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教授：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并非一帆风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也碰到过。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太理想，人笨，记忆力不太好，基础也比较差。大学时代自学数学分析收益很大，让人逻辑思维严谨。1979年我以高分达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录取线，但后来认为我无组织纪律学校取消我了的研究生资格，这对我打击非常大，简直是晴天霹雳，顿时觉得天昏地暗。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是76届的工农兵学员，那时已经知道如果不把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的话，将永远抬不起头来。我自己就反复地思考。

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想得开，一定要阳光。我经常发现许多学生与社会不入，不与老师和同学沟通，遇到困难就忧郁沉闷，一旦想不开就会走极端。其实，人生中许多当时你认为不可解决的事情，不久回过头来看看，会觉得根本没有什么了大不了的。这一点一旦想通了，以后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我当时就想，在哪个地方跌倒了，就在哪个地方爬起来。只有继续坚持，凭着一股狠劲，一股毅力，保持坚定的信念，脚踏实地去做事做人，就会得到回报。学校今年取消了我的研究生资格，来年就再考上来给大家看看，最终如愿了。

近的来说，我在财大的工作也遇到过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刚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工作时，有段时间确实非常低沉，感觉工作很难开展起来，困难重重，怕完不成在就职演说中向众人许诺的许多事情，失信于大众，但这种低沉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尽管我来财大之前，预料到会有许多困难和问题，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是有备而来的。但工作了几个月后，还是有许多地方出乎意料。我当时很困惑：为什么在国内想做点事这么难？为什么做的是实事还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也很难实现，没有钱，没有资源。明明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为什么还有人反对？人们的各种想法都有，人际关系很难处理，真心愿意花时间帮你的人很少，还有人不断给你捣乱，认为你占了他的位子，抢了他的风头。在接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和推行改革之初，我听说，也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上看到， 99%的人认为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改革不可能成功，因为我不是全部时间在财大，加上外部阻力大，思想惯性、习惯势力大，没有资金，改革没有可持续性等等。一个重要的担心是我怎样才能把海外优秀人才招回来呢？并且在改革过程中很多人的理念和你不一样，更有甚者还给你拆台。当时我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思想上也曾有过动摇：我这是何苦呢？在我的研究领域我已经不缺名也不差利，而且为了上财的改革我个人的股票也不能做了，也没有时间上课赚钱，个人经济上的损失非常大，也非常辛苦。

但是，我反过来就想，困难是暂时的，我要坚持下去，只要努力，我就不相信自己做不成。我来上海财经大学不是一时的冲动，是经过充分的考虑和充分的选择。尽管其他地方也请我，但我和上海财经大学的校领导和学校一些青年老师交谈了之后，我觉得这里是可以做成事情的地方。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后，我练就了一项本领：和一个人聊上十几分钟，我基本能知道这个人是怎样性格的人，是不是我的朋友，是不是我今后的工作合作伙伴。为了打开局面，我找了谈敏校长，希望给我一百万启动资金，象国外的院长系主任上任，总会要有一定的启动资金。在谈校长的大力支持和多方动员下，学校批给我这笔启动资金，这对我早期开展工作帮助很大，也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同时，我也向谈校长和其他校领导汇报了引进人才的设想，经济学院想三年内引进30名海外优秀人才，每年10名的计划，结果也得到了谈校长和主管人事的周仲飞副校长以及学校其他领导的支持和批准，所需资金也在谈校长的斡旋下通过学校解决大部分和与学校MBA学院联合聘任的合作的方式在学校内部得到了解决。外面许多人以为财大经济学院的改革没有可持续性，没有中央部委的资金支持，就会走不下去，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前面谈到的，在拿到中央部委资金支持之前，资金的问题已基本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其实，一个学校只要真正想去做，即使引进100名海外人才，平均成本一年30万，一年3000万，难道以一校之力，每年还拿不出来这些钱？西南财大的封书记和王校长就告诉我，他们就打算这样做,并且在去年招人启动较晚的情况下，在甘犁教授巨大努力下，一举从海外招到了9个全职教师。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学校领导的眼光和魄力，即是否下决心真正支持。我非常幸运，在财大遇到了谈敏校长，一个非常有眼光、有魄力的好校长。这两年多下来，我们的工作基本上走出了困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各项改革工作正在全方位、多层次地往纵深推进，也得到了校领导的全力支持，得到了校内外广大学子的理解、鼓励和支持，我也在校内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和朋友。现在，我们经济学院有一个非常团结、理念一致、人品正派、高效率的核心院领导班子，如院党委书记程霖教授，院常务副院长胡永刚教授，还有那些做事举轻若重的得力干将，如新引进的海归教师龚关副院长和谭继军院长助理等人，我们还有与国际接轨，按公司化管理的的高效率行政管理人员队伍，我们的许多改革措施正在逐步落实，经济学院两年内引进了20名优秀的海归人才，不少人的研究成果已在知名国际期刊上发表或已被接受即将发表，今年我们还将继续引进10名海外优秀人才。

