在经济绩效上优势明显下降，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加剧的怪现象呢？这就要求我们在体力这一变量外，寻找另外关键的约束条件。我们认为，这是由我国计划生育制度决定的，我国计划生育制度中，有一条是农村家庭的，若第一胎是女孩，可生第二胎，而第一胎为男孩的，则不能再生第二胎的规定。生物学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前从概率上看，生男和生女的概率是基本相同的，各为50%。在只有生女可再生一胎的约束条件下，人为地提高了生育男孩的概率（比如，在单位时间内生下男孩和女孩各1万名，由于只有1万名女孩的家庭，才能生第二胎，而这些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第二胎生男孩的概率会高于50%，导致第二胎生的男孩会超过5千名，女孩会少于5千名。）这就是80年代以来城市化、工业化不断推进与男女比例不占失调的根本原因，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男女失调的比例看作是是否严格执行上述计划生育制度的重要指标。80年代以来，随着不同地区，城市家庭有一方户口为农村户口，第一胎为女孩的，可再生一胎；城市家庭头胎为女孩，也允许再生第二胎等政策的松动和深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制度变迁，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上好题材），更加提高了生育男孩的概率，男女比例失调也不断加剧，甚至出现了“城市中的新生儿男女比例同样失调”的现象。但是需求定律告诉我们，由于农村人力资本中的体力具备经济上的比较优势，由男女体力不均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调现象，农村会更加更重，而并非如作者所言：“城市中的重男轻女现象并不比农村少。”

在对男女比例失调现象的解释过程中，我突发奇想：经济解释，玩得是一种游戏，此游戏是在经济学公理基础上（约束条件下求自身利益极大化），在具体现象与约束现象的关键条件之间的“来来回回”。关键条件，我们称之为“经济理论”，而 “经济理论”大体说就是关于竞争、成本、选择的理论（需求定律中所谓的价格，是一种特殊的成本，可以作广泛地理解），这个意义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理论一脉相承，研究的是上述关键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问题，所谓“新”是指在原有的关键条件下加入了另一个关键条件——产权或者说制度，由此，把原来的成本扩展为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成本”，这一扩展，极大地扩充了经济解释的范围。

经济解释之游戏必须在上述“经济理论”下进行，必须带着上述“观察向导”进行，否则，你会迷了路：要么是解释缺乏说服力，要么是把别人早就说过的理论当作自己的创新。带着“关键条件”这一“向导”进行现实经济现象的观察与分析，如果发现解释不了，一种可能是你对“关键条件”的把握还有待加深，一种可能是你对现象的观察还欠深入与细化，在排除了上述可能外，那么，我要恭喜你：你遇到了发现另外“关键条件”即理论创新的可能。像科斯发现了“市场中为什么存在企业”，像张五常发现了“价格管制下为什么粮食产量上升”等等“怪”问题，解释了前人“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对“经济理论”进行了创新，增加了“关键条件”，作出了“可以传世”的贡献。而是不是把上述经济解释的游戏数十年如一日地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我看来，是能不能成为“经济解释”高手的“关键条件”，科斯、张五常、巴泽尔、周其仁等等，概不例外。我时刻等待着你提供“例外”，因为，我们科学知识的增长是在上述游戏过程中发现例外开始的，此乃波普尔“从错误中增长科学知识”的含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