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超级富豪们一直很低调，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财产有多少，势力范围有多大，妻妾有几多。用《亚洲教父》一书作者、《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乔·史塔威尔的话来说，这些人无须为赢得市场而竞争，只要赢得特许经营权就行了，而且他们的股东向来都是被动的，所以亚洲教父们很隐秘。该书深刻剖析了这些教父的重要特性。
　　作者史塔威尔发现这些超级富豪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他们大都不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第二，他们较有兴趣的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容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香港一直是事实上的卡特尔的混合产物。比如房地产领域，55%以上的新私人住宅来自于4个开发商。还有超市和药店，李嘉诚的百佳连锁超市和香港怡和集团的惠康超市约占百货贸易的70%，李嘉诚旗下的屈臣氏集团和怡和控股的万宁公司也几乎占了药材销售的70%……
　　
东南亚这种发展模式，和战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济改革、保持商业竞争，进而形成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的模式大为不同。非常明显，从经济成长及社会发展观点看，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走的才是正途。
　　
隐秘世界中聚集的巨额财富，导致了亚洲教父们的不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表现之一是他们喜欢用博士头衔、爵士勋章来武装自己。没有安全感的另一表现是他们热衷于体现自身的“中国性”，随着中国再次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这一现象尤为明显。1967年，李光耀在美国时说：“就像肯尼迪总统不再是爱尔兰人一样，我不再是华人了。”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加坡的逐渐繁荣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李光耀越来越致力于从儒家文化和亚洲价值论方面来解释他治理这个小国家的成功。
　　
史塔威尔认为，亚洲教父们成功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世界性，就是他们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工作的能力，但他们自己却喜欢用单一文化来解释他们的成功。
　　
本书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对“教父”们标榜的“出身寒门”的回应。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夸张。李嘉诚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香港。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李嘉诚的事业得以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他娶了那位有钱舅舅的女儿；霍英东尽管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工薪阶层家庭，但他获得了英国ZF奖学金，进入了一个精英学校；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进入了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
　　
史塔威尔曾就此类话题请教过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王教授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
　　
对大多数教父生活节俭这类话题，作者也进行了全面的资料补充。《亚洲教父》引述香港一位资深投行家的话说：“性贪婪与文化有关，他们的妻子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这使他们与西方的亿万富翁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