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些消沉，能够理解，但重要的是在关键的时候要把握住即使只有1%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只要你自己付出了全部努力，不论结果如何，何成事也很难实施，你都不会后悔，无论是工作、感情还是事业都应该如此。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我注意到您在上海财经大学，从国外引进的都是刚刚博士毕业的经济学人，而不是像清华北大那样引进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您这样做有什么长远的打算么？

田教授：我当然也希望用每人七八十万年薪一下子引进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但一切都有约束条件。我们手头的资金并不那么充裕，要考虑到可持续性，有足够的资金作长远打算，即使在新的资金完全不到位的情况下也要能坚持5－8年。另外，美国大学引进人才，一般也是从Assistant Professor开始的，很少引进Senior faculty，因为后者成本比较高。同时我也在想，能否在中国的土地上做这样一件事：为那些热衷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年轻学者提供一个好的教学科研环境，虽然他们的薪酬相对国外比较少，但我们提供的环境可以让他们能像在北美研究型大学的Assistant Professor那样去做。我觉得我们的Assistant Professor的素质和北美的差别不大，在国内完全可以按国际学术标准做出成绩来。当然我也很想努力地招几个更加Senior 的回来，现在我们已经有三个副教授：像陈庆池，他是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的博士；还有龚关和郑旭。一般的或不好的我们都不想要，因为一旦招了一个Full Professor 回来，就意味着这个人代表我们今后所招教授的标准。既然招不到一个高水平的人作为一个较高的、合适的标尺，我还不如不招，因为这关系到参照系的问题。

