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共识面临挑战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报道

就算没有别的贡献，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活动中为英语贡献了一个极好的新词：“虔诚的胡扯”(pious baloney)。上周在达沃斯期间，我每次看见世界经济论坛(WEF)的无处不在的标语：“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脑海里就会闪现出这个短语。

尽管看起来似乎令人震惊，但每年飞抵达沃斯的形形色色的银行家、商人、寡头和威权统治者并非主要由利他主义驱动。然而，今年达沃斯论坛却对不平等现象痛心疾首。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反应出道德上的不安，但实用主义是更重要的因素。对身着西装、脚穿雪靴的男士们来说，达沃斯实际上是全球化的节日——他们现在担心全球化可能在西方失去了市场。
欧盟前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体现出了这种情绪。他在一次午餐会上表示，政界人士需要说服人们相信，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仍然有益——即使在它们被指责为失业率上升和薪资停滞的罪魁祸首之际。在达沃斯论坛上，人们就如何做到这一点提出了许多建议：刺激欧洲增长，投资于教育，鼓励中国人和德国人加大消费。
然而，尽管上述言论随处可见，但上周关于这些主题的两场最重要的演讲，并不是在达沃斯发表的。这两场演讲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和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的竞选演讲。

人们有必要把这两篇演讲放在一起看。两人都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表示不满。两人都承诺对富人增税，并对中产阶级提供更多支持。两人都抨击了高级金融。奥朗德甚至将金融界称为无名ZF和“我真正的对手”。两人在演讲中都承诺让制造业将就业机会和工厂迁回国内——这是一个在达沃斯通常被视为不可能的想法。奥巴马表示，他制定的加强美国经济的蓝图“从美国制造业开始”。奥朗德则呼吁法国“再工业化”。
在提出鼓励制造商的积极措施的同时，奥巴马和奥朗德都强调了一些暗含保护主义色彩的措施。奥巴马承诺成立一个贸易执法部门，负责调查中国等国的“不公平贸易实践”。奥朗德谴责“不公平竞争”，并提议通过要求其他国家提高社会和环境标准（否则会面临关税惩罚）来予以矫正。
如果达沃斯论坛的代表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些演讲，那他们应该注意。达沃斯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全球化。然而现在，今年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两场选举的可能胜者，却对整个体系的关键要素提出疑问。奥朗德承诺要“面对全球化”，重新确立法兰西“共和国的主权”。
对于全球化和高级金融遭到猛烈抨击，在达沃斯最常见的解释强调金融危机后政治氛围的变化。如今，银行家的丰厚薪酬很难让人接受。亚洲蓬勃发展的同时，西方步履维艰。
但结构性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全球化在提振企业利润的同时，也创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劳动力资源池，使薪资受到限制，从而加剧了西方的不平等。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增长强劲，信贷环境也很宽松），中产阶级能够通过大举借贷分享增长带来的益处，而穷人也可通过慷慨的社会支出得到保护。但如今，面对信贷紧缩和削减福利预算的压力，这些调整机制薄弱得多。

达沃斯的共识是：欧洲需要更多“结构性改革”来平衡预算并刺激增长。在有必要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提高退休年龄几乎总是位列其中。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达沃斯的一次演讲中，强调了实行财政紧缩和经济自由化的必要性。她对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给予高度赞扬，后者致力于削减退休金成本。

然而奥朗德对这一共识不买账。他承诺将把法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调回至60岁，这将逆转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总统对福利制度进行的为数不多的重大改革之一。假若奥朗德想找到与自己有共同语言的人，他应该把目光投向大西洋彼岸，而不是莱茵河对岸。奥巴马也正试图通过扩大医疗福利来加强社会安全网。
不应忘记：奥朗德和奥巴马都在竞选总统。奥巴马强调将对富人增税，这对他是有利的，因为他可能面对的竞选对手是一位实际税率不到15%的百万富翁。奥朗德向激进左翼的转向或许是一种策略，即吸引各极左小党的选票，确保他进入大选第二轮。
但是言论是有后果的。如果下届法国和美国总统凭借矛头指向中国制造商和西方银行家的竞选纲领上台，这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政策中得到体现。

在上周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尽管各方纷纷谈论着不平等以及彰显全球化益处的必要性，但从我听到的言论中，几乎没有什么说明“达沃斯人”拿得出好办法来抵挡民粹主义的攻击。“结构性改革”加上财政紧缩以及更好的就业培训能够解决问题，这种构想简直是“虔诚的胡扯”。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