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高管“外派”忙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拉胡尔•雅各布

通用电气(GE)去年将非美国业务总部，设在了香港市中心一栋办公楼的33层。这间办公室的大门非常低调，一不小心就会走过，装修十分雅致，但人却不多。如此不事张扬，似乎与这家营收高达1470亿美元的美国集团总部的身份不相称。

通用电气副董事长约翰•赖斯(John Rice)对这个没有几个人的小办公室有个简单的解释。“我不希望又增加一大批管理层，”他说，“最多差不多就是你现在所见到的这样了。”赖斯将远赴距离美国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Fairfield)总部半个地球之遥的香港、担任GE全球业务负责人的消息刚刚宣布时，曾引起轩然大波。
实际上，我在那里所见到的就是几间总共只有25名员工办公的办公室，包括GE全球业务首席财务官(CFO)、高级人力资源官和一些法务经理。
在业务范围从飞机发动机、燃气涡轮发动机、能源设备到医疗设备无所不包的GE，赖斯已呆了34年。他解释说，在香港（而不在中国内地）设立全球业务总部，有几个好处。GE在中国内地有1.5万名员工，而在香港的员工人数很少。亚洲员工对等级关系往往更加敏感，如果在中国内地GE现有的机构之上增加一个庞大的全球管理层队伍，可能会分散精力。“我们的客户从我们的飞机发动机业务部购买发动机，”赖斯说，“而我的任务就是让流程更高效……更透明。”

管理界历来信奉“着眼全球、脚踏实地”(think global, act local)。但困难在于，顶层的思考必然是在欧洲和美国的总部内进行的。20多年前，中国和印度开放经济，GE是最先在这两个国家高调开设业务的美国跨国公司之一。即便如此，到2011年初，GE的650名高管中仍有逾三分之二常驻美国东部。
从2011年初至今，GE高管中常驻亚洲、拉美和中东地区的人数累计增加了40人。GE或许是在另辟蹊径，但它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企业。去年，英特尔(Intel)的马宏升（Sean Maloney，外界普遍认为他可能升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离开英特尔加州总部，调到了北京。在升任首席执行官之前不可避免的公司博弈中，马宏升此举是步险棋，也凸显出他本人的勇气。在学习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同时，马宏升还在重新学习说话——2010年的那次中风，令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一小部分跨国公司正在将其顶层管理者派往千里之外的市场，这种趋势可谓姗姗来迟。近10年前，《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曾发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企业帝国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Corporate Imperialism)，其中就预测过这种情况。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已故学者C.K.•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在文章中写道：“要在新兴市场取得成功，必须大举创新、大规模调整资源配置，而这将不可避免地促使跨国公司内部情况发生改变。”
安理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负责人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去年年末离开位于伦敦的总部，前往亚洲和中东，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去了11个城市，行程10万公里。他所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与官员搞好关系十分重要。他表示：“在亚洲，企业与ZF的联系更为紧密。”
莫利的整个行程以新加坡为大本营，这让他发现了一件事：新加坡已成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尽管安理在新加坡已有65名律师，但在莫利

顶层管理者的一大部分固定工作内容就是设定此类战略目标，但赖斯和莫利都已发现，细节也十分重要。莫利熟练地利用安理的跨国优势，与澳大利亚驻新德里大使馆和英国驻日本大使馆合作，组织了一些旨在促进贸易和跨境投资的晚餐会，但晚餐会同时也有一项实实在在的好处：那就是能借大使馆的威望好好招待安理的客户们。

赖斯亚洲行的收获之一是，他摒弃了“中印度”(Chindia)这个不恰当的用词，甚至也不再说“新兴市场”，而改用“上升市场”这个词。这个词听上去像是乏味的套话，好像只是企业为了谋求政治正确而造出来的，但这个词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些蕴含丰富自然资源国家也包括了进来，GE在这些国家的业务一直增长强劲，因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对能源和矿产需求旺盛。
GE石油和天然气业务部1月底获得了一笔10亿美元的订单，为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提供天然气涡轮机、压缩机和海上生产设备。在获得订单的次日，赖斯表示：“不把定义弄准确，你就无法将资源配置到需要的地方。”
赖斯没有纠结于担忧阿拉伯之春后企业面临的风险加大，他辩称，突尼斯、也门和埃及的民变显示，在当今这样一个电视新闻和社交媒体全天无休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衡量生活差距的标准”。他辩称，GE会从中受益，因为发展中世界基础设施水平普遍落后，而GE的业务涉及一些帮助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的行业。“你不觉得当人们面对（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并表示说‘我们的生活改变得不够快’时，”赖斯说道，“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以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发挥一些作用吗？。”

这种观点或许没错，但它低估了一种风险：印度、非洲等地的政客们，可能把电厂和飞机航线建设和运营的私有化搞砸，进而导致GE所押注的那些行业增长放缓。不过，GE去年在科威特、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创下了逾1亿美元的营收。GE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上月底就呆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
但尽管GE工业业务在海外获得了巨额订单，但投资者对GE全球业务部却不太关注。在GE上月发布第四季度季报之后、伊梅尔特和GE首席财务官面向分析师们召开的会议上，大部分问题围绕着一度陷入困境、之后取得优异业绩的通用电气金融(GE Capital)。GE下月初将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让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们了解其全球业务。
将顶级管理者派驻一些快速增长的市场，是一种不错的战略，但股市想要知道的是：这是否能够真正提升公司的利润？
译者/吴蔚

此行的推动下，安理决定与新加坡一家主要律师事务所展开初步的合作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