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都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已有42年历史。每年都有个宏大主题。它是一个精密的“议程设置“工程，用来测试该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的脉搏和体温。
　　今年的主题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转型：寻找新模式)。对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这类主题很熟悉，是老生常谈，甚至有时空穿越的错觉。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30多年中，改革、转型和新模式这些用语，几乎独用于中国、越南以及前苏联、东欧一党威权国家向市场经济的演革过程，但很少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后，中国由复出的务实派领导人邓小平主政，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对转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异，但它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我们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或前提：彼岸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实践，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已成型完备，进入长期的稳定。
　　这次看到达沃斯会议手册上“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之后，面对欧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达沃斯论坛——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信奉者和推进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长达五天的议程，有近300个分会场的讨论和活动。头天清早，第一场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我赶去旁听时，过道上已站满了人。
　　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 开场伊始，他对在座的几百位代表做了一个举手民调。结果发现，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五人嘉宾阵容，颇有象征意味：澳大利亚人巴罗(Sharan Burrow)，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全球工会联盟（ITUC）的总干事长，国际工运最高领导人；金融界领军人物、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首席执行官莫尼汉(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让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凯雷(Carlyle)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电信集团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总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宾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工会劳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学界的，跨国服务业的。
　　达沃斯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但崇尚多元，也不惧争议。它每年都邀请不少工会领袖出席，80年代还曾邀请与铁娘子撒切尔斗法的英国煤炭工会领袖斯卡基尔(Arther Scargill)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斯卡基尔宣告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罗女士率先亮明劳工阶层观点。她说，富人避税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游戏。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本主义已失去方向；公司拥有有过多权力；金融业正将你致于死地。
　　“资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驳：“资本主义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向往的制度。它创造了财富，机会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和理念没有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用？”（这段话令我想起，中国80年代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出现过同样的逻辑——共产主义理论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实施。）
　　巴罗抢过话头，再度抨击。她说，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拉大，显示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失效。“商业界已经失落了道德的罗盘。我们必须重新设计模式。我们必须重新启动。制止贪婪。除非雇主，工人和政府坐下谈判，这个制度将继续走向失败。”
　　私募基金经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近来遭到批评，被指责交税太少，低于一般中产阶级的税率。针对富人避税的指责，美洲银行总裁莫尼汉听后觉得坐不下去，作了辩护：“世界上没有人想多加税，除了巴菲特先生。罗姆尼只是按章办事，交应交的税款。如果大家不满意，可以提出来，要求修改法律，让他们多交税。”
　　鲁宾斯坦则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资本主义，一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中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国家自本主义。至少少目前看，中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效率。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改良自己，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最后胜出！”
　　印度裔的美国教授让江，在讨论中思维最为慎密。他提醒大家，收入差距的加大，大体上是因为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的提高。其实，寻租行为在高收入群体中也很有限。对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说：“只要贫穷国家在经济上能赶上发达国家和它们的产业，国家资本主义就不会成功。两种资本主义都有其局限。但西方有一个强项，就是创新。以前，资本主义的日子比现在好过，是因为需求就在家门口，现在则要创造全球的需求。”

　　他还谈到，财富分配是个大问题，主要集中在富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增长已放缓，低于预期。而这些国家的公众对生活水准的高预期，是超前消费，是国家能力所不及。
　　当下，欧洲一些国家就业惨淡。西班牙和希腊等国，失业率高达30%至40%，失业的多半是年轻人。巴罗女士说，她是全球劳工的领导人，她要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剥削的就业环境，企业要在全球各地创造就业机会，不要用一个地方的就业来牺牲其它地方的就业。她呼吁，公司须每年拿出2%至3%的年收入用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显然，莫尼汉觉得，进入新世纪才12年，关于主义的讨论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他说，假如把今天的讨论往前推100年，也就是1912年，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说，现在如果回顾一下，资本主义还是或多或少履行了它的承诺，无论是就业，财富还是社会理想。现在，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工作机会受到威胁，影响增长的风险加大，经济周期无法消除，加上贫富差距，这些都是制度的弱点。
　　佛瓦言在回应其它嘉宾对资本主义的反省时说：“我们不要过于怀旧，要向前看。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知道方向，我们也不知道方向。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面对新技术，24/7已经不够，要的是25/8。”
　　提问时间，一位代表激言：你们台上五位嘉宾，为何没有一个人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承担一些个人责任？
　　听完这场火药味的辩论，在场的一位FT资深同事感到很失望。他说，讨论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拥戴者，还是反对者，观点都过于模糊，谈得过于空泛，对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没有作基本的定义。
　　我的看法，倒是稍有不同。第一，资本主义碰到了百年来之大变局，必须改革。这个议题由大家戏称为“全球资本家俱乐部”的达沃斯提出，来自堡垒内部，用意良苦，是个很有价值的开端。
　　第二，嘉宾们未能找到一个彼此认同的剖析资本主义的思路，也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已很久没人就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价值发出如此的质疑了。
　　第三，过去30多年，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敏感问题一直用“不争论”来消解。但达沃斯无缘享受这种特权，因为绕不过去。这场不如人意的辩论，至少告诉我们，除了乔姆斯基这样孤独的永远的批判者，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得意者，正在启动反思。
　　资本主义正在生一场大毛病，但它并不需要退场。即便对它的批判者来说，它仍是不完美的制度竞赛的优胜者。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独特的时代：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将不再互为敌手，而是同时进入一个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在全球化的运行中，在资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动中，这两种制度的互动，到底会结成怎样的果子？ 尚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进入21世纪，现在轮到资本主义举起改革的旗帜，开始它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和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