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由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准租被攫取。夫妻生活需要长期的专用性投资(沉没成本大),而且这种成本难以被第三方验证和执行,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预见到这种结果,双方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就会不足。反映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就叫套牢(lock-in)。摩登青年搞未婚同居,就是怕被“拴死了”。这实在是一项深知其然的制度创新。婚恋期间的机会成本越高,这种现象越严重。演艺圈内的职业艺人,除唱歌跳舞插科打诨而外,别无所长。青春一去,其人力资本就将迅速贬值。结果唯此一行业,怪话多绯闻多,鸡零狗碎满天飞,岂偶然哉。为了防止出现上述现象,契约中通常都有对双方投资于其它用途的严格限制,反映在婚姻问题上就是鼓励“百年好合”提倡“身仕不二”,坚决反对“打烂伞踩破鞋”。但是,如果团队生产的函数形式发生变化,结论又将不同。比如,民国时期坐拥重庆府的杨森元帅,就喜欢大量包养情妇。和张作霖等一干土头军阀专交坐台大姐不同,杨大帅晓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专交大学生,而且出手阔绰给分手费大方,结果一干学生败类驱之若鹜。情妇们不但不抓奸,反而通力合作,大搞其小金库大养其小白脸,杨大帅是一好色之徒,深恐厉行三民主义影响色情人才引进,于是就乐得大戴其绿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