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刀和漫画
余彬
　　
　　新年伊始，看看又有什么海外新书进入我们的视界。
　　《期终考试》(Final　Exam，Alfred　A.Knopf，2007.1.9)的作者是专长于肝脏移植手术的华裔外科医生陈葆琳(Pauline　W.Chen音译)，这次，陈医生用她的手术刀在我们眼前划开了一个每个人都要经历，但没人愿意面对的世界———生命的最后时刻。
　　其实，在死亡面前，医生和我们一样束手无策。这位历经哈佛、西北大学、耶鲁及加大洛杉矶分校栽培的高材生从七岁那年开始就萌生了从医的愿望，多年的刻苦训练使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医生，她和一百多位同窗一样，视救死扶伤为“上帝的杰作”，这个以解除病人及亲友的痛苦为目的的职业在她眼里充满了理想色彩。然而，事实上，每天都要面对的死亡是这个职业无法摆脱的阴影，在这本书里，作者将自己置身于这场艰难的“期终考试”，以细致的笔触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交出了一份答卷。
　　现代医学训练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优秀的医生需要有充沛的同情心，但另一方面，训练有素的医生在感情上又不能过于投入，保持距离与漠然。正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难以取得，所以在医学院的教育体系中，临终关怀这一环是缺失的。当医生无计可施时，他会选择转身离去，将垂死的病人留给家属。而医生之间关于死亡的讨论限于事后正式的研讨会，旨在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陈医生在书中提及了一个调查问卷，其结果显示，四分之三的肿瘤科医生没有及时地告诉病人得了不治之症，近半数的医生不愿将坏消息传递给病人，在会诊的情况下，所有的医生都不愿做那只报忧的乌鸦。
　　既然死亡不可回避，那么在有生之年还是更多地寻找快乐吧！《当街起舞》(Dancing　in　the　Streets)是1月9日上架的又一本新书，作者巴巴拉·厄瑞里奇(Barbara　Ehrenreich)是一位资深记者和社会观察家，曾任《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并为多家知名杂志撰稿。在新作中，她解析的是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追求集体狂欢的本能。
　　在书中，作者从人类的进化和文化的进程中追述集体狂欢的源头，虽然自16世纪起，大规模的狂欢活动被欧洲人所鄙视，被认为是异族的，野蛮的，但事实上，作者指出，从古希腊的底俄尼希斯酒神崇拜到中世纪的基督教集会中可以看出，欧洲人的血脉里也流淌着狂欢的欲望，但后来，教会成员将这种庆典活动从教堂里赶到了大街上，从而引发了观念上的巨变：新教徒将嘉年华视为犯罪；欧洲殖民者封锁了土著的舞蹈仪式。社会精英们认为这种滥情的狂欢会导致社会阶层的混乱是不必要的担心：正是这种狂欢的天性汇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洪流。
　　从远古的神灵崇拜到绵延至今的乡间庆收活动，从上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集会到如今以体育赛事为由的聚会，集体性的狂欢其实从来没有退出我们的生活，但它日益减少是因为这种身心无拘无束的彻底释放被所谓的“文明化”所压抑，作者以深切的乐观主义呼吁人类快乐天性的回归。
　　虽然追求快乐是人类的天性，但快乐的来源却不尽相同。英国历史学教授维克·格特里尔(Vic　Gatrell)以1770到1830年之间出版的两万多幅漫画为蓝本，在《欢笑中的城市》(City　of　Laughter，Walker&Company，2006.12.26)中勾勒出不同于简·奥斯汀笔下的雾都伦敦，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城市欢笑的理由。在漫画三巨头吉尔瑞、罗兰森、库克先柯组成的快乐三维空间里，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大的城市伦敦是我们从不知晓的自由、动感和无所顾忌，所有在奥斯汀时代被认为是私密的、羞耻的、不入流的行为在这个空间里坦露给全伦敦的人们来观看，来嘲笑，这些漫画是我们了解当时的伦敦人民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身边的世界的重要线索。富豪们的奢靡、政治家的腐败、时尚界的荒唐，这一切都为漫画艺术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感谢形同虚设的诽谤罪法令，漫画家们可以向任何人开火，没有什么事是神圣的，没有什么人是安全的，连皇室都逃脱不了被嘲弄的命运。这些漫画的风格，从总体上来说，是粗粝的、放纵的、淫秽的。人的本能活动，诸如放屁和撒尿，嫖客和妓女的寻欢作乐，人性的虚荣和势利，等等等等，都成为这些漫画的内容。
　　这些漫画中，半数是政治性题材，但显然，维克教授更关注另一半的内容：八卦、流行时尚、名利场、性关系，当然，这两半的内容时常重合，尤其是因为后来成为乔治四世的摄政王的性绯闻为伦敦人民提供了大量茶余饭后的笑料。当简·奥斯汀开始创作的时候，行为举止的中规中矩和幽默感的内敛已经占了上风，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这个阶层不同于皇室的娇纵放肆和蓝领阶层的粗俗鄙陋，伦敦进入了温文尔雅的时代。正如作者悲哀地总结的：是文明的言行扼杀了放屁的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