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访谈

　　本报记者　段晓燕　北京报道

　　8月22－26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教育论坛成了高手云集之地，来自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前首相、总统、总理们以及亚洲各国的教育部长们、经济学家和教育专家们济济一堂，探讨亚洲地区的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问题。
　　众多嘉宾之中，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教授是备受瞩目的一位。他认为，“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持续发展的课题。”他还说，“如果中国过多投资于一种资本（物质资本），而另一种资本（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那么，财富增长的机会就丧失。”
　　8月25日上午，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题演讲之后，海克曼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投入的缺乏与不平衡
　　《21世纪》：你对中国人力资本市场的现状有何评价？海克曼：在人力资本方面，现在中国的一个基本情况是，经济快速发展，各种变化也非常快，对人力资本的需求非常大，但供给市场却不能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这其中有几个问题是特别明显的。第一，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大，重物质投资而轻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最近几年来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一直在增加，但和GDP的增长相比是比较低的。1995年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占GDP的2.5％，而同期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却高达30％。
　　第二，人力资本投入的区域性差距太大，即使在同一地区之间，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分配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第三，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较低，1990年代大约在4％左右，现在我判断大约在7％左右，而物质投资回报率则高达20％－30％之间。
　　需要说明的是，人力资本投资要比教育投资的含义要广，人力资本投资不仅牵涉到教育，还包括技术培训等方面。
　　《21世纪》：对于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在投入方面，这几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不断提高投入，1995年的数字是GDP的2.5％，但在2002年已经是3.4％了，增加投入的方向和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海克曼：总体的投资额只是一个方面。必须认识到，政府加大投资是一种力量，但绝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应该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市场来看待，让这个市场变得更开放，引进更多力量来参与，如个人资本的力量、各社会机构的力量。而且，只有把其作为市场，才会形成好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和回报率。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投资的组合。中国的教育投资费用是由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来共同承担的，由于中央的财政补贴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投入，但各地政府的投入又是基于各地的经济水平。这样产生的问题是，教育和人力资本出现区域性的不平等，而这种建立在经济不平衡基础上的不平等又反过来加大经济的不平衡性。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社会层面上也会产生影响，会降低社会的有效性，也会降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在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即使各地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但教育的不平衡却是极小极小的。
　　《21世纪》：难道政府不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吗？从中国现在的国情来看，政府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
　　海克曼：提供平等教育应该是政府对国民的承诺，但在制定有关政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不能仅仅通过提高政府的运转来促进有关方面的发展，我们还应该注意促进其他相关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包括资本市场都必须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引入私人资本
　　《21世纪》：那么，我可以猜到，你对提高劳动力投资回报率的建议也是大量引进私人资本吧？
　　海克曼：当然，私人资本对投资回报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有更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得他们不得不对投资的效果和效率问题十分关注，这样驱动他们提供更有效的培训。
　　《21世纪》：这几年来，私人资本在中国教育和培训体系中的投资比率是在快速上升的。比如教育领域，我们有很多民办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在培训市场，是完全放开的，私人资本和外资都有进入这个市场。
　　海克曼：应该是这样的。但我在昨天的晚宴上也听到大家也谈论到一些问题，比如，很多私人投资者都在焦虑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的非同等对待问题，而且我了解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并没有制定完善的规则。对于培训市场，开放是有帮助的，但政府还是要进行补贴的，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和对那些需要提高工作技能但又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人群。
　　《21世纪》：中国政府是一直有专门补贴的，比如，对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政府就有专门补贴。
　　海克曼：这很好。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想说，补贴还需要再加大，因为中国人口比例中，需要接受就业培训的人群非常多。
　　《21世纪》：但私人资本的投入，很难保证他们真的能着眼长期发展，他们有短期的利润和盈利的压力呀。中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私人资本一哄而上的情况。
　　海克曼：那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之所以引进私人资本，是为了让投资更为理性而不是走向非理性。在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私人资本投资教育过热的现象，很多投资都没有能够继续下去。我是说，市场会来调剂这件事情。任何一个市场都会有这种规律性，那就是不断淘汰，不断调整，市场会去调整。
　　《21世纪》：那你觉得政府在宏观政策上有没有必要做出调控？最近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将教育列入了高风险且出现局部过热的行业之一。
　　海克曼：如果私人资本的投资是来自银行的话，那么，非理性的投资肯定会让银行对这方面贷款进行调整，政府的报告会有参考性，但银行还是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比如有些投资是有收益的，那肯定不会调整。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政府最有效的调控手段是利率和汇率，当然，要非常慎重使用调控工具。我觉得更多地还是要让市场自己去调控。

　　开放劳动力市场
　　《21世纪》：那么，对于各地人力资本发展不均等问题，你有什么可供的解决方法呢？
　　海克曼：两点建议，第一是开放劳动力市场；第二是加大培训，更多的是后天的技术培训。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劳动力资本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村劳动力往城镇转移应该不受限制，而这种转移是由市场本身来调剂的，到哪里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培训，劳动力就会流向哪里，而同时，这些劳动力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又会不断继续培训，这样循环，差距可以慢慢调整过来。
　　技术培训一方面要有赖于政府的资助，政府应该设有专门的预算。但同时，更要引入私人资本，实行市场化的操作，而且，私人资本有更好的激励约束机制。
　　《21世纪》：中国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而成为“世界工厂”，吸引了很多制造业和加工业，但是最近两年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开始缺乏，并已经不是一个局部现象，已经引起了政府很多部门的重视。你怎么看这种现象？怎样改善呢？
　　海克曼：那首先要看这个问题的面有多广，范围有多大。我认为，中国正在从绝对的低成本劳动力市场走向一个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以前大家认为只要从事一些简单的操作技术就行了，认为高级技术操作只适合发达国家，但现在很多高端的研发和生产都在往中国转移，高级技术职位越来越多，而以前劳动力市场没有在这方面有所积累，所以出现了供需缺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曾经出现过，不过，现在美国的情况却是供大于求了。中国在加强对高级技术工人培训的同时，也要防止这种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