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转载自《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
《2012经济成长须跳出中国式陷阱》：10年来最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1年12月12日在北京召开，有舆论猜测是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局势导致了会议的姗姗来迟。此说当然难以考证，但国际经济形势的严峻，中国经济面临着深层次的复杂挑战，确是不争的事实。“两难”，这是一年多来，温家宝总理谈到宏观政策时多次提到的一个词。2012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第四个年头，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晰地显露出“两难”的内涵。

如果继续放宽财政和货币，财政会不堪重负。猛增的地方债及高铁等大项目缺钱停工，都已表明，这种三年翻一番的投资增长决然不可持续。同时，货币放松带来的可怕通胀，过去两年也已显露无遗。不仅底层民众无法承受通胀压力，成本飞速上升，还将使一直靠低成本行销世界的中国商品丧失竞争力。由此造成经济与就业恶化，极易形成恶性循环，威胁社会稳定。

但如果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呢？2011年已经这样尝试，结果是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和躲债跑路潮，保增长不得不再次成为宏观政策的目标。刺激政策的潮水刚刚退一点，就发现很多人没穿泳裤。

过去三年，宏观调控的这种“两难”已经体现得足够充分，现在留给宏观政策的调控空间，已经相当狭窄。

中国经济的尴尬尤其在于，无论是在刺激中还是在刺激政策退出时，实体经济和民间消费，都很难得到提振——根源就是中国经济被割裂为两部分。救市刺激政策只是使得银行、基建、地产等“贵族产业”完成了V形反转，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平民产业”并没有整体的明显好转。相反，各种资产价格的上涨还增加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压缩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与此相随，实体经济的资金被驱赶到资产炒作市场，加剧了整体经济的空心化。没有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来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内需提振也就无从谈起。刺激时，实体经济受到资产泡沫的挤压；而当宏观政策收紧的时候，实体经济又是首当其冲地被戴上紧箍咒。这种冷热不均，便是中国式的经济陷阱，越拖延越严重，中国经济难免半身不遂。

2012年，中国不能再用财政主导的基建投资，用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基础产能的飞速扩张缺乏下游相应的消费力来支撑，经济将更加失衡。调结构已成惟一选择。从2007年到2010年，四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次都力倡“调结构”。

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核心意义就是从原来的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为以内需和消费支撑的增长，同时提高增长质量，降低消耗。

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年，是救市以及处理救市政策后遗症的三年。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表明，救市政策只是紧急状态之下的不得已之选，其严重的后遗症表明，它无法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在2012年，必须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根本问题上来：中国经济如何以内需消费来促进进一步的增长，我们拿什么来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以此促进效率的提高？

关键在于，实打实的措施何在？据刚刚得到的消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正是针对于此。会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从技术层面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还有不错的家底，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丰厚的财政收入都使得我们可以实现大规模减税，以此惠及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政府也有财力大幅度增加民生领域的投入，从而使实体经济受惠，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真正提振内需。

但要跳出前文所说的中国式陷阱，要摆脱进退维谷的“两难”状态，归根到底要依赖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从宏观政策调控变量转向新的制度供给，使中高端服务业与科研技术获得广阔的成长空间，使财富分配更趋公平。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巨大潜力可供释放，这应是2012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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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经济根本不存在什么“两难”，关键是看ZF敢不敢对自己动刀。正如文章里面说的，中国经济被割裂成两部分，其实都是体制的原因造成的，体制不变革，永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进民退这种现象就不该再有，看看沿海的那些民企，那么多老总携款外逃，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活不下去了，人活不下去了不逃干嘛呢？国企经济上的垄断是怎么来的？其实根源在于权利的垄断，政治权利的垄断才有经济上的垄断，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支持，经济上无论怎么调结构效果估计都是会大打折扣的。。。权利的垄断没有被打破，那么为改革牺牲利益的就只能是弱势群体，因为没有话语权。。。。我很赞同文章里面提内需的观点，可是现在的状况，内需不是那么好提的。税收重不重？同样的商品，在国内居然比国外贵？减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减税了，地方政府的高额债务怎么办，都要去破产么？现在不知道多少地方政府在打肿脸充胖子。其次，收入差距怎么办，这个差距太大了。。。。结构的调整困难重重。。。
以上是我的拙见，希望跟大家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