另外我也发现很多学校有个共同的教训：当一些海归人员零零碎碎地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很快就会被同化，沦落为忙于找课题、校外教课赚钱，无暇做研究。我希望能有一批新鲜的血液输入，一批新海归教师一次性地引进，让我管理，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凝聚效应。就像建三峡水电站对长江截流一样，要一下子丢进一块块几十吨的石头才能有效截流。我现在就是要有一个规模，十个、二十个、三十个新海归教师地引进，一下子就组成了一个团队，形成了规模。虽然我们引进了年轻人，但从更广的层面来说，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也有不比任何学校少的资深教授，比如说我们的黄明教授，在Stanford当过副教授，现在是康乃尔大学金融系的终身教授，美国《经济评论》的副主编，现在是上财金融学院的院长；我们有谭国富教授，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授，现在是上财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我们有艾春荣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授，现在是上财统计学系的系主任。我们还有张欣教授，美国托立多大学的终身教授，现在是上财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当然还有我。他们在自己各自的学术领域里面都非常拔尖。所以，财大经济学方面具有海归背景的师资队伍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些海归院长在美国呆了一二十年，有广泛的学术和人际关系，非常清楚如何进行管理、学科建设以及培养年轻教授。这些可以像师傅带徒弟那样培养我们的年轻教授，我想我们会成功的。另外，我们也正在将中欧国际商学院的资深教授聘为我们的博导兼职教授，和我们的海归教师一起带我们的博士生，和海归教师一起做研究，通过这种方式也会减缓我们资深教授不多的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Tenure System引进过来。我们在财大所采用的改革方式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缩影，它只能是渐进式，分阶段，分类型地进行。我们不是像前几年北大那样针对全校教师，结果引起了巨大地反弹，我们教师的考核和管理实行的是双轨制，Tenure System目前只针对新引进的海归教师。这样做，会大大减少阻力。按北美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和要求，对海归老师有Annual Review,每年由院长亲自对所有海归教师写评议信，包括科研、教学、服务方面的；三年后有中期考核；六年后有终考，决定是否给tenure，也就是国外的终身教职。为了适合中国的国情，符合汉语的切实含意，也为了减少阻力，我们将其翻译成常任教职，常任教师的职位直到退休都是有保障的。常任教职就是为了给教师一个安定的教学和研究环境，在不违背国家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的前提下，给教师更多学术上的自由空间。上海财经大学引进了这么一批年轻人，以后还要继续这样做。只要慢慢把中国海归学者的市场运作起来，即使今后他们想去北大清华也没关系，或者我们不想续聘的也可改去其他学校，慢慢地就会形成一个Job Market。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改革总是要破旧立新，那么您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田教授：做一件事情，一定要符合当地国情民风才能成功，而不只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作为上海财经大学下面的一个学院院长，我必须也应该服从领导，所以有什么想法和改革措施，往往首先需要与学校沟通，得到学校的批准和同意。无论同意与否，我们作为下级，当然得服从上级。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做任何事情都会碰到许多困难和问题，但事在人为。这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到任何一个地方，见到任何一个人，一定要善于沟通，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这也是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结论。就像《孙子兵法》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肯定干不成事情。首先通过沟通首先消除误解误会，然后尽可能达到理念上的一致，即使不能，至少也建立了个人关系，即使理念不同，别人也可能放你一马。我这个人很愿意坦诚地去和别人交流，人只有坦诚，办事的交易成本才可能变小。你会发现，狡猾的人长期与人打交道，最终的收益肯定是小的。因此，要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考虑问题。我对人处事是这样：如果某个人说话做事很诚实，我就愿意和他打交道，再加上做事认真，执着，有效率，我就愿意重用他，培养他。但是如果是那种既不愿意做事又想得利、做事斤斤计较的人，我宁可少与他来往。我一生中结交了很多朋友，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很快就会有一批朋友。我个人说话坦率，非常直接，别人也愿意和我来往。就像我和同事们经常说的：“你这个人好，我也当着你说；你这个人不好，我也当着你说，但是过去的就过去了。”每个人都会犯错误，都有缺点，要学会去宽容别人。但做事情一定要有选择，有些事情是不可为的，有些事情经过努力可能是可为的。有些事情别人认为是不可为的，你认为是可为的，就不妨多咨询几个人，自己深思熟虑后再作决定。

我觉得，即使大多数人都担心的事情，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也许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就是个生动的例子。有人说，田国强一年只在财大待三四个月，肯定干不好，因为一个学院你不可能每年只管三四个月。但只要你能想出好的办法和制度安排，就能解决问题。我经常在财大说，在上海财经大学的11个院长系主任里面，我可能是最了解院内情况的一位院长。其实，说出来大家就明白，做起来也很容易的。比如说我要求我们所有院领导参加学校会议都要写会议纪要。以前我们院干部各管各的一块，开完会都不大与其他院干部交流，各自为政，这样的领导班子就比较松散，没有全局和整体意识。现在各自掌握的信息都在院领导间公开分享，信息对称了，即使你不分管某一块，也知道这一块在做什么事情。另外，我们建立了行政人员的每周总结汇报制度，效果非常好，我对学院发生或要办的事非常了解，现在就连学生打架，害病我也会很快知道，大大地提高了处理好事情的效率。其实，我们的行管人员大多也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当领导了解下属所做得工作的同时，下属也乐意让领导了解他的工作绩效，有利于他们的提职、提薪。表现好的、工作认真负责的，就有机会让领导了解，从而有可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和重用。我经常对我们的行管人员说：“我以前不大了解你们工作的细节，现在我比较了解你们的工作，你们确实很辛苦，通过汇报制度，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听了也很高兴。这样的汇报制度建立了一个沟通的渠道，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积极上进，同时偷懒的人也被暴露出来，所以信息对称是件很好的事情。同时，由于现代通讯的发达，通过打电话、发电子邮寄的方式可随时与财大的人联系。为了方便相互间的联系，我在美国申请了包月的国际长途电话服务，有什么事情，国内人无论是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免费打电话给我。总之，事在人为，只要你动脑筋，办法总比困难多，地域差距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只要充分地相信别人，让每个人各司其责，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把事情做起来。很多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只要肯动脑筋，至少可以达到一个帕雷托改进。谈到这里，我确实感到了我们谈敏校长的英明，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谈校长时，他对我说的一番话，我们找一个院长来，不是想要他早起晚归在学校坐班，而无所作为的院长，那又有什么用呢？而是想找一个即使不能常年呆在这里，但也能将学院工作搞上去的院长。简短的一番话，谈出了思想和气魄，体现了对我的信任和期望，让我深受感动，真有一见如故，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这是一个干事的地方，使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当好这个经济学院的院长，不让谈校长看错我这个人，不让他和其他校领导失望。

