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世界大会这一世界主流经济学界五年一度的盛会上，MIT教授，Econometrica前任主编Glenn Ellison（此君刚拿到博士时就为著名的Fudenberg&Tirole的《博弈论》一书撰写了答案）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有界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这篇综述文章里谈道：这次世界大会恰逢西蒙1955年召唤使用有界理性行为主体取代理性经济人50周年，而明年则是Strotz1956年对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研究的开创性论文发表50周年纪念。能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elbert Simon开创有界理性相提并论，足见Robert Strotz在1956年论文的重要性。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纪念这篇论文发表50周年仍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判断伟大的开创性的论文，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它引发了此后多少研究者的兴趣，诱发了多少研究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Strotz1956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上的“动态效用最大化中的近视与不一致性”（Myopia and Inconsistency in Dynamic Utility Maximization）可以称之为一篇成功的，影响巨大的论文。至少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中的政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Kydland&Prescott,1977），和行为经济学中自我控制和时间偏好问题，都可以追朔源头到这篇文章。其影响力甚至还涉及哲学中间人类理性的研究（Elster, 1979）。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第一篇行为经济学理论文章。

确实，如果我们翻开如今常见于各种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的行为经济学论文和综述，我们会发现它们所最早引用的经济学理论文献，除了Adam Smith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外，近代以来就是Strotz的这篇关于时间不一致性论文。

什么叫时间不一致问题？一个古老而经典，所以不断被引用的例子是希腊神话中尤利西斯（奥德赛）的故事。曾经献出木马计的尤利西斯在征服特洛伊后十年的流浪中，曾经经过一个以妖女的歌声而驰名的海峡，在那里妖女在礁石上唱歌，诱惑往来的船只上的船员。她们的美妙歌声无法抵挡，闻者无不启船跳海死于波涛之中，而无人操纵的船只则撞在礁石上倾覆。智慧的尤利西斯了解到这一点后，在通过那片水域前用蜡堵上了所有船员的耳朵，同时要求他们把自己给绑在桅杆上，行驶途中无论自己如何哀求如何都不得放他下来。结果，在行驶途中尤利西斯听到了那美妙的歌声，威胁和恳求自己的船员放自己下来，但是船员什么都听不见，同时遵守了他的命令，安全通过了那片水域。在这个例子里面，通过海域前，理性的尤利西斯当然不愿意未来为了那美妙的歌声而丢掉性命，但是他也预期到当自己听到歌声时，自己是无论如何无法抵挡妖女的诱惑，一定会放弃自己当初的想法。因此，当他保持选择的自由的时候，他可能会不遵守事先自己安排好的最优的计划，即使未来所发生的情况和自己的预期相一致亦是如此。

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比如常说的“明日复明日”，总想着明天完成一项作业，但是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又想着拖到下一日，结果直到规定的最后期限将至时才匆匆忙忙赶作业，而这时完成作业对身体健康和作业质量都有不良影响。而且，事后还往往听见他们抱怨和后悔自己直到最后一刻才赶完作业，“要是早点做该多好！”。还有Strotz所提及的，看来明显没有达到最优水平的浪费和过度节俭行为。

Strotz的研究工具，在我们目前看来显得非常陈旧，他使用的甚至是变分法，一种早已落入故纸堆的动态优化方法。但是，他的研究方法却表明他抓住了研究对象的一个本质特征：在动态优化过程中，行为主体是在不同的消费计划中作选择。而在做出决策时，行为主体还必须考虑未来的自己能否在各种外部条件落入预期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原有的计划。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说，就是2010年和2011年之间的边际消费替代率，即使所有其他条件不变，也会因为行为主体是在2007年还是2009年做出决策而发生变化。用一个常进行的，也很符合众人直觉的实验来说，在今天获得100元和明天获得100.5元中选择，选择今天得到100元。但是，当面临在360天后获得100元和361天后获得100.5元中选择时，同样的人很可能选择361天后的100.5元。

在相信理性经济人的学者看来，这一理论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外部条件不变，偏好也假设不变，那么人的未来选择怎么与初始的计划不同？在他们看来，选择和计划不一致，或者是个伪命题，或者是因为经济学家所无法观察，但是行为主体切身感到的外部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所致。

这不是真的。排斥时间不一致现象意味着我们对生活中常说的“某某人自控力不够（意志力不足）”这些日常经验的视而不见，更意味着人们会随时保持选择的自由，而不会主动限制自己未来的行动权力——这和日常经验是明显相悖的。比如说，某些人意识到如果过了今天，自己将会不断地把作业拖到最后的截止日期，因此会立刻着手把作业做完，甚至不顾当日也许还有其他的工作，而不是把工作均匀地分散在不同时间内完成。当然，还有尤利西斯对未来的自己的行为的限制。

Strotz并没有很好地区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区别，因此，在他认为不变的时间偏好率，也就是按照指数来贴现是保证最优计划可以被未来的主体一致地执行的充分条件时，我们不清楚这个不变的时间偏好率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可以后天制定的，甚至如何保证时间偏好率是不变的也不可知。但是，他仍然敏锐地指出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保证计划的最优性和一致性的方式。比如说寻找他人来监督自己未来的行为，参加一些收益很低的储蓄计划，仅仅因为这种储蓄计划不允许提前支取，可以保证自己不会后来乱花钱。当然，这样的举措也会导致未来灵活性的丧失，也就是说，也许未来的客观形势并非完全如自己的预期，需要一些灵活性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一思想40年后经过Harvard大学教授David Laibson的复兴，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发扬光大，被普遍用来研究消费、储蓄、金融创新等一系列问题。