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董金鹏 2012年3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海证券、中诚信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2年第一季度)(总第21期)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与政策选择”。论坛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并邀请北京大学、社科院、发改委等部门著名专家学者就相关宏观经济问题发表评论。 
林岗:农村社会保障功德无量 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中国政府就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消费市场,但收效甚微,中国私人消费不不但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墨西哥、印尼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认为,扩大内需就是要改善民生,要调整收入分配,要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收入差距所减缓、减轻,使老百姓消除后顾之忧。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这意味着一方面不会有很强劲的内需,同时还会出现奢侈品部门的畸形发展。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78%,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市场。“自从合作医疗被取消之后农村就没有保障”,林岗教授说“农村社会保障这两年才建立起来,这对于中国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杨瑞龙:政府自我改革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代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介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2年第一季度)的主要内容。杨瑞龙教授认为全球目前已进入大调整期,国际消费市场疲软,国际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方式正在改变,沿着“高投资、低消费、高储蓄”路径创造的中国奇迹正面临着经济波动的脆弱性增加,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政策性空间正在逐步缩小等困境。报告认为在这种内外夹击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必须全面启动以扩展国内需求为核心的改革,以国内需求弥补外需回落,具体来说就是用家庭需求替代投资需求。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就改革谈改革,就分配谈分配,改革的重点不是调整重新界定收入结构,而是要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权力边界。报告同时提醒防止过度福利和过度刺激消费等一些理想主义的激进做法,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民间智慧。
辜胜阻:资本要从魔鬼变成真天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讲话时说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于城镇化。“我们城镇化已经超过50%,但我们50%背后还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半城镇化”,辜胜阻说“有人讲,我们真实的城镇化只有1/3,没有到50%。与中国经济水平一样国家的城镇化率60%,所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瓶颈,也是最大的潜力。”但仅有城市化还不够,拉丁美洲表明,巴西城镇化水平非常高,但还是陷在中等收入陷阱。城镇化需要工业化、现代化的支撑,巴西式的城镇化不是中国经济的新动力,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动力在于实体经济。“资本要从魔鬼变成天使,回到实体经济中”,辜胜阻说“银行是用来服务实体经济的,但现在银行的利润高的都不好意思讲了。” 
金碚:消费和投资的矛盾在中国已经持续了60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发表演讲,认为宏观经济学用来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概念和工具现在看起来并不十分有效。“宏观经济学很多概念现在已经很难分析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金碚教授说“我们统计的数据好像和我们现实中间差距很大。” 金碚教授认为消费和投资的关系是个老问题,在中国来讲是一个持续了差不多60年,但对于储蓄率达到什么水平算高经济学家之间没有共识。金碚教授认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些术语在国民经济统计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工业、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按照市场价值计算,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按照市场价值计算的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较高,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结果是服务业占很大的比例。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收入分配非常平均的社会中,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怎么样呢?金碚教授列举日本的例子,日本社会收入非常平均,社会保障体系也都非常健全,但是日本的储蓄率也一直很高。 张燕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办法还能走多远?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教授认为中国的投资与消费矛盾从2000以后持续恶化主要源于2000年以后为了应对两次危机,政府深度参与到经济建设中,但危机过后政府看得见的手没有撤出来,结果必然是2000年以来分配收入机制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在减速,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迷茫,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改革就必须思考面对“谁来承担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减速的改革调整和作为所带来的代价?”的问题。前三十年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路径尽管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也遗留下如特区寻租等一类问题。张教授认为未来中国应该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基于规则和法治的经济体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公民社会和宪政改革,而这正是总需求解决失衡背后的体制因素之根本。 
平新乔 :市场化是收入差距过大的替罪羊 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关系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市场经济会引起两个分化,要增加居民消费,要体现社会公平,就应该强调政府的作用,应该加强政府的干预,用这个方式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初次分配中劳动处于不利地位,缩小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些地区,200年前美国劳动的收入比重只有13、12%,现在劳动收入的比重65%、67%、69%,到现在的72% 。问题出在哪里?平新乔教授说“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流动,允许你没有背景,不是富二代、官二代这些人也有升迁的机会。经过几代人的流转,市场经济比较容易能够让一些新的要素,新的人才冒出来。从动态的角度说,市场经济是由绿色的分配走向相对公平。一个社会的变迁被阻断了,平民社会被中断了,被打断了。这种收入分配的僵化会严重阻碍一个社会分配走向合理的结构。” 
段亚林 :我赞成征遗产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段亚林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比较严重。07年联合国公布了各国的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仅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远高于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与卢旺达、乌干达、牙买加是一个水平。“初次分配要给老百姓同等的机会。二次分配中,要提高教育医疗,尤其像教育这一块”,段亚林说“实际上很多贫困的人口根本受不起教育,这会导致再过两三代人成为穷二代、农三代。”段亚林表示赞同对遗产征税,征收遗产税一方面是调节收入分配,另一方面也是讲资源从没有能力的官二代、富二代转向资源配置效率比较高的群体。 新华社、中国广播网、中国证券报、京华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新产经杂志等20余家社会媒体对论坛进行了采访和报道,新华网对论坛进行了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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