现在上海财经大学在体制内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单独地建立一个研究院，学院或一个中心去做是相对容易的，但这样做有没有普遍意义呢？有没有示范性呢？如何尽快带动所有的院系呢？如果上海财经大学的改革做好了，成功了，说不定就会让更多的学校受到启发，从中受益。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外面都不见得非常了解。我们许多改革措施都是从根本制度建设方面抓起，从制度上来规范它。为了尽快尽可能实现我们的改革目标，我们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高起点的系统改革工程。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六大措施，核心内容是：打造一流师资、加强学术研究、全方位教学改革、狠抓学风教风、严化教师考核、规范行政管理。详细介绍可以登录我们经济学院的网站上找到。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制度创新的，如果简简单单地把美国的Tenure System拿来也是不行的，因为很多地方都不一样。比如说在美国大学学院下面的系是一个实体，在国内大学学院下面的系基本上是虚体，因此教师的考核、评审的程序也须作相应变动。我们经济学院通过教学改革后，从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的培养，从招生到培养模式，都进行了改革，学术腐败现象大大减少，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比如博士生招生，是按大专业统一报考，进来之后再实行双向选择，学生选导师，导师也选学生。再比如改革后的硕士生招生就像高考一样。以前报考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经济系的硕士可能350分就录取了，而报考西方经济学的390分也很难，这样的录取方式对学生既不公平，学院也没有效率。若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去，那政经专业就的生源质量就得不到保证，甚至有垮掉的可能。政经系毕业的很多学生今后可能会当领导，若不能保证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政经专业，那怎么保证这些人的领导能力？改革后是让考生统一报考经济学院，考完之后我们按照1:1.2的比例进行复试，然后根据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和服从分配来录取，这样可以大大缩小原有专业间的巨大考分差距。

为了扩大受益范围，使我们的“经济学创新平台”不仅让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受益，也要让其他学校受益，我们准备明年7月份举办“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这个进修班不是短短的几天，不是像清华、北大、厦门大学那样，就开三天的讲座，而是完整地开设如下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Ⅰ、高级宏观经济学Ⅰ、高级计量经济学Ⅰ、经济数学等四门课，每门课程48个学时。我们要对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课程一门一门课地培训，每年都有坚持下去。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院按北美一流大学课程标准设置的“硕博连读”的完整课程。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您一直很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能请您谈谈对目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看法么？在推进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田教授：我一直非常关心“三农问题”，从98年我就开始建议，应该把农业税免掉。今年1月份，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终于被免掉了。为什么我要强调“三农问题”？为什么我总是要强调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其实，这也有理论作为指导，也就是我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这篇文章里所讲的。现代微观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公正定理：尽可能地给每个人一个公正的起点，让每个人初始秉赋的价值一样，然后通过市场机制去运作，从理论上讲最后就能保证既公正又有效率的结果。为什么不少农民的小孩不能去学校上学？因为有些农民实在是太穷了，我们应该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从明年开始的在农村减免学杂费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在太贫穷的地区能否考虑将书本费都减免掉？即使办教育，也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对那些贫穷落后的地方，要采取特殊政策，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对不同阶层的人，国家应该不同程度地减免教育费用，让更多的人受益。对于新农村运动的详细细节，我了解得不多，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认为这至少是个Parato改进。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的内容需要深入探讨，特别是根本上的土地制度问题。我们上海财经大学正在打造的高等研究院里有10-15个中心，其中一个重要的中心就是数据调研中心，将作为高等研究院其他所有中心的枢纽和支撑点。我们也很愿意和国家统计局合作，利用他们的调研网，先把数据统计上来，看看农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教育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农村的教育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小孩的就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既有定性也有定量的分析。所以我现在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通过“经济学创新平台”项目，进行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与国际接轨，同时通过高等研究院的建设，研究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并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才能够做出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所以，我们对高等研究院的定位，对研究中国问题的方式方法是，以准确的数据为依据，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手段，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量与定性并举，发挥群体作业的规模优势，来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长远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和当前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最终将高等研究院打造成国家政策研究的基地。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您觉得中国的金融业如何能在开放的环境中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还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田教授：最近，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和王一江教授合作过，研究引进外资银行战略投资者的重要性。我们的一些建议也可能影响了当前银行改革政策。从07年开始，人民币业务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现在通过引入外资银行引入了竞争机制。我认为，当前的金融改革正在形成良性循环，最重要的当然是制度方面的改革。简简单单改变制度安排很容易，但是制度安排是制度环境的一个函数，也就是说制度安排是取决于制度环境的，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要逐步地改变制度环境，金融改革怎么样使制度环境发生变化，这从短期来讲是外生的，但从长期而言是内生的，是演进的，是转型的。这一方面还有很多研究可以做。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您的研究主要是激励机制设计理论，我想这是中国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您的理论一定可以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实际当中去。除了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您的理论研究中是否会涉及类似的问题？

