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田野丛书

[丛书]到现场去重新认识历史 　　□孙明 　　社会史及历史人类学是当代中国“新史学”的主要部分，这一向度的历史研究曾因无根基的晦涩令人望而止步，但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历史·田野丛书”，或许既意味着这种历史研究的成熟，也使得探讨其大众接受成为可能。我相信，不久会有相当数量的对这套丛书的学术评论，作为“报章体”，本文主要从大众的历史阅读方面说几句闲话。 　　田野是一种眼光和方法 　　历史学的田野研究导源于社会史。社会史究竟是历史的社会部分，还是社会眼光下的历史，今天的聚讼在新史学肇始者梁启超、曾鲲化、李大钊那里本不是问题：“把历史与社会打成一气，看做一个整个的；不容以一部分遗其全体或散其全体。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但三十年断裂的幼稚加上误解西潮之后，复兴的社会史是经过漫长的“田野”之路走向重新认知历史的起点的。 　　根据人类学家的定义，“田野工作就是在一个社区中从事周密的、长期的人类学调查研究”，即亲身参与、体验当地的语言和制度，就像1898年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要远赴托雷斯海峡开启现代学术意义的田野研究方法一样。历史学的田野研究当然无法回到过去的社区而与古人对话，它只能做到从书斋走向历史现场，但就这一小步，也足够有心者走出“摇椅上的玄思”，唤醒默默栖伏的生命。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田野研究是难得的触景和移情的过程。陈寅恪认为史家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可见回到历史现场之重要。司马迁曾到长沙屈原自沉的江边“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到鲁国参观孔子定下的庙堂车服礼器还恰巧遇到于孔宅习礼的学生，到故魏都大梁城的废墟作采访，吉本更站立于古罗马废墟之上发下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宏愿。我以为，对历史学家而言，心情和眼光最是第一位的，知识尚在其次，田野无疑能给人近距离的感受，从而触发重新认知历史的机关，《小历史与大历史》作者赵世瑜的感慨更为直接： 　　“我感受到了以前从未深刻感受到的东西，那就是历史的复杂多样、生动鲜活，只有你发现历史不是死的和教条化之时，你才可以成为历史学家。” 　　“进村找庙，进庙找碑”，似有贬义，却形象地说明了田野研究经由发现新资料而重新认知历史的独特作用，所谓历史的田野阅读，最直接的就是从实地调查中寻找与以往官方文书不同的历史资料。翻开“历史·田野丛书”，注释中触手可及的碑文、祠记、族谱、契约，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有访谈所得的口头故事、民俗谣谚，如果有幸再获得几本民间家藏记载史事的书籍，更不辜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苦心。其实，研究者如赵世瑜等无须过多辩解，在廿四史之外，能获得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已经是田野的恩赐。 　　这套书中的《木材之流动》一书，对清代清水江下游的木材砍伐与市场流动的研究就获得了这样的助益，民间唱本《争江记》记载了康雍乾尤其是嘉庆年间光棍争江、上庙商量、官府摆平的生动故事，锦屏县村民家藏的抄本《益我斯文》则更为难得地以状稿的形式留下了“小地方”因山林经济而生的恩怨。正是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发现了“在历史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人们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特别是要办成事时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规矩”，而这些资料在城市是找不到甚至想不到的。 　　怀着可能的希望，面对现场中朦朦胧胧的触动和丰富而芜杂的遗存残片，田野，只有当它转化为一种眼光、一种方法时，才真正谈得上重新认知历史。但从中国历史人类学新生后的实践来看，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颇为坎坷。 　　 　　小历史与大历史的互动 　　同社会史一样，历史的田野研究是最需要其他学科滋养的史学门类之一，正如社会史的早期提倡者、翻译鲁滨逊《新史学》的何炳松断言的：“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之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之真相。”跨学科研究是翅膀，也是引往泥潭的向导，最厉害的是它往往以科学、潮流等“先进”名义进行。这主要导致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迷信社会科学理论，使历史研究成为“向后看的社会学或人类学”，从而使得史料和历史沦为既有理论的注脚，兴起新一轮的“以论代史”热；二是迷信对“小问题”的探讨，回避传统政治史、文化史研究中的重大主题；三是迷信“小地方”和单纯的田野材料的说明力量，以“国家－(地方)社会”对立的二元观，根据区域社会研究简单否定宏观历史认识。这三点也是田野的历史研究在史学界尚处边缘的最重要原因。 　　这套“历史·田野丛书”似乎有正面作战的信心和勇气，丛书主编强调“要表达一种具有方向感的学术追求”，是近年学界少见的大口气。而这套主要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来的年轻人的著作，也确实谨慎周延地回答了问题。各书作者均将论述奠定于对材料的实事求是的认真分析之上，从而对既有的理论或研究经验作出思考与修订。 　　尤其是黄国信的《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一书，展示了“国计民生”所系的食盐专卖制度实是在各级官员、士绅、商人、百姓之间利益冲突、斗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多变、界限模糊而又内在一致，从而既赋予制度研究以灵活性，又使田野研究自然地处于正式制度的视域之内；关注历史的非常时刻与“平时”的暗流涌动之间的深刻关联是丛书另一大亮点，赵世瑜对浙江湖州双林镇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两个重大历史时刻表现的研究，揭示了长时段内社会协调机制的转型和新士绅群体的崛起，为我们再认识宏大叙事的近代历史发展动力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同时，除田野资料外，各书均大量参考正史政书和传世文集等材料，如《木材之流动》虽然立足清水江地区的社会问题，但不忘从《清实录》及国家、省一级官方档案中寻找线索，并广泛参考以华北、华南、山东等为对象的区域研究，从而使得宏观的历史视野成为可能。因为对南方区域的研究较多，丛书也呈现出对南方边远地区国家与地域社会复杂关系的集中探讨姿态。赵世瑜将其著作直名为《小历史与大历史》，但他已是成名的专家，为了说明年轻人的成长，我们还是以黄志繁所著《“贼”“民”之间》为例来看有机互动的小历史与大历史。 　　《“贼”“民”之间》的副标题是“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该书借助大量地方志、族谱、档案，重构了南宋至清初赣南山区的地方动乱图景，经过对六百年间“盐寇”、“虔寇”、“峒寇”、“畲贼”、“山贼”、“闽广流寇”唱罢复登场的梳理，竟然发现社会动乱远非“农民－地主”的阶级对立与冲突可以解释，而是土豪一类的地方社会支配力量领导的结果；动乱的原因也不仅赋税沉重、经济状况恶化那么简单，而是中央皇权的扩展与地方发展逻辑自保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态开发的变迁。随着军事征缴，王朝的教化不断深入，但正统内外的人群冲突随之而来，土著与流民形成争夺政治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两大集团，地方文化既受国家文化的形塑又与之相忤，在小历史的空间中，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场域互动逐渐展开。 　　这套丛书无一不显示作者以大历史观照小历史、以小历史反思大历史的匠心，胸中要有大历史，否则无法置喙，但也要真正相信小历史，否则重新认知将无从说起。立足田野，深入到小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历史不仅不是刻板的，也不完全是窃国者与窃钩者的，从皇宫恩怨、机关算尽中跳出来，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历史阅读是一件真正愉快而有收获的事情。写到这里，又莫名地想到沈从文《湘行散记》中的一段话： 　　“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 　　这是否小历史与大历史关系之一种呢？我们的田野的历史研究中，或许还可以作些这样的记载，以存一份别样的国民的真实。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