田教授：是的，我曾经也研究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90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文章来反驳王绍光、胡鞍刚关于分权改革过度、应重新加强中央集权的观点。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委托代理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设计一个有激励相容的机制。激励相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一个经济制度安排运行良好的必要条件。因为只要存在一个人以上，就存在利益冲突，每一个的利益目标都不一样，这就涉及到进一步的协调。协调可以通过强迫、命令的方式去进行，但还有一种方式，它是凭借激励相容的方式去实现，让别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如果一个人是心甘情愿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这就是一种激励相容，就是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大家自动协调。激励机制设计终归是形成一种游戏规则，是制度的设计，它的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产生一种协调性、相容性。

当前，我更关心的是和谐社会与市场化的改革的一致性问题。很多人提到和谐社会，竟然把它与市场化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的一篇文章就论证，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来完成，而不是反对市场化改革。一味地强调平等来得到的和谐不是真正的和谐，只会造成更大的贫穷。另外，我现在关心的是幸福经济学，即人们的幸福程度。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就是既要追求物质，又要追求非物质的东西，有一个平衡的发展。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不一定能保证国民幸福感的持续增加。我在一个模型里说明，一味地追求GDP，人们的幸福度会下降，我们经济学家应该关注和谐社会的营造。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我想全世界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田教授：首先我觉得中国经济制度转型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特别是中短期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有可能在今后十年中保持接近9%的增长速度。制度的环境不断改善，效益得以不断提高。但从长远来说，中国还有一些很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教育的问题，真正的义务教育要实现。即使2007元月一号开始，一些贫困地区免去学杂费，但是还不够，还应该加大力度，义务教育最好从九年延长到十二年，给青少年一个真正的、基本的国民素质教育。这块如果跟不上，中国的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会受到影响。我能理解，要求中央领导在一、两届任期内来完成这件事情很难，因为任期短，他们考虑到的可能只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那么怎样解决这个困境呢？那就是用民主法治的方式。那些长远的问题很可能要通过民主法治来解决，用法律的方式制定下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应是法制国家，那么怎样才能使民主法治发挥它的深层作用？我认为关键在于中国的政策能不能广泛地征求民意，并用它来约束政府行为，这很重要，还需要一段时间，一个阶段。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低效率的开采，破坏性的经济发展，这都是不和谐的表现。和谐社会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保护还要加大力度，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美国开始也是拼命地发展，因为需要原始积累，但是后果挺严重。回过头来治理污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些方面都涉及到重大战略性问题，我们学者须继续研究，要多关注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战略性、方略性问题的研究。

后记：在采访的最后，田教授仍然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他在上海财大推行的教育改革。我们从他的谈话，感受到的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殷殷期待，是一位现代教育的改革者在经济学教育实践中的自信和魄力。我们相信他会沿着自己的路继续走下去，并衷心地祝福他的改革事业能给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带来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